​古时候夜晚要关闭城门，有没有野外小路可以出城门

古时候夜晚要关闭城门，有没有野外小路可以出城门

说起古人夜里出城有没有小路这事儿，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先生，就是深有体会。

北宋熙宁年间，这位大才子曾担任知齐州 济南军州事，两年的父母官任上，他除了留下一堆好诗文，更办了一堆好事，除了整治了当地的恶霸，还平息了肆虐多年的水患，建起了当地的北水门，奠定了泉城接下来数百年的城市布局。

也正因如此，待到他受命调任襄阳时，齐州百姓竟然绝桥闭门阻止他离开。

无奈之下，这位父母官只能熬到深夜，才瞅机会撒腿开溜——身为父母官，都得从正门走，没小路。

之所以如此，就因对于古代的大城市来说，城门就几乎是唯一的对外出口。

在宋代以前，中国古代的城市建设管理，主要偏重于政治军事的考量，宋代年间起才越发偏重商业职能。

所以历朝历代但凡修建城池，都高度重视防护性。

比如明代时在原长安遗址建起的西安城墙，就高达12米，宽12到14米，底厚15到比唐代的旧城墙几乎大一截。

外围还有深两丈宽八尺长四千五百丈的护城河，明朝中叶以后，西安城墙又有糯米灰浆加固，清代时又再次整修，包砖深埋地下三米，形成层层防护。

虽说古代的城池，并非都是明清西安古城这般牢固，但其建造维护，基本都是同一个思路——就是用严密的城墙加护城河，将城池牢牢保护起来。

这种情况下，城门就是一座城池的交通出口，想找别的小路？武侠小说都很少这么写。

也正因如此，城门的管理，放在古代就是重中之重：比如唐初的长安城门，就严格遵循依鼓声启闭的原则。

长安城连接城门的六条主干道都设有街鼓，从长安城的外城城门到各坊的坊门，都是按照鼓声的次序开启，一丝一毫都不能错。

甚至守城的城门郎，连钥匙都不能拿，却是放在城门东郞下，由城门郎属官按时送来。

这样的严苛，也不止在大唐长安，更不止在唐朝。

以《墨子》的说法：昏，诸门亭皆闭之，晨见掌文，请钥开门。

一座城市的日出日落，基本就由城门的开闭来呈现。

为什么如此严苛？除了防御安全的考虑外，同样重要的原因，还有交通的考量：古代的城池并非孤立存在，重要的城池往往也是交通的枢纽。

就以唐代几座一线城市为例：以唐代洛阳为中心的交通干道，当时主要就有五座，向北可以通到黑龙江流域，向东可以到达山东半岛，向南可以到达扬州。

唐代的成都除了从陆路连接陕西关中，还可以从水路直通湖广荆州，正如杜甫所说：既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这样密集的交通网，带来的必然是大量人员与物资的流动。

在古代科技有限的条件下，也必须控制开城关城的时间，才能够做到有效管理。

特别是到了明清年间，以《酌中志》的记载，单是明朝的皇店，经运河就要输送来七万多只貂皮和三十万只羊。

而宋代的汴渠，每年也可以给汴京带来一百万斤炭和一千七百万斤木柴。

这么多的物资每天从城门里送进送出，也只有严格的开门关门，才可安全把控。

比如在曾巩连夜跑路的北宋年间，北宋都城汴京的南熏门外，每天晚上汇聚在此的猪肉贩子，人数就有上万。

每天送入汴京城的猪肉，都要在清晨的南熏门接受检验。

要是乱开门，汴京百姓可就吃不上放心肉了。

不过，和唐朝比起来，宋朝确实是个城市经济更发达的朝代。

在之前的唐朝，别说是城门，城市里的市门坊门到点就要关，闭门鼓敲过后还敢出来过夜生活的人，抓住就是笞二十。

到了北宋年间的汴京，中国的古代城市，也终于有了夜生活。

别看城门依然关着，但从御街的夜市到瓦市勾栏的表演，样样热闹无比。

连宋仁宗都来凑热闹，跑到瓦市看女相扑摔跤，惹得司马光等人一顿大骂。

而在这样关起来门来的热闹里，古代中国的城市经济，也一代代高速发展：北宋的汴京人口，高峰时突破百万，官营作坊的工匠就有近万人。

南宋都城临安的人口一度突破一百二十万，且杭城大街，买卖昼夜不绝。

这样的城市发展水平，放在当时世界上是什么级别？14世纪中叶时，米兰、佛罗伦萨等欧洲超级城市，人口不过五万人。

1469年的德国汉堡，首饰工匠只有12人，远远比不上宋朝的水平。

城市的发展和交通的便利，也在一次次开城关城间，加速着人口的流动和经济的发展。

比如明代时同样达到百分人口体量的北京城，在九门之外城市日益扩展，而且四方奇珍云集，全国的财货荟萃京城，大量外来人口聚集。

北京本地人口也大量外流。

以万历年间《宛署杂记》记载，当时北京周边的农民，大量外流务工，甚至两县编民无一二。

高速的流动背后，是古代中国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

这样的发展，也带来了古代中国另一个火热现象：大量市镇出现。

如果说这些城高池深的城池，属于古人主动建造。

那么那些城池周边的市镇，却是自然形成的产物：就以宋代为例，苏州杭州等东南城市的繁荣，也带动了新型市镇的出现，原本临时的集市，渐渐变成了繁华的小城镇。

比如北宋的杭州城外，只有七八个小市镇，南宋变临安后，大量市镇雨后春笋般出现，甚至可比外路一小小州郡。

明清年间的江南市镇，更是典型例子：明代起，中国的农村生产力大幅提高，农村剩余人口大量增加，同时随着海陆丝绸之路的勃兴，中国的铁器丝织品瓷器棉布卖火全世界，发达的手工业，催生了更多市镇的诞生——单是松江地区的华亭、青浦、上海三个县，名下在明代时，就增加了二十多个小镇。

湖州杭州等地，小市镇更是增加了百多个。

我们今天熟悉的，一个个商业发达的江南市镇，就是起于那时。

同样是发达的交通运输与经济流动，让很多小镇的规模，也是滚雪球般扩大。

典型就是著名的景德镇——明清时代的景德镇，虽然挂着镇的名号，但工匠人夫不下十万，且终岁烟火相望，凭着火热的瓷器贸易和周边大城市的繁荣经济，景德镇在鸦片战争前的发展速度也十分惊人，人口一度到达25万，与汉口、朱仙镇、佛山齐名，公认当时中国四大镇。

这样的繁华，就是在古代城门的开闭之间，默默到达高峰，繁华景象留下的遗迹，今天常在史册里叫人叹为观止，其背后深藏的，却是开放与流动，对于国民经济永远不过时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