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年长的中校——蒋维平

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年长的中校——蒋维平

蒋维平原名蒋顺发，1878年生，平西地区房山县人。出身贫苦，童年学过徒，当过徒工、长工。20岁后先后在李鸿章、袁世凯、段祺瑞部下从军，曾在北洋军中任过副团长。1930年回房山石楼村学医种地。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激于民族义愤，投身抗日斗争，曾在宋哲元第二十九军第三师担任管马处主任委员。不久该军解散，蒋维平回家开西药店维持生计。

这一段历史没有疑义，要做补充或修改只有一点：蒋维平是人医、兽医均拿得起来的通用郎中。

蒋维平父子开药店赖以生存的房山石楼村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无论国民党军队还是日本军队，都把它造就成一个大据点来驻守。1937年10月日军占领了房山之后，在石楼留下了一个将近千人的亲日军的守备队。那时正经八百的伪军、伪治安军还没有建立，当日军大部队南下，准备通过河南进攻武汉，在沦陷区担任治安警戒的都是国民党亲日派军队。

1937年10月，赵侗带领的国民抗日军三千多人来到平西的门头沟斋堂，在11月与晋察冀八路军（实际上是杨成武出面）接洽并接受八路军改编的同时，国民军里的上百名青年学生已经奔赴到晋察冀从军队到地方的各级工作岗位。

其中一位是焦土，解放后改回原名焦若愚，文革后曾任北京市市长。

1938年2月，邓华带领的老三团来到平西地区，在房山的山区建立起地方抗日政权。邓华是第一个建立平西地方抗日政权的队伍。在邓华之前，被晋察冀军区命名为五支队和第五军分区的赵侗部队中党员虽多，却没有建立起平西的地方抗日政权。

在邓华这次建立平西地方抗日政权的过程中，焦土被任命为房良联合县县长（一说是房良涿联合县），县政府地点设在长操村。

1938年4月29日，一分区派出由陈正湘、王道邦带领的一团组织起东进支队，为沿途动员民众参加抗日军队，战线剧社大部分随一团参加东征。部队由易县出发，经过涞水、涿县，一度收复了涞水、涿县县城，准备在这里东进，越过平汉线铁路进入冀中。

但一团却在这里拐了个弯，进入了房山地区，为什么？因为房良联合县县长焦土来到了一团，要陈正湘、王道邦将部队拐一个弯，进入房山境内，消灭石楼一带的伪军和伪政权，为新建立的房良抗日政权扫平威胁和障碍。

陈正湘、王道邦带领一团这么一拐弯，结果还真是大有成效，争取了石楼当地的伪军宋海、张哲两部共800人反正投降。接着，一团八路军攻入高碑店，占领房山琉璃河，破坏铁路百余里，致使敌人三日未能通车，最后越过平汉线铁路进入冀中的容城地区。

当老一团占领石楼的时候，蒋维平当即带着蒋志刚参加了八路军，注意，这可是老一团八路军，蒋志刚为什么是一分区干部，原因就在这里。当时跟蒋志刚同一批参加到一分区八路军的，还有一个十五岁的孩子，担任通讯员。这个小八路，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解放军中将、兰州军区副司令董占林。

蒋志刚和董占林参军后都被分配到一团二营，营长宋玉琳。一团到冀中容城县之后扩军征兵，容城县有叔侄二人双双参加了八路军，也被分配到二营七连，这就是狼牙山五壮士中的胡德林、胡福才。那一次一团在冀中征兵，参加八路军的还有两个半大的青少年，一个叫曹振峰，解放后在美术界很有名气；另一个叫马汉三，以后改名石坚，天津市领导干部。

当年为什么一参加八路军就改名字？是怕家住在日伪统治区的亲人受到迫害。所以蒋志刚参军后，当时还跟着一团一起行动的焦土对蒋维平说：石楼是敌占区，你不能在这里住了，跟我走，到山里的抗日根据地去吧。

蒋维平跟着房良联合县县长焦土，关闭了在石楼村敌占区的药店，携带全部药品，来到房(山)良(乡)联合县抗日民主政府驻地长操村参加了革命。因为儿子参加了八路军，本人又有县长焦土的带领，还带了许多药品过来，于是蒋维平1938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任房良县九区救国会主任。

平西人应该牢记住1938年5月这个时间，史称“五虎汇平西”，当时一共有五支八路军同时汇集在平西地区。杨成武和五支队在平西斋堂，邓华、宋时轮在斋堂西边的杜家庄，陈正湘、王道邦带领老一团绕道平西房山，然后进入冀中，策应即将发动的冀东大暴动。

焦土带着蒋维平一行人回到长操村后，随即赶往斋堂，同杨成武面谈赵侗的事宜。当时赵侗及其亲信就在房山境内，一伙抗日但又不参加八路军的地主武装的寨子内。焦土建议打，杨成武不同意打，最后决定只由焦土过去，对赵侗说几句狠话算了。

蒋志刚随一团东征，一走几个月，踪迹音信全无，可急坏了蒋维平。好不容易等到1938年10月，闻讯几个月前东征的部队回到了平西。老人家兴冲冲从房山赶到了门头沟斋堂，去看儿子蒋志刚。当然看不见，他不知道儿子参加的是一分区部队，这一次回到平西的是八路军四纵的部队。

蒋维平在平西斋堂清水镇邓华支队转了一圈，又去与邓支队邻近的杜家庄宋时轮支队去寻找。看到宋时轮手臂负伤，身边又没有医生，蒋维平当即留了下来。蒋维平最初是没有军人身份的，他是平西根据地抗日政权的党员干部，就足够了。

再以后，组建挺进军，蒋维平跟宋时轮的脾气很合得来，一来二去，就留下来当了挺进军宋支队的医生，此时是1939年初，挺进军刚刚建立。注意：蒋维平参加八路军，最初参加的是宋时轮部队。

以后宋时轮被整，被迫离开平西，临走时带了一干人等，其中就包括蒋维平。当时蒋维平为什么要离开平西，跟宋时轮一起走？这谜底其实解开不难：因为肖克当时因高志远问题，正在大肆捉拿旧军官严刑审问，连常来宋支队给战士们写信的那位教员都被抓走了。

当时已经受到挺进军严厉处分的宋时轮，预见到留在这里对蒋维平的结局不妙，于是说：老蒋，你有旧军官那段历史，留在这里凶多吉少，你看看那些人（已经在平西斋堂出家的那些旧军官）的下落就知道了。不如跟我到雁北去，那里是挺进军管辖不到的地盘，由三五九旅来管，那边对你这样的人会更好一些。

于是，宋时轮带领的这一干人等，包括蒋维平，就这样从门头沟一路向西，留在了雁北灵丘县上寨王震的三五九旅。

蒋维平被分配在三五九旅的七一九团，他曾任三五九旅七一九团制药厂厂长。三五九旅1940年奉调回到延安，防范国民党军在第一次反共高潮时很可能要进攻延安，蒋维平一起也来到延安。

1943年359旅在金盆湾集体照（后右3为蒋维平）

1943年，在陕甘宁边区开展的大生产运动中，三五九旅开垦南泥湾，自给自足。蒋维平担任南泥湾九龙泉719团农场场长，这一年他已经六十五岁。不顾年迈，他带领全场100余人，开荒400多亩，当年达到粮食自给，并上缴公粮2.88万公斤。同时，开办木工厂、碾米坊，组织制药、编织和烧炭，把农场建成为第359旅的第一模范农场。1943年蒋维平被评为旅劳动英雄和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模范工作者。

蒋维平跟三五九旅脱钩，是在1944年底，三五九旅奉命南下，这是一场艰难的长途跋涉，怕已经六十六岁的蒋维平跟不上南下的部队，被留了下来。他的家在晋察冀，1945年初，蒋维平找到了在延安的晋察冀代表团。此时他寻找儿子蒋志刚的念头一直未断，他要求到晋察冀所属部门去工作，以便能尽快找到儿子蒋志刚。

南泥湾时期，蒋维平自己做的诗。谢觉哉为其作诗。王震旅长为其作诗_

据说，当时在晋察冀代表团的陈正湘记忆非常好，一眼就认出了蒋维平，说莫不是六年前送自己儿子在房山石楼参加一团东征的那位老人？

正是，蒋维平一大标志就是那缕胡子。

在陈正湘回忆录中，1945年10月，他和夫人康捷返回到晋察冀军区所在的张家口，那时，在张家口的原日本陆军医院已经被冀察军区卫生部接收，还没有转交给晋察冀军区卫生部管辖。他为了给夫人找到合适的接收医院，于是来到这所医院，在这座医院的院长——原一分区卫生部副部长卢星文的带领下参观了这座医院。

这座原日本张家口陆军医院以后改名为晋察冀军区卫生部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蒋维平时跟着原陕甘宁边区卫生部长兼医院院长欧阳竟一起来到张家口的。欧阳竟在1945年9月接任这座医院的院长，1946年以后担任冀晋军区卫生部部长（陈正湘同时接任冀晋野战纵队司令员）。

蒋维平当时并没有落脚在张家口，他最后落脚在宣化——冀察军区所在地，在冀察军区卫生部管理的医院当医生。因为他是平西人，他最初参加的是挺进军，原挺进军部队及平西组建的八路军部队都归属冀察军区管辖。特别是蒋维平的老上司、原挺进军卫生部部长彭方复，当时就担任冀察军区卫生部副部长。蒋维平找到老上司落脚，名正言顺。

蒋维平在1946年7月担任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第一分院（也叫冀察军区医院）副院长。1946年冀察军区从宣化撤退回平西，沿途遭到国民党飞机轰炸，损失惨重。回到平西涞水县的冀察军区改名为察哈尔军区，蒋维平一度在察哈尔军区卫生部工作，任医疗器械科的副科长。

1947年初，原在房山百花山脚下的冀察军区医院（此时已更名为察哈尔军区医院）分出一部分人员组建晋察冀野战军二纵队野战医院（蔺柳杞奉李志民的命令，到冀察军区去，目的之一，就是为了要求组建二纵野战医院）。

蒋维平不顾年岁已高，自愿加入到野战医院。在清风店战役和石家庄战役中，蒋维平率领医护人员救治伤员1200余人，并亲自管理由400多名伤员组成的连队，使之成为模范连队。这个1947年的“二纵野战医院”，就是解放后张家口二五一医院的前身，蒋维平是创建人之一。

解放军八十一集团军附属医院

因此，1945年蒋维平工作关系和干部关系的接收人，应该是挺进军时期的卫生部长、当时的冀察军区卫生部副部长彭方复。

到此为止，为什么直到蒋维平去世后的文革初期，当时任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副院长的彭方复，还把蒋维平的事情挂在心上，原来有这一层关系。

谈点私事，我为什么也对蒋维平的事情如此挂心？

我太太的父亲说，当时，冀察军区总医院也在宣化大校场，大家——冀察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冀察军区卫生部及其医院、宣化警备司令部、冀察军政干部学校，都在同一个大院。“蒋老头一看见杨浩，高兴地拍手大叫：这不是给宋支队那些老陕们写信的文书先生吗？”

不瞒您说，我听到这里，眼泪险些没掉下来。因为都有同在二十九军效力的那段经历，杨浩被抓，蒋维平被吓走，跟着宋时轮去了雁北。蒋维平曾把杨浩看成是跟他儿子蒋志刚一样的后辈。

不说了，心里难受。

建国后，蒋维平历任察哈尔军区直属医院、华北军区张家口医院、北京军区张家口第二五一医院、中国国际白求恩和平医院副院长等职。蒋维平1955年被授予少校军衔，同时荣获三级独立自由、三级解放勋章，以后晋升为中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年长的中校。

中央特批的少校军医蒋维平

1964年7月12日，蒋维平在他工作多年的张家口二五一医院病逝，享年86岁。

这时候的蒋志刚在哪里？蒋维平寻找儿子蒋志刚有哪些经历？

基座正面杨成武将军题字“老英雄蒋维平”，安葬于房山家乡

蒋志刚在一分区部队，已经被培养为连指导员，以后跟随一团二营教导员郑三生支援东团堡战斗受到重创的三团。1943年主力部队缩编，蒋志刚改任副指导员，指导员徐正冲，因不知内情，屡屡向一分区政治部汇报“蒋志刚变坏了”的那个关键人物。

1943年，一分区正处于抗战的最低谷时起，一些原一分区八路军干部战士没有抗过这个最艰难时期的考验，投奔到当时看似强大得多的日伪军一方。这也是一个至今很少讲到的话题，但在当年，部队的连长、连指导员以下，跑掉的干部战士不下上千人吧？

“跑掉”，我们称之为“开小差”，但从八路军跑掉的人不一定都跑到日伪军那里去了，也有跑回自己家的。可惜当年八路军的军纪不讲这一套，凡属开小差抓回来的，一律枪毙。所以，为了开小差后不被抓回来，就干脆跑到日伪军那一边去了。

我计算过，一分区八路军鼎盛时期近两万人，加上前后时间里所征招进来的人员再经历伤亡，总计不下三万多人。即使跑掉这一千来人，也不过二十几分之一，八路军坚决抗战的本质是不可撼动的。反之，杨成武对跑掉人员的惩罚是很严厉的，凡被抓住一律枪毙。

这也形成了一个“悖论”，凡是同八路军交战的伪军人员，最负隅顽抗到底的，都是前八路军叛逃人员。在姚雪森的书中，抗战胜利，日军都已逃走，八路军围攻伪军把守的炮楼。伪军的炮楼，很容易缴枪，因为缴枪后还可以参加八路军；但凡叛逃八路军把守的炮楼，均顽抗到底，不肯缴枪投降，因为他们知道被俘后的下场是什么。

八路军叛逃的高峰，当时在满城县的三团一位连副指导员蒋志刚，因为常说怪话，跑到富裕的老乡家喝酒，受到连指导员徐正冲的多次批评，并且被汇报到一分区政治部领导那里。正当领导上打算对蒋志刚采取措施的时候，蒋志刚携枪潜逃，跑到保定投敌去了。

当时根据地理状况，一团叛逃到易县县城，三团叛逃，就去保定。几个月后，噩耗传来，据说是由于敌人内讧，自相残杀，蒋志刚等几个投奔到保定敌人一方的原一分区八路军干部战士，被日军集体枪杀在保定西关并陈尸多日。

我太太的父亲，当时1943年任一分区宣传科科长，他过去与蒋志刚来往较多，知之甚深，认为蒋志刚不是那样的落后分子，这里面一定有什么名堂，所以，他是极少数几个认为蒋志刚叛逃事件蹊跷的人之一。

问题就在于：连你都看出来了蒋志刚不是真的落后，难道日伪军就看不出来吗？

保定自抗战胜利后，从没落到八路军的手中，很早就被国民党军接管。直到1948年10月，保定才被占领的国民党军队放弃，落到解放军手中。我太太的父亲一进保定，当即和几个原一分区干部一起，到保定西关现场观看蒋志刚殉难（当时还不好说“牺牲”）的地方。

为什么他如此关心蒋志刚的命运？

1945年抗战胜利，蒋维平从延安回到了晋察冀军区所在的张家口，在军区医院效力。他曾经通过儿子参军时的老团长陈正湘、也通过过去挺进军卫生部部长、现在的冀察军区卫生部副部长彭方复，寻找儿子蒋志刚的下落。彭方复托冀察军区的卫生部部长、抗战时期的一分区卫生部部长张杰找人打听，最后找到了夫人当时在冀察军区卫生部工作、本人当时在冀察军区政治部任宣传科科长的彭澎来打听。

在彭方复的帮助下，他们在宣化大校场——当年冀察军区政治部宣传科见了面，在彭澎的告知下，蒋维平才知道了儿子蒋志刚的下落——两年前在保定被日军杀害了。

这是一个很无奈的结局：儿子是被日军杀害的，理应是烈士；但众多人都证明蒋志刚是“拖枪投敌”的，背后的真相无人知道。蒋维平当时说：请帮我搞清楚，志刚不会投敌。

这不是秘密会见，因为涉及到一分区政治部抗战老兵的下落，当时一分区很多干部都在场，起码干部科长洪濮、干部科干事姚雪森，两个人都在三团干过，但蒋志刚“突然叛变投敌”的底细都不知道，所以只能听着，无法插嘴。

当时冀察军区政治部三个部：组织部、宣传部、保卫部都在一起，相距不远。当托付到保卫部部长杨卓，就是抗战时期的一分区锄奸科科长杨德才时，杨卓非常热心地答应帮助询问，但也是没有能找到结果，他说很多当时的知情的人都不在了，事情就这样拖了下去。

当时蒋维平见到他们多次说：不急，这是私事，别把公家的事给耽误了，有机会的时候给问一问就行了。

洪濮一听，立刻急眼了：这怎么能是私事呢？把命都丢了，是烈士还是叛徒，不搞清楚怎么行呢？

从1946年开始寻找，到1966年文化革命，我太太的父亲担任军事医学科学院的军代表去“支左”，与当时担任军事医学科学院副院长的彭方复见面的时候，彭方复还在询问这件事的结果。但此时，蒋志刚的父亲蒋维平已经去世了两年多，他到死也不知道蒋志刚的牺牲真相。

抗战时期的一分区政治部，每年都评选出两位最先进的政工干部，而且都是组织科长黄连秋和锄奸科长杨德才、后来的杨卓。这两位都是长征过来的红军干部，黄连秋是55年少将，杨卓是六十年代少将，两个人之间的私交极好。

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初期，黄连秋因病住院治疗，在京的一分区干部闻讯后都去探望。黄连秋最终还是没抗过去，在医院去世，终年七十岁。黄连秋住院病重期间，他最要好的朋友和战友杨德才、此时的杨卓，终日守在医院陪护，直到黄连秋离世。

在医院里，抓住一个没有人干扰的清静时间，我太太的父亲再一次向杨卓悄悄问起了蒋志刚的事情。这一次杨卓说了实话：蒋志刚并非叛逃，蒋志刚始终是我们的人，他是接受了任务，伪装落后受命跑过去的，但是被识破，最后被捕牺牲在刑场上。

事后我太太的父亲对我讲起这件事，说1943年一分区在保定城里建起一个情报总站，站长是杨德才从锄奸科派过去的干事，他最信任的得力助手。蒋志刚几个打入敌人内部的人，都是在他的领导之下，从事情报搜集、主要是暗杀敌特和汉奸头目的工作。

但这个杨德才最信任的站长跟一个妓女姘居上了，还花光了一分区专门拨给他们的充裕经费，他报不上账，干脆叛变投敌，出卖了他手下的这几个人。蒋志刚几个人被捕后，因为坚决不肯投降，最后都被杀害在保定西关外的空地上。

此事对一分区地下工作来说，这是一次很失败的地下活动，因为怕影响不好，始终没有对外声张。那一次是把打碎的牙齿咽进了自己的肚子。

哪成想，这一瞒就近四十年，只有在黄连秋告别人世的病床前，杨德才在良心的驱使下在老战友中间公开了此事，人们才知道蒋志刚奉命打入敌后的英雄壮举。

我查阅房山区的革命历史，蒋维平的简历介绍不全，有错误；蒋志刚的英雄事迹更是一字不提，人们都不知道。

故事二：

1943年初，由于日军在1941年、1942年，连续两年对晋察冀和冀中抗日根据地的大扫荡，日军对八路军的强势优势日见明显，八路军决定改变策略，打到敌人的内部，到敌占区去活动。

于是当时由晋察冀社会部、晋察冀军区政治部、晋察冀锄奸部、晋察冀敌工部联合出面，从各军分区政治部的非战斗人员（文职干部）中，募集家在日伪统治区大中小城市，本人有一定文化，社会亲友广泛，特别是熟悉城市生活的青年干部，集中在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由社会部地下活动多年且经验丰富的同志教授地下斗争的知识，然后开展地下工作。

记得当时一分区政治部从机关和基层部队指导员当中，动员了一些同志搞地下活动。机关干部有万一，当时任政治部机关文印股股长，被派回北平搞地下活动。解放后万一担任北京市劳动局局长、北京市计委副主任。而万一的顶头上司，计委主任兼北京市副市长的王纯，抗战期间是三分区的地方政府干部，与邻里的一分区常来常往。

从连指导员挑选出来的干部中，有一个叫薛世聪，我以前讲过他的故事，他也被派到敌后，但与万一不同。万一从事的是社会活动，混迹在老百姓当中，以“收卖沽衣”的身份作为掩护。但薛世聪不同，他被派入敌军内部，在敌人的军队系统中从事搜集情报的地下活动。

1949年北平解放，原从事社会活动隐蔽在民众之中的地下党全部公开，担任各级领导职务。但是在国民党军队内部从事地下活动的同志就不一样了。由于北平的二十万国民党军属“和平起义”，他们都享有同解放军一样的社会地位。但这其中，有谁继续在暗中同台湾国民党保持联系，就需要情报人员的继续侦查。

所以，当时规定，原隐蔽在傅作义起义的国民党军队中的地下情报人员，一律不得暴露身份，继续隐蔽。国民党军官没有估计到，在他们身边潜伏的共产党特务，在共产党掌权后不去享福，依然跟他们一起“受苦受难”。

比如最鲜明的一个事例，是隐蔽在傅作义身边的地下党员阎又文，一直到解放后因病去世，都不许可暴露自己的地下党身份。1997年7月10日，《北京日报》刊登了罗青长撰写的回忆录——《丹心一片照后人——怀念战友阎又文同志》，才彻底披露了这一历史真相。

据说，六十年代就去世的阎又文，最后一件功绩，就是揭发了傅作义在六十年代初期与台湾又有书信往来。五十年代初期傅作义起义将领刘万春、鄂友三通过香港渠道，与台湾秘密建立联系，也是这样被破获的。

阎又文处于国民党军上层，所以还给个“粮食局副局长”的职务干着，养家糊口没有问题。那些以国民党校官甚至尉官身份为掩护的地下党成员，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他们处在社会的最底层，受尽了民间的苦难与屈辱。

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劫后余生还在世的一分区老干部聚会，历数一分区政治部那些屡屡受到表彰的优秀连指导员，其中受表彰次数最多的，是薛世聪。可此时薛世聪在哪里呢？只知道1943年分手，他被派去搞地下活动，后来不知道犯了什么严重错误，现在混得很惨。

一分区老干部中有神通者，比如在北京市有相当高的领导地位的那些人，万一等等，居然查到了薛世聪的下落。在前三门大楼后面的一片破旧居民院里，一间冰冷的小屋，大冬天没有生火取暖，薛世聪独自一人，当时正在生病，躺在一张硬板床上，无人照看。

看到昔日抗战时期的老战友来看，他用被子掩面痛哭，但什么话都没有说。大家凑点钱给他留下，告别离去。

不久，发布了薛世聪去世的消息，此时他的身份是公安部副局长，当时国家安全部尚未建立。老人们每每提到薛世聪的遭遇，都感慨万分，国民党最想不到的，是解放后多年间，这些共产党地下党干部有福不去享，依旧牢牢地紧盯在他们的身边。

大约是在国家安全部准备成立的时候，原中调部系统都合并过来，考虑到已经解放三十多年，原来留在中国大陆的国民党军人，都已经是无力拿枪的老年人了，这样，原来隐蔽在国民党军队中的地下工作者被同时解密，从公安部到北京市公安局，一下子增加了许多副局长干部，这就是薛世聪那样的解放后还从事隐蔽工作几十年的老地下党们。

你看，这才是真正的保密英雄！上级有命令不能对任何人说，他真的就没有说，对自己的老战友都没有说，直到死去都没有说。这才是真正的保守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