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山时代：中国的五帝时代(也是中国的城邦时代)

龙山时代，对应我们古史中的五帝时代，即司马迁所写的《五帝本纪》；按照我国考古学的“古文化-古城-古国-王国-帝国”这一我国的文明发展阶段划分，则属于古国阶段；而如果与西亚和希腊文明史对比，则属于城邦时代。传统上，有不少人把西周称为中国的城邦时代，我是不同意的，因为西周已经有一个对各封国有相当大影响力的天子，与苏美尔、古希腊那种没有核心权力的城邦时代有本质的区别。

证明龙山时代就是城邦时代，实际也就证明了我国古代文明进程不落后于古埃及、苏美尔等其他古文明，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我曾在今日头条上发过一个名为《中国上古王年新考》的系列文章，给出了自尧舜到西周的年代框架，其中也包括了一篇名为《夏朝存在的四大铁证：五星聚合、尧典、喇家洪水和二里头等遗址》的文章，解决了夏朝是否存在的问题。虽然提问者对夏朝是否存在没有表示怀疑，但客观上夏朝的存在与否确实是有疑问的，所以不回答这个问题直接讨论夏朝之前是什么文明，那就是在耍流氓。

夏朝的起始年代，按照我的考证是前1953年-1518年。

在确定了夏朝确实存在之后，我们可以来探讨夏朝之前是什么文明。

一、五帝时代

从文献来看，目前记载这段历史最有权威性的是今文《尚书》和《史记-五帝本纪》（注意，一些初学者容易把《尚书》当伪书，但被证伪的只是古文《尚书》，而今文《尚书》大家公认是真的），另外大家对古本《竹书纪年》的认可度也比较高。《左传》等著作也有不少记载了这段历史。

1.如果按《史记-五帝本纪》的记载，那夏朝之前的这段历史可以称为“五帝时代”（在五帝时代之前一般认为还有一个三皇时代，但司马迁认为不可靠，所以没有写进《史记》，后来有唐朝人司马贞补写了《三皇本纪》，收了伏羲、女娲和神农三位皇者的事迹），主要是指黄帝、颛顼、帝喾和尧、舜五位先后延续的帝王。

2.今文《尚书》的历史比《史记》早，其中《尧典》记载了尧舜禹的事迹，这篇著作孔子应该是看到过的，所以《论语》谈到过尧舜禹，而从未提起比尧更早的人间帝王；《尧典》和《论语》都没提过，这是值得高度注意的。《尚书-吕刑》是一篇非常值得研究的文章，里面记载了皇帝（也有写作黄帝的）、蚩尤和禹的事迹，但皇帝和禹在这篇文章中实际更接近于神，所以我们还不能把他们当作后来已经转为人间帝王的黄帝和禹来对待。

古本《竹书纪年》已残缺，在夏代之前只记载了黄帝、颛顼和尧的事迹。今本《竹书纪年》则记载了黄帝、少昊、颛顼、帝喾、帝尧和帝舜等六位帝王的事迹。所以晋代出土的该书的原本是否已有五帝这种提法是需要存疑的。

3.《大戴礼记》所收《五帝德》和《帝系》可以作为今文《尚书》和《论语》的补充，《五帝德》完整记载了黄帝等五帝的事迹，也是司马迁《五帝本纪》内容的来源。但其成书显然比今文《尚书》和《论语》晚得多，很难说能代表孔子的观点。

无论大家怎么看孔子，他无疑都是我国第一位历史学家，也是我们看历史的第一个标杆，所以对孔子没提到黄帝这事，必须高度重视。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尧所在的遗址今天已基本可以确定下来，这就是陶寺遗址。也就是说，我们基本可以从考古上确认尧的存在。当然，你要说百分百确证，那的确还没有。但说实话，对于一个四千年前的遗址，你非要我们的考古工作者拿出百分百的证据，那不是蠢就是坏了。

也正因如此，我认为无论从文本还是考古，今文《尚书》、《论语》和考古都确证了尧的存在，所以，我们国家的信史，应该是从尧开始计算。而在尧之前，黄帝、颛顼和帝喾等，传说的成份比尧还是多了一点。

4.另外也有文献认为在夏朝之前有一个虞朝。《论语·泰伯》有：“唐虞之际，於斯为盛。”唐虞一般认为指的是尧和舜，但也与可能指的是陶唐氏和有虞氏。我们读《尧典》和《史记》，就会发现一件非常让人不可思议的事情，就是尧舜禹三位圣王都活了百岁以上。如果是一位活了百岁，还可以特例来对待，但三位都活到百岁或以上，这在平均寿命只有30岁左右的上古时代，那就肯定另有内幕。所以很多人猜想尧或舜可能是一个家族或部族几代人共用的帝号，类似凯撒，这不是没有道理的。目前在学术界公认为尧都的陶寺遗址就发现了六座大墓，似乎也为这一猜想提供了一个证据。我个人认为这很有可能就是六名都以尧为号的王者的墓。

《左传》等著作都曾“虞夏商周”并提，如《左传》庄公三十二年载周内史过曰：“国之将兴，明神降之，监其德也;将亡，神又降之，观其恶也。故有得神以兴，亦有以亡，虞、夏、商、周是也。”《左传》成公十三年载：“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诸秦。”《韩非子·显学》载：“虞夏二千余岁”。《礼记·祭义》：“昔者有虞氏贵德而尚齿，夏后氏贵爵而尚齿，殷人贵富而尚齿，周 人贵亲而尚齿，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遗年者。年之贵於天下，久矣，次乎事亲也。”孔颖达 疏：“未有遗年者，言 虞、夏、殷、周，虽是明盛之王也，未有遗弃其年者。《礼记·文王世子》：“虞、夏、商、周有师保”。

根据《国语》、《左传》等史料记载，可以列出有虞氏的世系有：幕、穷蝉、敬康、句芒、虫乔牛、瞽瞍、舜、商均、虞思、箕伯、直柄、虞遂、伯戏、虞阏父、胡公满等15个名号。所以有人认为，有虞氏的世系既可考定，则不能不承认有虞氏是一个朝代。

这种结论能否成立呢？我认为这种判定其实是不足为据的，因为写作《左传》的战国早期的古人对朝代的判定是很随意的，他们的判定很难拿到今天作为证据。而根据考古文化，我们知道在二里头文化之前的陶寺文化其实仍是一种地方性文化，其影响力不大，远不能称为一个王朝。王朝，用今天的“古文化–古城-古国-王国-帝国”的标准来衡量，起码要到王国阶段，合乎标准的是二里头文化；而与虞对应的陶寺文化只相当于古国阶段，是不能称为王朝的。陶寺那个时代，在考古学上是一个满天星斗的年代，还不合适把陶寺文化称为某朝。

其他古代文献和新出台的简帛资料也提到了很多上古帝王，这些上古帝王多半就是一些部族首领，但真要对这个时代进行命名，还是只能选得到认可的五帝。

尧王城

所以，我们只能说，夏朝之前是五帝时代，不过五帝生前可能是没有五帝称号的，就像春秋五霸也是后来大家总结出来的一样。五帝称号的来源应该来自战国时秦等国祭祀的五方上帝，被祭祀的五方上帝应该是：青帝、赤帝、白帝、黑帝和黄帝，他们对应太昊、炎帝、少昊、颛顼和黄帝。这五方上帝的名号在战国晚期被用在了人间帝王身上，大概率是后世追封的（《帝系》等就是这样的总结）。当然，五帝的名号虽然是追封的，但这些人是实际存在过的，而不是纯粹的神或传说中的人物。被挑出来的五帝是否同时，是独立一方还是有一定的继承关系，目前其实还无法给出答案。

不过大家可以注意，古本《竹书纪年》记载：黄帝到禹三十世。对一世究竟是20年、25年还是30年，目前其实还略有争议，如果我们按一般做法以《说文》为准，定为30年，那么就可以知道黄帝到禹有900年，就可知黄帝到禹之间肯定不止《史记》记载那么几位帝王。所以五帝实际可能只是某些王者共同使用的名号，或者是后代对其中几位杰出帝王追封的称号。如果不拘泥于说文，完全按统计规律（根据历史上帝王平均在位年数算），那么一世25年是个较为符合实际的数字。如此，黄帝时代大概在（前2650-2350年，取黄帝300年说法）。

也就是，五帝时代，是从公元前2650年-前1954年，大约700年。

当然，你如果把一世按30年计算也是可以的，如此，黄帝所在年代就是前2800-2500年，其中黄帝时代（前2800-2500年），尧时代（前2086-前1987年）。

那么，五帝时代，就是从公元前2800年-前1954年，大约850年。

二、龙山时代

从考古上看，夏朝对应的二里头文化是夏朝后期文化；而在此之前，有一个过渡时期，就是新砦期，此一时期对应的是后羿、寒浞代夏的时期；而在新砦期之前，是禹、启、太康和仲康生活的时期，按照我的考证，属于王湾三期后段。我个人的观点，夏朝是从公元前1953年开始的，这一年有五星聚合天象，《孝经钩命诀》载:“禹时五星累累如贯珠,炳炳若连璧。”此时的典型遗址是禹州瓦店，我认为就是禹所居的阳城。（所以，如果按我的夏商周年代框架，则夏朝是完全在龙山时代之外的，其消亡时间在二里头四期之后。而按夏商周断代工程给出的时间，则龙山文化存在的时间延续到了夏朝。）

当然，我们这里重点要谈的不是王湾三期后段文化，而是它之前的龙山时代。在龙山时代，大家会发现一个现象，就是城址增多了。古代的一座城与其周边聚落合起来就相当于一国，所以这时期是有不少古国的，个人认为比较有代表性的有：良渚、庙底沟二期文化、两城镇、石家河、石峁、陶寺和宝墩等。这还是我们今天通过考古发现的，而没发现的或已经被毁掉的肯定还有，而且不少。

龙山城子崖

龙山时代这个名字来自龙山文化，龙山文化最先被发现的就是城子崖遗址。

对于城子崖遗址，我们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它体现的山东龙山文化时期的聚落结构。被分为六组的聚落群中，著名的城子崖聚落群的中心聚落是面积为20多万平方米、人口约1万人左右的城子崖龙山城(东西445米×南北540米)，周围有黄桑院聚落遗址等面积约3至6万平方米的二级聚落7处(人口总计约1万数千人)，在二级聚落周围则分布着30多处小聚落(面积数千至2万平方米，人口总计约1万数千人)(参见图1)。另外，教场铺聚落群(25千米×45千米)是以面积约40万平方米的教场铺龙山城为中心聚落，周围有尚庄聚落遗址(4万平方米)等4处二级聚落，在二级聚落周围分布着3O余处的小聚落(参见图2)。

城址是良渚古城遗址的核心，北、西、南三面被天目山余脉围合，位居三山之中。长命港、钟家港等古河道逶迤穿过这片城址，与城址内外星罗棋布、纵横交错的河流湖泊，共同形成了山环水抱的选址特征，并将城址划分出若干不同的功能区块。

城址空间布局呈向心式三重结构，自内而外由宫殿区、内城与外城三组人工营造的遗存组成。

良渚文化分布的空间范围非常广阔，包括长江下游太湖流域36500平方千米的区域面积。

石家河文化

石家河文化主要分布在长江中游地区，绝对年代约在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2100年，对应龙山前期。关于石家河文化的分布范围，张绪球先生在《石家河文化的分期分布和类型》一文中做了较为详细的研究，认为石家河文化北至南阳盆地南侧，东北以桐柏山、大别山为界，东至湖北黄冈、鄂州、大冶一带，南至洞庭湖北岸和西岸，东南以幕阜山、九宫山为界，西部可抵西陵峡西部。

石家河文化已发现的有20多处城址，包括湖北天门石家河与龙嘴城、公安陶家湖与鸡鸣城、孝感叶家庙、沙洋城河、荆门马家垸、江陵阴湘城、应城门板湾、石首走马岭以及湖南澧县鸡叫城和城头山等，基本都是屈家岭文化时期始建。对大洪山南麓以石家河为中心的区域进行系统调查的结果，发现在约150平方千米的区域内集中分布63处石家河文化遗址。其中最大的石家河城面积达120万平方米，加上城外环壕及人工堆筑的土岗则有200万平方米以上，城内有宫殿区、墓葬区、祭祀区等不同功能规划,还可能有过铜器冶铸手工业，地位很是特殊;周围城址大则60多万平方米，小则几万平方米，加上一般聚落，组成多个层次的聚落体系，社会发展阶段当与王湾三期文化近似。

石家河城内外的印信台、邓家湾、肖家屋脊等处，发现多处套尊、倒立尊、扣碗等构成的祭祀遗迹，

三房湾所出红陶杯、红陶塑则数以万计，宗教色彩十分浓厚。其较大墓葬墓室并不讲究，缺乏珍贵随葬品，却整齐摆放大量具有储藏功能的实用高领罐,其财富储藏或者“炫富”色彩浓厚，体现出“重富轻贵”的丧葬传统。总体呈现的文明演进模式，可称“东方模式”之“江汉亚模式”。

截止目前，已发现的石家河文化遗址达500 余处，经过正式发掘和试掘的遗址近40 处，发现了大规模的石家河遗址群，内有大量的墓葬区、宗教祭祀区、大型手工业作坊建筑遗址和城址等。这些遗址文化堆积丰富，出土遗物数量众多，主要有陶器、石器、玉器等，其中以造型独特，内涵丰富的玉器最为引人注目。

陶寺遗址

陶寺遗址位于汾河以东，塔儿山西麓，山西襄汾县城东北约15华里许的陶寺村以南。遗址包括中梁村的全部、东坡沟村的西北部、李庄村的东南部地区。遗址东西约2公里，南北约1.5公里，总面积在三百万平方米以上。其地理位置与史载“尧都平阳”的地望相合，其早期遗存的年代经碳十四测定为公元前2200——2400年之间。陶寺遗址经过近三十年的考古发掘，不仅发现了陶寺文化的大型墓地、分级墓葬以及各种礼乐重器、铜器、有文字陶器等大批珍贵文物，而且于2002年冬，在发现中期城址的基础上，又发现了早期小城。2003年在陶寺中期小城内墓地以南、中期大城中心点以东625、以南622米的地方，又发现了一座大型建筑基址——古观象台基址，为进一步揭开陶寺遗址的深秘面纱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陶寺中期城址：大城平面为圆角长方形，东西长约1800米，南北宽约1500米，面积约270万平方米。小城面积约10万平方米。中期城址总面积约280万平方米。古观象台基址面积约1400平方米。

早期小城：“南北长约1000米，东西宽约560米，面积56万平方米。”贵族居住区设置在小城的南部，紧靠南墙Q9、Q11、Q10和西墙南段Q8，大致分为东、西两个小区。下层贵族居西区，上层贵族居东区，东区即“宫殿区”。据发掘者报告：“西区位于早期小城的南部，Q8以北，Q9和大南沟西岸以西，总面积在1.6万平方米左右。已探出面积较大的夯土建筑多座，IT2017解剖的房子基坑长方形，总面积为300平方米。中央是两间并列的半地穴式圆角方形房子F9—F11，可能是一套双连间的房子，边长各5米，两间室内总面积约50平方米。房子门道可能向东南，时代为陶寺文化早期。其周围灰坑里浮选出大米，说明西区的居民也不是普通的平民，而更有可能是下层贵族。”“东区为宫殿区，位于早期小城的东南部、下层贵族居住区以东，总面积约6.7万平方米。但实际上宫殿区的核心建筑区主要设置在该区的西半部，即早期小城的中南部，约5万平方米。宫殿区的东半部靠近Q4的地带无建筑以及建筑垃圾，却有相对集中的灰坑，可能是生活垃圾区，面积约1.7万平方米。IT5026、IT5126所解剖的壕沟里堆积的大量建筑垃圾中，出土了三大块篦点戳印纹白灰墙皮和一大块带蓝彩的白灰墙皮”。说明小城内当年不仅有宏伟的宫殿，而且宫殿建筑的墙壁曾有彩绘。可见，宫殿主人的身份与地位。

古观象台基址：编号ⅡFJT1，发掘者称其为：“陶寺城址祭祀区大型建筑”。该建筑形状为大半圆形，面积约1400平方米。原有三层台阶，现仅存基础。第一层台基基础的第一道夯土墙，也即最外侧夯土墙，其外缘距圆心25米。第二层台基基础的第二道夯土墙，距台基圆心半径22米。第三层台基基础的第三道夯土墙，距圆心半径12.25米。在第三道夯土墙与生土台芯之间，筑有一道夯土柱，揭露部分共计11个，自北向南排列成圆弧状，编号为D1—D11 ，距圆心半径10.5米。夯土柱全部用夹杂料礓快的褐色花夯土筑成，质地坚硬，D11密度为每立方米1.6吨。D11西边D12和D13拼接为一体成一道墙。夯土柱平面以长方形为多，长度多为1.3米左右，宽度多在1米左右。夯土柱D1—D11之间有10到缝隙，缝宽多在0.2米。各缝之间缝中线夹角为6.5、7、7.5、8度，其中以7.5度为最多。台基圆心，经GDP 定点测量，确定为：北纬35°52′55.8″，东经111°29′55.1″，海拔572米。其中东3、东4、东6—东10号缝所对应的崇峰（俗称塔尔山）上的山头，其在夹缝中的观测点皆交汇在台基圆心点。东5号缝正对崇峰主峰塔尔山（海拔1491.6米）。

王湾三期文化

王湾三期文化主要分布在河南中西部地区，绝对年代约在公元前2400年至公元前1750年；可以分为前后两大期，对应龙山前期和后期，大约以公元前2100年为界。前后期之间，在文化范围和对外关系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

王湾三期文化前期主要局限在豫中地区，代表性文化遗存见于郾城郝家台、上蔡十里铺、郑州站马屯、汝州北刘等遗址，在郝家台遗址还发现3万多平方米的夯土城垣。此时，在郑州一汝州以北的豫西北，依然是庙底沟二期类型末段的地盘；在许昌一潔河以东的豫东皖北，分布着造律台文化前期遗存;在西平一上蔡以南的豫南、江汉地区，则为强大的石家河文化。王湾三期文化前期的分布范围大约不过2万平方千米，大约和现在河南省一个地市级行政单位的面积相当。

禹州瓦店

王湾三期文化后期已经扩展至除豫东以外的河南省大部地区，还延伸到豫西、晋西南、鄂北、鄂西地区。甚至江汉平原的所谓后石家河文化或肖家屋脊文化，由于和王湾三期文化很接近，也可视为其地方变体。这样算来，包括肖家屋脊文化在内的广义王湾三期文化后期的分布范围，就有大约20多万平方千米，十倍于前期，大于现在河南或者湖北一省的面积。王湾三期文化后期主要就是前期基础上的发展，其典型器类几乎均为承继前期而来，只是在器形、纹饰方面发生了一些变化，还形成了较为明显的地方性差异，可以划分为嵩山以南汝颍区的煤山类型、嵩山以北郑洛区的王湾类型、豫西晋西南黄河沿岸的三里桥类型、豫东南的杨庄类型、豫西南鄂西北地区的下王岗类型、鄂西峡江地区的石板巷子类型等。

小结：

龙山时代无疑已经是一个以城市为中心的高度发达的社会，在考古学上就是古国时代；但它还称不上王朝时代，例如尧虽然在我国古史中被称为天子，但陶寺文化覆盖的范围就称不上是广域文明，其实际控制范围较小。但陶寺文化、石家河文化、良渚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等总体上构成了多源一体的文化中国。

三、龙山时代——中国的城邦时代

城邦一词源于希腊文（古希腊语：πολις，英语：Polis）， 有三种含意：一城市；二国家；三公民公社。在古代希腊人的想法中， 一般是把三者结合为一个概念——“城市国家” ，亦即发展的观点看，城邦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从它产生的那天起，作为其统治中心的城市就有各种各样的形式。城市不仅有大小的区别，也有繁荣程度的不同。有的以工商业贸易为中心， 有的则不然。然而有一点则是共同的，那就是这个城市必定是该国国家机构、政治集会宗教事物以及其它公共活动的中心，是国家管理机构和神庙所在地，这是标志性的东西。以这样的城市为中心的国家无疑就是城邦。由这一点而论，我们认为是不能够仅仅以工商业贸易为中心的城市的标准来套古代城市的，这样就会使城邦失去普遍意义，从而陷于偏狭。

城邦是直接从原始社会脱胎而来的一种最早的国家形式，这种国家的政体就必然带有它脱胎而来的那个社会的管理机关的残余和外壳。正如恩格斯指出的“最早的国家机关是靠部分地改造氏族制的机关，部分地用设置新机关来排挤掉氏族制的旧机关而建立起来的“。

当然，城邦一词虽源自古希腊，但从文明进程来看，zai目前的主流观点中，苏美尔城邦才是最原始的国家， 也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国家；而以我的个人观点来看，城邦在我国出现的时间也不晚于苏美尔，例如良渚文明。

城邦一般明显地带有军事民主制的痕迹和残余。军事民主制的机构到这时发展为国家的政治机构，即从军事首领演化来的城邦首领；从氏族长老会演化来的贵族会议；从氏族部落成员参加的民众会议演化来的公民男子战士会议，也称人民大会。这三个机构的力量对比对城邦的政权组织形式具有决定意义。

苏美尔初史时期是奴隶制城邦产生的历史时期。城邦首领称为“ 恩” 。在苏美尔语中， “恩”的原意是成功的经济事物管理者。我们由此推断，在城邦经济事物管理中，恩起着重要作用；后来，有了“ 首领” 和“统治者” 的意思。城邦首领的职能有领导城邦祭祀、主管神庙、水利等工程建设，掌管神庙经济、统帅军队作战等。

恩在生前握有国家大权，死后又有大量陪葬，甚至伴有大批人殉。然而，事实上池还不是东方国家的专制君主，只是城邦首领，他的权力受到贵族会议的限制。苏美尔神话中关于洪水的传说向我们证明了这一点，其中强调“ 神要毁灭人类，降下洪水，是通过众神会议做出决定的。”不仅如此, “众神会议” 可以视为城邦人民大会还可以选举王，也可以剥夺王权，反映了苏美尔城邦首领的权力是受到贵族会议限制的事实。这种由众神大会推举或罢免王的神话传说，可以看作现实生活中人民大会选举城邦首领制度的生动反映。关于这一点，可以从《苏美尔王表》中得到证实。

综合上述种种记述，我们很同意这样的意见，这是一种军事民主制的残余， 这种制度在早期历史时期一直存在。

苏美尔城邦的人民大会和贵族会议合称为人民组织。有的学者认为，乌鲁克的贵族会议成员原是大家族的家长，人民大会由武装男性公民古鲁什组成。他们是城邦全权公民、农民兼战士。

关于人民大会的作用, 往往是研究城邦性质的重要一环。我们上文已经提到人民大会有选举和罢免“ 王” 的权利，此外，人民大会也可以决定战争与和平。史诗《吉尔伽美什和阿伽》中就记述了这样的内容：基什国国王阿伽遣使向乌鲁克有所要求（约公元前27世纪），乌鲁克王吉尔伽美什先召开城邦贵族会议，表示要拒绝基什的要求，进行抵抗。贵族会议反对他的主张。他又召开城邦公民会议，他的主张得到了支持。于是乌鲁克决定对基什抵抗。

龙山时代，可以认为是中国的城邦时代，它对应的就是我们文献记载的五帝时代。这个时代的中国文明，它在某种程度上相当于苏美尔和希腊的城邦时代。

西方学者及国内学者普遍认为中国到秦始皇才完成真正的统一，西周才是中国的城邦时代（如杜正胜《周代城邦》）。我个人是不同意这一观点的，我认为中国至少到西周时期已经完成大体的统一了。西周时期的周王对诸侯是有生杀大权的，那时候的大臣虽有封地，但主要人物还是呆在京城协助周王处理国事的；如果西周没有统一，你就无法理解周昭王为什么会南征江汉、周夷王怎么有权力烹杀齐哀公而齐国没有起来造反。

西方很多汉学家的汉语水平是比较差的，他们很少读当代中国学者的著作，对新的考古成果也不重视，仍把《古史辩》当成真理，对中国古史的认识也就仍停留在那个时代。

说龙山时代已经相当于苏美尔和希腊的城邦时代，我们可以提出的一个证据是，我们的良渚等古国已经进入以农业生产为主要食物来源的时代，在尧舜时代我们的人口可能已经有1000万了，有人估计是1300万。禹举行涂山之会时，有记载称有万国，以一国有1000人口算，就是人口有1000万了。当然我这里是简单估算，在一些人口学著作和《夏商社会生活史》等著作中，有根据具体的城邦面积和坟墓数量等来估算单位面积人口的，那些更专业一些，但大体数据如此。

从人口来判定，说中国龙山时代已经进入文明时代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你扯什么城市、礼仪建筑、青铜和文字，都很难说是合适的，比如我这里就是没有金属矿，但我的社会文明程度已经发展到很高水平了，你凭什么说我没有进入文明时代？比较典型的如印加帝国和蒙古初期就是没有文字的，你能说他们没能进入文明时代？

被公认为进入文明时代最早的苏美尔城邦的总人口不好估算，我们估算一下希腊城邦时代的人口：

公元前431年，雅典城邦总人口39万，其中男女奴隶就占了25万。男性公民4万左右。马拉松战争时尚未崛起的雅典，出动了一万步兵。西薛斯入侵时，22个城邦组成的希腊联军拥兵12万。亚历山大东征带了5万的军队。

按照军队与人口一般1：10的比例估算，则希腊在希波战争时的人口数量大约在120万左右，这与我们尧舜时代的人口是相去甚远的，所以，说我国的龙山时代已经相当于苏美尔和希腊城邦时代的文明水平是没问题的。当然，由于希腊是后发文明，它继承了古埃及和波斯等文明的很多文化，它实际文明水平比我们的龙山时代高是可以肯定的，但这不是本质的区别，双方所处的社会阶段是一样的。现代人类学实际上已经摒弃了把各国各民族分为文明和野蛮之类的分法，各民族都有自己的发展路径，没必要去分一个高下。

我们再以前面讨论的苏美尔和古希腊城邦都具有的三要素来证明一下：城邦首领；从氏族长老会演化来的贵族会议；公民男子战士会议，也称人民大会。

前面说过，今文《尚书》记载的尧舜时代可以算是我国信史的开始，我们就以《尧典》为资料来加以说明。

毫无疑问，城邦首领，良渚文化和陶寺文化都有了，良渚文化出土了大量的代表王权的钺，而陶寺文化则有不同于普通人的六座大墓。文献中，尧舜禹就是城邦首领。

贵族会议，在尧选拔继承人时明显体现出来了：

尧帝说：“四方诸侯之长，我在位七十年，你们谁能顺应天命，取代我的帝位？”

四方诸侯之长说：“我们德行鄙陋，不配取代帝位。”

尧帝说：“可以明察贵戚中的贤良，也可以推举地位卑微的贤良嘛。”

众人提议说：“在下面有一个穷困的平民百姓，名叫虞舜。”

尧帝说：“是的，我也曾经听说过，这个人怎么样呢？”

四方诸侯之长回答说：“他是乐官瞽瞍的儿子。他的父亲心术不正派，后母说话不忠诚，弟弟傲慢不友好，而舜能同他们和谐相处。他以孝行美德感化他们，又加强自身修养，不流于邪恶。”

尧帝说：“让我试试吧！我要把两个女儿嫁给舜，从我两个女儿那里观察舜的德行。”于是命令两个女儿下到妫水的转弯处，嫁给虞舜。

尧帝说：“严肃谨慎的处理政务吧！”

至于公民男子战士会议，我们从今文《尚书》中启发动战争和盘庚迁都都要发表讲话以获得民众支持，就可以知道其残余。当然，在夏朝之前，我们找不到直接的文献，但可以看到影子。

一是《尧典》这句“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其中提到九族，这显然不是后世的九族，而是指九个氏族，显然，这里说的是尧跟九个氏族的百姓关系处理得非常好。尧当然没有时间去跟每一个百姓搞好关系，他必须采取一定的形式或通过一定的途径去跟百姓搞好关系，这个形式或途径可能就是我们古史的公民大会。

尧舜时期的皋陶也提出了：“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

这都说明民众的意见在当时对于首领有很大影响，这就说明民众有公开发表意见的地方，结合后世启和盘庚等人的讲话，我们可以合理推测，我国在尧舜时代也是有公民大会的，至于叫不叫这个名字，当然不重要。

说当时有公民大会，另一个根据是当时经常有战争的，而有战争，战士在一个社会的地位肯定就高：

良渚文化之所以衰败，除了气候原因外，就与其强盛后开始向外的扩张有关，其与周边文化发生了持续的冲突，最终导致其走向衰亡。林华东认为，良渚文化衰落的主要原因是其与海岱地区的大汶口—龙山文化发生了频繁而持久的战争，良渚墓葬普遍以石钺、石镞随葬便是当时崇尚武力的写照，正因为战争导致良渚中期以后便一蹶不振，直至最终衰落。

丁品对良渚北征现象作了详细探讨以后认为，距今4500年左右良渚文化的北征以失败告终，由此导致良渚文化的社会结构、政治体制发生巨变，统一的古国四分五裂。

宋健根据文化因素的比较，认为环境变迁是良渚文化发生衰变的自然动因，但这种打击并不是毁灭性的。他更强调宗教的冲突和战争的失利对良渚文化的影响，并提出良渚文化走向衰落时期外来文化进入环太湖地区，最终在不断地异族入侵中，全部融合到其他文化中。

吴汝祚对仰韶—中原龙山文化、大汶口—山东龙山文化、屈家岭—石家河文化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后认为，由于中原地区与周边文化交流密切，使得中原地区成为文明的中心，并始终保持了强劲的发展势头，而相对保守的良渚文化在一系列冲击下遭到严重摧残，最终无法抵御中原强大的经济实力与文化压力，只能加速走向衰亡。

韩建业就认为石家河文化的衰败与”禹征三苗“有关：

在公元前2100年前后，王湾三期文化和石家河文化之间发生了戏剧性的巨大变化，王湾三期文化在短时间内大规模南下，造成方圆千里的石家河文化的覆亡，城垣被毁，特殊的宗教祭祀物品基本不见。这样的剧烈变化，绝不可能是一般性的文化交流、贸易等可以解释，只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中原和江汉之间大规模的激烈战争所致，可能正好对应先秦文献所载的“禹征三苗”事件。

“禹征三苗”事件以《墨子·非攻（下）》的记载最为详尽：“昔者三苗大乱，天命殛之。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龙生于庙，犬哭乎市，夏冰，地坼及泉，五谷变化，民乃大振。高阳乃命玄宫，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四电诱祗，有神人面鸟身，若瑾以侍。搤矢有苗之祥，苗师大乱，后乃遂几。禹既已克有三苗，焉磨为山川，别物上下，卿制大极，而神民不违，天下乃静。则此禹之所以征有苗也”。似乎是禹乘三苗发生天灾内乱之际突然入侵，导致三苗惨败。其他先秦文献也有类似记载。如古本《竹书记年》：“三苗将亡，天雨血，夏有冰，地坼及泉，青龙生于庙，日夜出，昼日不出。”

”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既然当时已有“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之观念，大禹能不通过公民大会去倾听一下战士的声音？

结论：

从考古角度看，在夏朝之前，中国处于龙山时代，其文明程度与苏美尔城邦和希腊城邦时代相当。中国古代的文明进程早于古希腊，与苏美尔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