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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躬耕于南阳＂的历史都有哪些记载？

2025-10-21 07:13 来源：云缪生活点击：

诸葛亮"躬耕于南阳"的历史都有哪些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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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诸葛亮本人作为历史当事人主证的历史记载:

诸葛武侯在《前出师表》中自述：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

《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载：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亮)遭汉末扰乱，随叔父避乱荆州，躬耕于野，不求闻达。

《诸葛亮集·文集·黄陵庙记》载：“仆躬耕南阳之亩，遂蒙刘氏顾草庐......”

诸葛亮于《草庐对》曰:"荆州北拒汉沔"。两汉时南郡北界汉水，襄阳归属南郡居其北界，南阳自秦置以来居汉水以北。

诸葛亮又《后出师表》说:操"困于南阳……"，这是诸葛亮关于曹操攻打张绣的宛城之战，对于其战事态势的描绘。

以上是历史当事人主证对于"南阳"的认定。

南阳，可以代指南阳郡，也可以代指郡治宛城、宛县，这是语词使用习惯，与语词应用环境息息相关。

二、南阳可以代称宛城的历史记载:

案(一):关于南阳代指郡治宛城的记载，《后汉书》也有很多。其中，《后汉书·天文志》记载：“（延光）四年（125年）三月丁卯，安帝巡狩，从南阳还，道寝疾，至叶，崩。”这里边的“从南阳还”的南阳毫无疑问是指南阳郡治宛城。因为同一事件在《后汉书》孝安帝纪中记载：“三月戊午朔，日有食之。庚申，幸宛，帝不豫……乙丑，自宛还。丁卯，幸叶，帝崩于乘舆，年三十二。”

同一事件在《资治通鉴》卷五十一记载为：孝安皇帝下：延光四年（乙丑、一二五）春，二月，乙亥，下邳惠王衍薨。甲辰，车驾南巡。三月，戊午期，日有食之。庚申，帝至宛，不豫。〔宛，於元翻。书金滕：主有疾，弗豫。孔安国注曰：不悅豫。〕乙丑，帝发自宛；丁卯，至叶，崩于乘舆〔叶，式涉翻。乘，绳证翻。〕年三十二。

汉安帝刘祜（94年－125年 4月30日），汉章帝刘炟之孙，清河孝王刘庆之子，东汉第六位皇帝，在位19年。延光四年（125年），汉安帝携同阎皇后和贵戚南下游玩，三月庚申，行抵宛城，忽然得病，身体时冷时热，病势沉重，只好下令回京。到达叶县（今河南省叶县南）时已呈弥留状态。他想嘱咐后事，已经说不出话来，只能睁眼盯视着皇后，慢慢死于车中，终年三十二岁。皇后不敢对外宣布安帝驾崩的消息，所在上食、问起居与往常一样。庚午日回到宫中。辛未晚上才发丧。当年葬于恭陵，庙号恭宗，谥号孝安皇帝。

这些记载清楚表明，安帝南巡到达宛城时得了重病，于是只好“从南阳还”，也就是同书说的“自宛还”，和《资治通鉴》说的“帝发自宛”，到叶县是安帝不治身亡。安帝返程的出发地“南阳”毫无疑问就是宛城。另外，叶县也属于南阳郡，《后汉书》把南阳和叶并列，表明在这里南阳不是南阳郡，而毫无疑问是代指郡治宛县的。

另外，《资治通鉴》卷四十二还有光武帝刘秀“幸南阳”的记载：

（建武）十一年（乙未、三五）春，三月，己酉，（光武）帝幸南阳，〔考异曰：帝纪：「己酉，幸南阳，庚午，车驾还宮。」上有「二月己卯」。袁紀：「三月己酉，幸南阳。」以长历考之，二月壬申朔，己卯八日也。己酉、庚午，皆在三月。盖帝纪「己酉」上脫「三月」字。今從袁纪。〕还幸章陵；庚午，车驾还宮。

《资治通鉴》清楚表明，光武帝“幸南阳”的同时还“幸章陵”。时章陵为南阳郡属县，非章陵郡。司马光将“南阳”与“章陵”并列，是指这是两个地方，所以，这个光武帝的“幸南阳”毫无疑问也是代指郡治宛县。

案(二):孙坚“比至南阳”也是在宛城即南阳城。

《孙坚传》记载，初平元年（190年），袁绍组织讨董（卓）联军，荆州刺史王睿与长沙太守孙坚皆起兵参与。由于王睿并不急于北上，反而南下欲清除与己素有积怨的武陵太守曹寅，不料被曹寅与孙坚合兵所杀。而后孙坚率荆州兵北上，到南阳时已聚众数万人，声势颇大。《孙坚传》载：“（孙坚）比至南阳，众数万人。南阳太守张咨闻军至，晏然自若。坚以牛酒礼咨，咨明日亦答诣坚。酒酣，长沙主簿入白坚：‘前移南阳，而道路不治，军资不具，请收主簿推问意故。’咨大惧欲去，兵陈四周不得出。有顷，主簿复入白坚：‘南阳太守稽停义兵，使贼不时讨，请收出案军法从事。’便牵咨于军门斩之。郡中震栗无法不获。”

其后裴注引《吴历》曰：“初坚至南阳，咨不给军粮，又不肯见坚。坚欲进兵，恐有后患，乃诈得急疾，举军震惶，迎呼巫医，祷祀山川。遣所亲人说咨，言病困，欲以兵付咨。咨闻之，心利其兵，即以步骑五六百人诣营省坚，坚卧与相见。无何，卒然而起，按剑骂咨，遂执斩之。”

对此事，《三国志》本传与裴注引《吴历》略有不同，但大体如此。从两书看，“咨明日亦答诣坚”和“即以步骑五六百人诣营省坚”的记载来看，孙坚的兵营即孙坚诛张咨的地点，应在郡治宛县城外很近的地方，“诣”就是见面。如果这个“南阳”是指南阳郡，则孙坚“比至南阳”就是刚到郡界，也就是在樊城一带，这么远的距离，怎么能“以牛酒礼咨，咨明日亦答诣坚”？怎么能“即以步骑五六百人诣营省坚”？所以，这个“南阳”一定是指宛城及附近一带，随后，孙坚杀张咨夺取宛城，与袁术会合，这样，袁术才能“得据其郡”，控制了整个南阳郡。

这个史料证明，孙坚比至的这个南阳，毫无疑问指的就是南阳太守张咨所在的郡治宛城。

案(三):《三国志-贾诩传》有“张绣在南阳”的记载，习凿齿的《汉晋春秋》收录的诸葛亮《后出师表》也有曹操“困于南阳”的记载，这两个“南阳”所指的都是一个历史事件，即曹操与张绣的“宛城之战”。

《三国志-贾诩传》记载“张绣在南阳，诩阴结绣，绣遣人迎诩”之句。

《张绣传》曰：“绣领其众，屯宛，与刘表合。太祖南征，军淯水，绣等举众降，太祖纳济妻，绣恨之。……绣掩袭太祖。太祖军败，二子没。”

《武帝纪第一》曰：“二年春正月，公到宛。张绣降，既而悔之，复反。公与战，军败，为流矢所中，长子昂、弟子安民遇害。”

《荀彧传》有：“太祖方东忧吕布，南拒张绣，而绣败太祖军于宛。”

《于禁传》也有“从至宛，降张绣。绣复叛……复攻张绣于穰。”

《三国志—魏书—武帝记》:“（建安）二年春正月，公到宛。张绣降，既而悔之，复反。公与战，军败，为流矢所中，长子昂、弟子安民遇害....绣奔穰，与刘表合。公之自舞阴还也，南阳、章陵诸县复叛为绣”。张绣驻防宛城，绣亦不是南阳郡守和章陵郡守，这里的"南阳"当然指宛县和章陵县两地，而不是整个南阳郡与章陵郡二郡及其诸县。

另外，诸葛亮在《后出师表》中写到的曹操“困于南阳”也是同指这一事件。即建安二年曹操与张绣的“宛城之战”。“张绣在南阳”和“困于南阳”的“南阳”在这里就是指宛城或者宛县一带是没有疑义的历史共识。

对这个问题，毛泽东主席在《中原我军占领南阳》一文中也说过：“在人民解放军伟大的胜利的攻势下，南阳守敌王凌云于四日下午弃城南逃，我军当即占领南阳。南阳为古宛县，三国时曹操与张绣曾于此城发生争夺战。”可见，从诸葛亮到毛主席在“张绣在南阳”即是宛城这个问题上，认识“始终是一致的”。

案(四):《后汉书·志第十天文上》：“俱攻破南阳,斩莽前队大夫甄阜……四年六月,汉兵起南阳,至昆阳。”《水经注》说：“王莽更名，郡曰前队，县曰南阳。”所以，这里的“南阳”就是宛县，“前队大夫”就是南阳郡守。而后文的昆阳是南阳郡的属县，故此中之“南阳”不可能指南阳郡，应该也是指宛城。

案（五）《后汉书-郡国四》:"南阳郡，秦置。雒阳南七百里。"

"南阳郡"，距雒（洛）阳南七百里。因为宛、洛山水相连，我们只能把"七百里"理解为南阳郡治与洛阳城之间的距离，故此处"南阳郡"代称宛城。

从以上史料总结:南阳，在语词环境应用习惯上不仅可以代称南阳郡，也可以在语词使用习惯上代称宛城、宛县。自宛邑置名南阳，可以追溯史源到秦昭王27年，这是一个城市的历史传承。而东汉第一大郡南阳郡辖37县，能以"南阳"自名的县治只有南阳郡治宛县、宛城。

三、史著文献对东汉南阳郡、三国南阳郡的边界认定，史学家习凿齿、司马光佐证东汉南阳郡边界认定。

襄阳先人习凿齿本人说"襄阳有孔明故宅"，故宅属于襄阳辖治而不是南阳邓县。

司马光曰:"（建安）初，琅琊诸葛亮寓居襄阳隆中"，"隆中"有寓居属于襄阳辖治而不是南阳邓县。

那么，居于汉水以南的"号曰隆中"是否归属时南阳邓县？那么我们从下面分析三国时南阳郡的历史变迁，以便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首先了解陈寿对于诸葛亮自述"躬耕于南阳"，是怎么补充的呢？

"玄卒（公元197年），亮躬耕陇亩"，又说"躬耕于野"。这个南阳对于陈寿来说，他当然知道它在什么地方，这个南阳有"陇亩"、亦有"野"。陈寿如是说:"张绣在南阳"，亦"操困于南阳"；孙坚"比至南阳"，袁术"在南阳"……那么，诸葛亮自谓"躬耕于南阳"究竟是在哪里呢？我们需要解析东汉及三国时"南阳郡"地理坐标及相关历史记载。

案(一): 东汉张衡在《南都赋》中所说的南都（南阳郡）位置是“陪京之南，居汉之阳”。张衡（78年—139年），他对家乡南阳的地理位置自然非常清楚～时南阳郡居汉水以北，南郡居汉水以南。

案(二)《史记•秦本纪》载：“（秦昭襄王）三十五年，佐韩、魏、楚伐燕。初置南阳郡。”注引《正义》（唐•张守节著）曰“秦置南阳郡，在汉水之北”。《释名》云：“在中国之南而居阳地，故以为名焉。”

案(三)《晋书·地理志》又云：“及秦，取楚鄢、郢为南郡，又取巫中地为黔中郡，以楚之汉北立南阳郡。”其他相似的记载还有《楚地记》云：“汉江之北为南阳，汉江之南为南郡”（见《太平寰宇记》卷之一百四十五）

案(四)《汉书补注•地理志》“南郡” 条的记载，《路史•国名记》中引《地纪》曰“汉江之北为南阳，汉江之南为南郡者是也” 的记载。

案(五)《元和郡县志》也载：“秦兼天下，自汉以北为南阳郡，今邓州、南阳县是也。汉以南为南郡，今荆州是也。”～荆州可以代称南郡。

案(六)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襄阳县志》载：襄阳，西汉初年建县，“辖汉水以南，邔县以北，中卢县以东，属荆州刺史部南郡”。江北，即今樊城一带，为古邓县，“辖汉水以北，新野县以南，蔡阳县以西，山都县以东的地区，属南阳郡”。

案(七)东晋史学家习凿齿在《襄阳记》中记载“秦兼天下，自汉（水）以北，为南阳郡；自汉（水）以南为南郡……汉因之”。

以上史料为什么会有"汉水以北"或"汉水以南"这样的边界方位记载？这是缘于南阳郡和南郡交接边界的这一段汉水趋于东西走向的特殊性。

汉水在南阳郡境内和南郡境内的河段属于东南走向，只有“茨河—东津”间的汉水趋东西走向，两郡在此交接并以汉水分界南北。此处分界可以与文献中所载的：“汉水以北（或汉之阳）为南阳郡，汉水以南（或汉之阴）为南郡”互相印证。两汉时的南阳郡和南郡以汉水分界著述清晰，没有相互交叉辖制的记载。

所以，对于秦置及两汉时期的南阳郡、南郡以汉水为地标分界南北，自秦、汉之始及后来的各朝各代都是这么认为的，历史史著、文献也是这么记载的，这是对两郡的汉水边界的共同历史认定。

案(八): 南阳郡和南郡以汉水为界的改变，始自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东汉丞相曹操占据南郡北部后立襄阳郡，割走南阳郡山都县划治给襄阳郡（《襄阳府志》记载）:惟时郡境，北界汉水，西界万山～汉水以北之邓县西临襄阳郡山都县），分南阳郡西部设置南乡郡。

综合以上史料文献辨析:东汉时南阳郡居汉水以北，南郡居汉水以南；曹操立襄阳郡后，襄阳郡有跨过汉水以北辖治山都县的记载。

三国时代的南阳郡，更无可能辖治汉江北岸一带。魏黄初公元222年置义阳郡，邓县南部邓城置县(樊城一带)、同鄾县、山都县归属襄阳郡，邓县北部划治给义阳郡。南阳郡居义阳郡以北（新野县边界以北），已无法隔着义阳郡、隔着邓城县去辖至汉水。陈寿和诸葛亮了解曹魏置襄阳郡、义阳郡、南乡郡这些行政区变化吗？当然知道。227年诸葛亮出师表奏章里曰"躬耕于南阳"，而这个南阳亦是义阳郡以北的南阳郡，故陈寿著述"邓艾，义阳棘阳人（新野县东北）"等，却没有对诸葛亮"躬耕于南阳"之南阳做特别注释。

四、濉溪县人民官网对刘弘将军的简介，证明:诸葛亮"躬耕于南阳"和寓居南阳。

刘弘将军、李兴的《诸葛故宅铭》，是祭拜先哲孔明的一篇祭文。这是武侯卒后70年，刘弘将军、李兴等奉天子之命，"于沔之阳""登隆山以远望，轼诸葛之故乡"前去祭拜武侯~证明"躬耕于南阳"的正确性。

公元234年，诸葛亮病死于北伐前线五丈原军中。蜀汉大臣和广大百姓上书要求为他立庙。当时蜀汉后主刘禅只同意在汉中郡的沔阳诸葛亮归葬的地方为他立庙。西晋统一全国后，晋武帝司马炎屡次向臣下询问有关诸葛亮其人其事。

晋永兴年间（公元304年—公元306年），驻守襄阳的镇南将军刘弘来到隆中凭吊诸葛亮故宅，触景生情，遂命陪他一起到隆中的镇南参军李兴写了一篇《祭诸葛丞相文》，这便是有史记载以来襄阳隆中第一篇纪念诸葛亮的碑文。这篇碑文最早见于晋王隐《蜀记》。《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称：“《蜀记》曰：‘晋永兴中，镇南将军刘弘至隆中，观（诸葛）亮故宅，立碣表闾，命太傅椽李兴为文：天子命我，于沔之阳，听鼓鼙而永思，庶先哲之遗光，登隆山以远望，轼诸葛亮故乡。……昔尔之隐，卜惟此宅，仁智所处，能无规廓。日居月诸，时殒其夕……今我来思，觌尔故墟。’”

这篇碑文是诸葛亮死后70年写的。诸葛亮的草庐由于年长日久无人居住和维修，早已颓垣断壁。因此，刘弘、李兴等人来到隆中时，所能看到的，只不过是“故墟”而已。此事发生在晋永兴年间，当时，镇南将军、荆州刺史刘弘驻节宛城，李兴是刘的参军。他们是在沔北南阳某地举行祭祀诸葛亮的活动。

五、其它史著文献记载和古碑记载，佐证诸葛武侯躬耕于南阳。

诸葛亮本人说"躬耕于南阳" ，"操困于南阳"。陈寿:"张绣在南阳"、"孙坚比至南阳"，袁术在"南阳"……黄陵庙汉古碑记载:诸葛亮曰"仆躬耕于南阳之亩"。诸葛亮曰"荆州北拒汉沔"，汉水以北为南阳。这个南阳，亦被习凿齿本人佐证于"汉水以北"。

试问:这些事件的发生地南阳，是"号曰隆中"所在地，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吗？

成都武侯祠809年唐碑记载:“公是时也，躬耕南阳，自比管乐，我未从虎，时称卧龙”。

勉县武侯祠795年唐碑记载:诸葛武侯"腕足南阳"。

唐代众多文人及官宦达人的游祭之地，卧龙岗隆中遗存元、明、清四百通古碑记载:是诸葛武侯躬耕地及诸葛庐遗址……

《大明一统志》亦云:“诸葛亮,琅琊人,躬耕南阳,往来隆中”

500年前明嘉靖皇帝都察院钦差大臣右都御史蒋曙，时处理南襄两地发生的诸葛躬耕地之真伪纠纷，在调取廊坊人许复礼奏章和襄府光化王奏章审查、调查后判定:卧龙岗隆中是汉丞相忠武侯诸葛孔明躬耕地和寓居。皇帝题准:是！下发翰林院传达执行。

这是"躬耕地"纠纷第一次被上升到国家司法层面的司法认定。

试问: 500年前明嘉靖都察院的司法判决可以随意被推翻吗？这在西方司法体系传统判定中是不可想象的。而明嘉靖都察院的判决过程，就被凿开在卧龙岗隆中的古碑上。

《琅琊郡全裔堂诸葛氏宗谱》亦云：“亮生于琅琊，迁居于南阳，官于西蜀。”

山东临沂《诸葛亮祖故碑》亦日：“我诸葛氏家于琅琊，迁于南阳。”考察诸葛亮躬耕地问题，应以最早、最权威的正史记载为主证，辅之以晚出的其他材料，才是科学严谨的治史方法，否则将会贻误后人。

六、考:诸葛亮号"卧龙"见证"躬耕地"在卧龙岗隆中。

中国古代文人雅士，常常既有名字，又有字和号，号也叫别号。《周礼· 春官 ·大祝》：云“号为尊其名而美称焉。”

古代人的别号来源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自取其号，一种是别人送上的称号（尊号、雅号等）。

案（1）:诸葛亮本人一生未自谓“卧龙”。

我们审视诸葛亮躬耕于南阳，及其以后20余年的政治生涯中，其本人并未自称“卧龙”的名号。《三国志》和《诸葛亮文集》中，诸葛亮对自己有三种称谓：

其一:对上称“臣”或“亮”。如著名的《出师表》开篇即为：“臣亮言：‘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文内有“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之句。

其二:在一些重要的场合常自谦为“仆”，如《黄陵庙记》中有：“仆躬耕南阳之亩，遂蒙刘氏顾草庐。”这里的“仆”是古代常用的一种自谦的称呼。

其三:与同事之间多称“吾”，如《答李严书》中有“吾与足下相知久矣”。《与蒋琬书》有：“孝起前临至吴，为吾说正方腹中有鳞甲”之句。

从以上史料记载中，我们看不到诸葛亮与绰号"卧龙"的任何联系。以此推定:诸葛亮的"卧龙"名号，非自誉，而是别人给予尊称和美誉。

案（2）:诸葛亮号“卧龙”的由来。

《三国志》:"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这是有据可查的第一次称诸葛亮与“卧龙”有联系的记载。

这里的“卧龙”，显然是一个别号，即是指人的名字以外的别称。古人常常以山、以地域名称或特殊地理坐标，或特殊的人、事、物来命名别号:如李白称“青莲居士”，白居易称“香山居士”，陶潜《五柳先生传》：“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即是此意。

而诸葛亮号“卧龙”的来源，与其躬耕之地卧龙岗的特殊地形、地貌有关。

由于受战国以来的阴阳五行和风水理论的影响，当时的风水理论把地表（外形）上连绵起伏，地中生气相贯通的山脉称之为龙脉。并根据山脉的形态和地形大势，把龙脉分为九种形态。

《管氏地理指蒙》指出：“回龙——形势蟠迎，朝宗顾族，如舐尾之龙、回头之虎;出洋龙——形势特达，发迹蜿蜒，如出林之兽，过海之船。……卧龙——形势蹲踞，安稳停蓄，如虎屯、象驻、牛眠、犀伏；隐龙———形势磅礡，脉理淹延，如浮排仙掌、展誥铺毡。

而诸葛亮在卧龙岗隆中躬耕时的地形大势:“起自嵩山之南，绵亘数百里，至此截然而住，回旋如巢”。北靠雄峻挺拔、气势磅礡的伏牛山，南频蜿蜒回环的淯流锦带，如龙盘虎踞，符合风水龙脉的“卧龙”特征。故南阳民俗称这里为"卧龙"之岗——卧龙岗是南阳城的龙脉风水之岗。

基于此，当时的南阳名人雅士以诸葛亮躬耕地卧龙之岗的别称诸葛亮为“卧龙”，亦美誉其是一个尚未露头角的风云人物。

七、考卧龙岗地名见证诸葛亮绰号"卧龙"的由来。

地名是人们在社会实践过程中，为了方便生产、生活而赋名的，它不是本有或天然的与生俱来。

卧龙岗作为地名，从历史发展来看，同样经历了从少数人使用到逐渐为大众认知，直至被社会大众所接受和广泛使用；从约定成俗，到标准化、法定化使用的演绎发展过程。

案（1）:卧龙岗作为地名，唐代已在文学作品中出现。

据《辞源》和《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卧龙岗条的解释均为：“卧龙岗，地名。在河南南阳市西南。”

但何时出现卧龙岗地名，《辞源》和《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上没有未注明，亦局限于目前所见文献。此卧龙岗置名来源一也。

卧龙岗古碑记载:卧龙岗元代以前的古碑被南阳卫戍长郭云征用拉走筑防。这使得卧龙岗很多文献、史据考证造成阻断。南阳历史上发生很多战事，仅李自成在襄阳立新顺王时曾经九次攻打南阳，破城屠城～几乎除了石头，要保留下来官方资料很难。

案（2）:卧龙岗是南阳城市传统文化里的风水之岗，自伏牛山下来绵延四十里，蜿蜒腾挪，高扬低伏，背靠紫山，南足白水，蓦然回首——是以地理大师称之为卧龙、隆岗、龙岗:龙头、龙眼、龙足、龙身、龙尾当一应俱全。龙岗被呼之为南阳龙脉，而诸葛亮庵就居于龙头回眸处。

卧龙岗绵延四五十里，自古以来历代南阳人于其上建阳宅、结阴穴者多不可数。此龙岗、卧龙在民间老百姓及风水地理大师之口中，也是世世代代言传——此卧龙岗置名来源二也。

案（3）:卧龙（岗）置名始自东汉刘秀逸事。

光武帝刘秀发迹于南阳，刘秀逸事在南阳周边置名的地方很多:皇路店（刘秀居住干店一晚）、麦仁店（刘秀讨食麦仁一碗）、沙山（于西鄂城白河东岸广阔白沙滩，马儿刨沙成山，使得刘秀隐藏躲过追兵。）、隐山（平地起山，影藏刘秀。）、刘秀床（刘秀睡过休息，天然形似如床。）、扳倒井村（刘秀曾经汲水于此）……皆有世代传述。

卧龙岗上耕夫耕壑为沟藏刘秀，刘秀称帝后回来答谢耕夫，此亦传为佳话，足见南阳民间百姓对刘秀的深深热爱。史载:刘秀昆阳大捷之后，获得马匹、牛羊及其辎重无数，带回南阳答谢父老乡亲。

因其刘秀为皇帝，此事发广传在民间传述中，故称谓此地为"卧龙"。而在民间使用龙岗、龙脉、卧龙、西岗、五里岗、七里岗、麒麟岗、隆中岗等等众多名字称谓里，沿袭使用了卧龙岗之称，兼顾了风水地理（龙脉）、刘秀逸事（卧龙、伏龙）、兼顾地形地貌（龙形），故置名卧龙岗。——此卧龙岗置名来源三也。

案（4）卧龙岗置名，应当早于诸葛亮成名之前，诸葛亮是因地置名被人们美誉此"卧龙"绰号。

陈寿《三国志》"诸葛孔明者，卧龙也"，此处"卧龙"有两个意思可解:a、诸葛孔明，是居于卧龙这个地方。b、诸葛孔明，绰号"卧龙"。诸葛亮因地置名，而被人美誉绰号更具有合理性。一个耕夫成为蜀汉丞相，出来一个大人物。卧龙岗是龙脉之岗，风水龙岗，把诸葛亮绰号"卧龙"，人与地名俱兼，寓意双关——此卧龙岗置名来源四也。

八、唐宋大批文人打卡卧龙岗隆中武侯祠和诸葛庐故址，在诗词里出现大量"卧龙"称谓，见证诸葛武侯绰号卧龙，是人以地置名绰号的历史见证。

唐代，诸葛亮号“卧龙”才在大量文学作品和碑刻中出现。

如李白《南都行》有：“谁识卧龙客，两吟愁鬓斑。”又曰:"赤符起颓废，卧龙得孔明"，这里的"卧龙"显然是一个地名。

如杜甫的《武侯庙》云：“犹闻辞后主，不复卧南阳。”——卧龙也。

汪遵《南阳》曰：“若非先主垂三顾，谁识茅庐一卧龙。”

现存的成都武侯祠的《蜀丞相诸葛武侯祠堂碑》，立于唐宪宗元和四年（公元809年）。碑文由曾任监察御史、宰相的裴度所撰，由曾任吏部尚书、兵部尚书，又是著名书法家柳公权之兄的柳公绰所书。碑文载：“公是时也，躬耕南阳，自比管乐，我未从虎，时称卧龙。”

以上说明，直迟到唐末，诸葛亮号“卧龙”已经得到了社会的认可。

宋代的诗文中，诸葛亮“卧龙”的别称已大量出现。

如宋祁的《孔明书台》云“君不见孔明书台遗庙旁，古书不见台荒凉。卧龙未起蜀天远，茅庐日日空南阳。”——时"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已经名闻天下。

王安石《诸葛武侯》“ 武侯当此时，龙卧独摧藏。”——卧龙也。

黄庭坚~夜观《蜀志》:“盖世英雄不自知，暮年初志各参差。南阳陇底卧龙日。”——卧龙也。

宋华镇《咏古》“兴平昔丧乱，豺狼恣吞攫。雄才卧南阳，盘桓寄云壑。”——卧龙也。

陈与义《次南阳》“卧龙今何之，有冢已半摧。”

王十朋《诸葛武侯》“卧龙起南阳，不为鼎一足。”

杨亿《成都》“漫传西汉祠神马，已见南阳起卧龙。”

岳珂《睡起》“南阳一梦何关醉，自爱终身作卧龙。”

元明清时期，随着元代以来杂剧的兴起和《三国演义》的广泛传播，诸葛亮号卧龙在文学作品、戏剧和碑刻等大量出现。

是以南阳"卧龙"，已经成了诸葛亮的代名词，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而深入人心，妇孺皆知。

九、刘弘将军让李兴撰书的《诸葛故宅铭》里的"隆山"是诸葛故乡的地标见证。

王隐《蜀记》里把"于沔之阳"之诸葛故乡铭隆中，是对"诸葛武侯躬耕于南阳"延伸和肯定。

隆山是证明诸葛故乡历史地理坐标的旁证。

诸葛亮卒后大约80年，史学家王隐于310年前后著书《蜀记》，该书录存了西晋将军刘弘奉天子之命，在晋永兴中"于沔之阳""登隆山以远望，轼诸葛之故乡"的祭拜孔明活动。王隐把"诸葛之故乡"置名隆中，这是"隆中"名字在史著记载里的第一次出现。王隐《蜀记》载：晋永兴(公元304-306年)中，镇南将军刘弘至隆中，观亮故宅，立碣表闾，命太傅掾犍为李兴为文曰：“天子命我于沔之阳，听鼓鞞而永思，庶先哲之遗光，登隆山以远望，轼诸葛之故乡。

那么，王隐置名的隆中与刘弘将军、李兴著述的隆山有什么关系呢？刘弘将军、李兴为什么不以"隆中"来书写祭文？道理很简单，就是刘弘将军和李兴祭祀时，还没有"隆中"这个地名出现。刘弘将军在南阳宛城平叛张昌，作为一个军事指挥者，对荆州境内的山川河流、行政地名应当非常熟悉，这是基本的军事常识。

案: 陈寿及《三国志》未提及"隆中"地方，诸葛亮本人一生也未言及"隆中"二字）～故隆中之名是取自博学家王隐之手，符合情理演绎推定。

据祭文记载:"于沔之阳"是诸葛故乡的方位坐标，隆山当是诸葛故乡的地理坐标，而王隐的隆中自当成为诸葛故乡置名。

所以找到隆山位置，就确认了诸葛故乡的位置，也确定了隆中的位置。隆山～这是史著记载对诸葛故乡最贴近的一次记载，记录在诸葛武侯卒后70年刘弘将军一行祭拜活动的祭文里，也是对诸葛亮躬耕地最真实的解释。而王隐的隆中在哪里？隆山又在哪里呢？

1、王隐的隆中置名是从宛名取自于"宛中，隆"的形象寓名里演绎。

《尔雅·释山》曰：小山，岌；大山，峘；属者，峄；独者，蜀；上正，章；宛中，隆。其中“宛中，隆”说的即是宛盆地（南阳盆地）的地貌地形。宛，是南阳最早的地名由来。先人们的慧名，反映出南阳盆地的独有生态特征。

《说文解字》云：宛，屈草自履也，从宀、夗声；其义： “四方高中央下”，符合南阳西、北、东三面环山，当中低平的盆地地貌特征；宛中～隆，注曰：“山中央高。”宛盆地群山拱卫，安居中国腹心地带，北为伏牛山，东为桐柏山，西依秦岭，南部为大巴山余脉，东南部为大别山，东南方通过随州走廊与江汉盆地相连；宛盆地之中隆起的山丘，即有“隆山”之意。

宛盆地周山而中平，有十座孤山互不相连隆在宛中:隆在其中者～隆中也。

自湖阳登隆山以远眺，就有九架孤山于南阳城周边环抱林立，故史学家王隐把"宛中，隆"地貌以形象置名隆中。刘弘将军"登隆山以远望，轼诸葛之故乡"，即是远眺诸葛之故乡，南阳城之隆中地区也。

南阳城周边九架孤山之概况:天下奇观，盖以古为胜;世上山川，多以秀为美。南阳既古且秀，以市区为圆心，在半径20公里内，自西北向东北，错落有致的镶嵌着九架五彩斑斓的小山。这九架山突兀而立，互不相联，古时人们称为九架孤山。分别是：遮山、羊山、磨山、塔子山、紫山、独山、蒲山、丰山、隐山。九架孤山平均海拔310米，最高的是独山，海拔367.9米，最低是丰山，海拔225米。距市区最远的20公里，最近的3公里。从地形上看，紫山居中，隐山、丰山、独山、蒲山居左，塔子山、磨山、羊山、遮山居右，九架山形如圈椅，繁华的市区稳稳地坐在大椅子的怀抱中。圈椅的左边，奔流的白河似锦带飘逸，圈椅的右边起伏的翠岗如卧龙腾跃。山有灵气，水也传情，城蕴神韵。九架孤山是南阳的后花园，更是述写南阳历史文化的山和厚重地脉的山。

所以，从"宛中，隆"的宛盆地地貌生态环境及宛名的形象寓名演绎，三国时的南阳郡，两晋时的南阳国、南阳城就是史学家王隐称之为隆中的地方。

2、刘弘将军的"登隆山"从《水经注》记载的隆山地理坐标来推定。

汉代之后，除了《三国志·诸葛亮传》著述，后有引用《蜀记》“刘弘至隆中、登隆山以远望”的“隆山”外，其他地方只有《水经注·比水》中有关于“隆山”的记载，而且此处“隆山”刚好位于南阳到襄阳之间。

据《水经注》考察可知，“隆山”即为今南阳市唐河县湖阳镇的隆山(今称蓼山)或隆山（狼牙山）周边，而襄阳阿头山和南阳卧龙岗在早期并没有“隆山”之称，因此王隐《蜀记》中“刘弘至隆中”的“隆中”和“登隆山以远望”的“隆山”，应该始自进入湖阳镇一带；湖阳镇“隆山”位于新野东南，二者之间的距离40公里左右，相距不是太远，也处于刘备驻地新野周边。

由此也可以推定，诸葛亮故宅或诸葛故乡的坐标，当是刘弘将军"登隆山以远望，轼诸葛之故乡"中，于远望中的王隐所置名的隆中地区。

案引《水经注·比水》：又西至新野县，南入于淯。比水于冈南西南流，戍在冈上。比水又西南与南长、坂门二水合。其水东北出湖阳东隆山，山之西侧有《汉日南太守胡著碑》。子珍，骑都尉，尚湖阳长公主，即光武之伯姊也。庙堂皆以青石为阶陛，庙北有石堂。珍之玄孙桂阳太守瑒，以延熹四年遭母忧，于墓次立石祠，勒铭于梁，石字倾颓，而梁字无毁。盛弘之以为樊重之母畏雷室，盖传疑之谬也。隆山南有一小山，山坂有两石虎，相对夹隧道，虽处蛮荒，全无破毁，作制甚工，信为妙矣，世人因谓之为石虎山。其水西南流迳湖阳县故城南，《地理志》曰：故蓼国也。

隆山的诸葛之故乡坐标确定，是不是就可以诠释清楚"躬耕于南阳"呢？诠释清楚刘弘将军是在南阳城祭拜先哲呢？这里还有两个问题需要辩证、论证解决。

（a）、王隐的隆中和《汉晋春秋》里的"号曰隆中"是同一个地方吗？这里我们要研究两个"隆中"的根源及由来。

王隐的隆中:

史源来自李兴撰书的《诸葛故宅铭》，它记述了刘弘将军奉天子之命，于沔之阳，"登隆山以远望，轼诸葛之故乡"的一次祭拜先哲孔明的祭祀活动。王隐《蜀记》录存了这一篇祭文，并为这一篇祭文做了序。而在这个"序"里，王隐把诸葛之故乡、诸葛故宅归属并命名隆中（地区）。

王隐作为一个博学者、史学家，他对祭文里的"于沔之阳"能够理解吗？这个"山南水北"为阳的基本地理常识，我们应当相信没有人会质疑王隐的智商和博学，这个方向坐标就是在于沔之阳、隆山以北的南阳。

而当时这个南阳国（郡）有多大？居义阳郡（新野县）以北，南乡郡以东、治所南阳城。晋（265年—420年）南阳有两种含义:一是南阳国～辖宛等14县，范围比今南阳小得多。今天的唐河、桐柏、新野、邓州、官庄工区等属义阳郡，如"邓艾，义阳棘阳（今新野东北）人"；今天的淅川、西峡、内乡等属南乡郡。二是南阳城～如习凿齿说的“乐宅戌，南阳城南九十里”。

也有人问:时襄阳以北～于沔之阳的地理面积那么大，即使隆山为坐标周边的地域面积也不小，为什么就一定是南阳城卧龙岗隆中呢？

这个探讨可以逆向推理:纵观东汉南阳郡辖37县，自古至今流传下来与卧龙岗隆中"躬耕地"或"诸葛庐"有所属纠纷的，没有一个这样的地方。这说明什么？卧龙岗隆中作为诸葛亮本人说"躬耕于南阳"的躬耕地，有其深厚的渊源及世代相传或记载。

从另一方面说，刘弘将军、李兴对这一篇祭文是严格审慎的，这不仅是祭文的严肃性，而是作为一个博学多才的军事指挥者，一个文采飞扬的李兴，绝不会在这一篇祭文犯下"错误"，在"天子命我，于沔之阳……庶先哲之遗光""登隆山以远望，轼诸葛之故乡"地理坐标上表达混乱，在地理方向上出现差错。故把刘弘将军的"于沔之阳"拿到汉江以南来解释《汉晋春秋》之"号曰隆中"是行不通的。

王隐《蜀记》的隆中，必定与《诸葛故宅铭》记载的地理，保持地理方位及地理坐标的一致性。王隐隆中是对刘弘将军的"于沔之阳""登隆山以远望"的延伸肯定，而不是否定。

故拿王隐的于沔之阳隆中去"解释"沔之阴"号曰隆中"也是行不通的，它们是汉水以北与汉水以南的两个对立地理坐标。

《汉晋春秋》里的"号曰隆中": 其史源名字出现在诸葛武侯卒后160年以后（或更久远），在王隐以后约80年才出现（真实时间或更久远），它的地理坐标"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居沔之阴～汉水以南。从"号曰"而置名的寓意上辨析，其置名之前已经有一个不同地理坐标的隆中存在，这个隆中就是王隐的于沔之阳隆中。故从情理演绎推理:沔之阴"号曰隆中"，是以王隐沔之阳隆中而置名的，故以"号曰"而出世。

而把沔之阴"号曰隆中"解释成王隐沔之阳隆中的，这是逆反《诸葛故宅铭》原文的地理坐标记载的，也是对史学家王隐、军事家刘弘、博学多才李兴的智商及学识的严重质疑，故该"论述"也无法成立。

所以，王隐沔之阳隆中并不是《汉晋春秋》里的"号曰隆中"，二者具有地理坐标是北南对立～沔之阳与沔之阴地标对立，它们互不所属，这就是后世记载"两个隆中"的史源来历。

(b)、对《水经注》里所采集的关于"隆中"的史料辨析。

《水经注》作为北魏人郦道元的河道水系地理著述，他对河道水系地理记载的准确度应当高于他对人文风情、历史故事、神话传说记载的准确度。《水经注》的历史故事、人文风情、神话传说的文献资料来源何处？无从考究。但作为一个北魏官员，在南北对立的情况下，他无从以行动调查他国的山川河流或求证当地的人文、历史、传说，因为北魏之南界在宛洛之间（鲁阳是北魏的南部边界），宛城不是北魏，郦道元更是没有去过南方及襄阳。基于这个缘故，对《水经注》的人文、历史、传说等当审慎并论证使用。

案《水经注·沔水》载：沔水又东迳乐山北，昔诸葛亮好为《梁甫吟》，每所登游，故俗以乐山为名。沔水又东迳隆中，历孔明旧宅北，亮语刘禅云：先帝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即此宅也。车骑沛国刘季和之镇襄阳也，与犍为人李安共观此宅，命安作《宅铭》云：天子命我于沔之阳，听鼓鞞而永思，庶先哲之遗光。后六十馀年，永平之五年，习凿齿又为其宅铭焉。

下面我们了解一下郦道元及其《水经注》:

郦道元（约470~527)字善长。北魏范阳涿（今涿州）人。郦范之子。故里在今涿州市东道园村。郦道元于太和十八年（494）步入仕途，不久承袭其父爵位，为永宁伯。后任太傅掾、治书侍御史、冀州镇东府长史、鲁阳太守、东荆州刺史、河南尹、御史中尉。

他博览奇书，幼时曾随父亲到山东访求水道，后又游历秦岭、淮河以北和长城以南广大地区，考察河道沟渠，搜集有关的风土民情、历史故事、神话传说，撰《水经注》四十卷。文笔隽永，描写生动，既是一部内容丰富多彩的地理着作，也是一部优美的山水散文汇集，可称为我国游记文学的开创者。

案朝廷下诏鲁阳太守郦道元说：“鲁阳原本是南部边境的地区，没有设立过学校。现在可以在那里设立学校，使鲁阳像西汉文翁办学那样成为有文化教养的地区。”

这是鲁阳作为北魏南部边界记述～故郦道元的史源资料很可能来自帝都洛阳或长安所遗存。

据以上史料分析:郦道元与李兴的《诸葛故宅铭》间隔时间有两百多年，与王隐《蜀记》间隔两百年，与《汉晋春秋》间隔时间有约一百一十年，与诸葛武侯卒后间隔约270年。郦道元的史料来源很清楚，他采集了诸葛亮出师表奏章，采集了《汉晋春秋》的"号曰隆中"论述，采集了王隐为《诸葛孔明铭》做的序，又采集了"后六十馀年，永平之五年，习凿齿又为其宅铭焉"的相关襄阳文献记载。

但郦道元的在史料采集上犯了一个"致命"的问题，他把诸葛亮本人说的"三顾茅庐"表达为沔之阴"号曰隆中"和"此宅"，而诸葛亮自谓"躬耕于南阳""居草庐""三顾茅庐""躬耕于南阳之亩"……是被当事人主证认定于沔之阳的同一个地方。

所以，如果郦道元的"隆中说"这个论述"成立"，那么诸葛亮本人说"躬耕于南阳"历史主证就不成立；包括史著、文献相关的边界记载亦被否定，习凿齿的"秦兼天下，自汉以南为南郡，自汉以北为南阳郡……汉因之"亦被否定。如果郦道元的这个论述"成立"，不仅王隐的沔之阳隆中，包括刘弘和李兴所撰书的祭文里地理方位和地理坐标也将被否定。

所以凭此辨析、论证后得出结论:《水经注》里所采集、录存的这一条史传记载是无法成为证明襄阳古隆中为"故居"、"躬耕地"、"三顾茅庐"的历史佐证的。

换另一种思路论证，即或"襄阳有孔明故宅"的论述确凿无疑，也是无法否定或推翻诸葛亮本人说"躬耕于南阳"的历史原证。

而把诸葛亮"躬耕于南阳"曲解成"躬耕于襄阳号曰隆中"的结论，无疑是对"号曰隆中"自身的本原否定，是对"襄阳地理"边界的否定，因为"号曰隆中"自古以来就不是属于时南阳邓县县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