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城是现在什么地方，秦汉朝国君皇帝祭祀的五畤具体地址分别在今天的什么地方

雍城是现在什么地方，秦汉朝国君皇帝祭祀的五畤具体地址分别在今天的什么地方？

秦汉朝国君皇帝祭祀的五畤具体地址分别在今天的什么地方

祭祀不仅是中华文明的核心之一，而且从整个人类历史来看，祭祀也都是必不可少的一环。那么什么是“祭祀”呢？根据儒家对祭祀的定义，天神称祀，地祇称祭，宗庙称享。而“祭祀”就是敬拜天神或者先祖等等。在中国历史上，“天神”有很多，其中最著名就是“五帝”，分别是：青帝太皞，白帝少皞，赤帝神农，黑帝颛顼和黄帝轩辕。

在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就盛行祭祀“五帝”，在雍城（古代秦国都城，今为陕西宝鸡）修建祭祀场地，但只修建了四个，分别是：密畤，鄜畤，下畤，上畤，称之为秦雍四畤。到汉高祖刘邦登基的时候，他常以黑帝自居，于是在秦雍四畤的基础上，又修建了北畤，以祭祀黑帝，称之为汉雍五畤，因此如今历史上所提到的五畤祭祀大礼，通常指的是汉雍五畤的祭祀典礼，并且一直延续到汉成帝时期，一直都是历代君王举行国家祭祀的地方。所以，为了更好的研究秦汉时期的祭祀史，专家们下定决心要找到刘邦修建的北畤。但是年代久远，史料不详，无异于大海捞针，好在经过30多年的勘查，终于在2016年的时候，确定了北畤的所在。

陕西省凤翔县城西北的柳林镇血池村东南距秦雍城大遗址15公里，这里沟壑纵横，植被丰茂，且处在秦汉时期重要的水陆交通要道上。村北边的几处山梁自西向东，绵延起伏，也是凤翔地势最高处。站在这里，清风徐徐，远眺关中平原，一览无余。2016年4月，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中国国家博物馆、凤翔县文物旅游局、宝鸡市考古研究所和凤翔县博物馆联合组队进驻了这片山梁，对这个地方进行详尽探查。

从山顶到山下，一个挨着一个祭祀坑，其中的一个山梁上就发现了3200个坑，如果三个山梁都进行勘察，估计坑的数量会超过5000个，仅在我们在已经发掘的1800平方米范围内，大中小三种类型坑有三十多座，在坑里面发现了大量的马骨，木车、金属残片和玉器。

发掘的三类祭祀坑中，第一类是“车马”祭祀坑，有三种不同形制，一为较大的竖穴深坑，深3-4米；二为窄长形的直筒竖穴坑，长深1-1.5米；三为竖穴带头龛坑，大小与窄长形竖穴坑相近，但坑前带有头龛，头龛深度0.3-0.6米。尽管各类坑体较大，但坑内的“车马”及其随器却制作精巧且形体很小，“木偶”性的明器化特征突出。从“车马”祭祀坑中的三类形制分析，与文献记载历代持续对雍畤祭祀的背景有关；B类坑绝大部分呈不规则形，全部为马、牛、羊的牲肉埋葬坑。部分祭祀坑虽经晚代盗扰，但出土器物仍然十分丰富，在各类祭祀坑中出土器物二千一百零九件（组）文物，主要有玉器，如玉人、玉璜、玉琮、玉璋、玉璧残片，青铜车马器，如盖弓帽、车軎、车轙、马衔、马镳、铜环、铜泡、铜管、弩机、铜镞以及小型木车马等专门用于祭祀之物；C类则系极少数“空坑”。上述各类祭祀坑的内涵与文献记载的三牲献食、玉贝、“车马”之祭品种类相同，而以坑埋藏则是文献中对祭品“瘗埋”的重要处理方式。田亚歧激动地说，这有可能是史料中记载的“雍畤”遗存。

《史记封禅书》记载祭坛立于高山之下，小山之上，围坛三垓，封土为坛，除地为墠，神道八通，我们在离祭祀坑大约直线两公里之外的山梁上发现了夯土遗址，对应上了史料记载，形象比喻，夯土整体的形貌特征就和今天的北京天坛类似，都是有三个台子。所谓的神道八通，我们发现从山下到祭坛都有八条道路的痕迹，我们推断这个夯土遗址就是祭坛。

夯土遗址所处地方位于祭祀坑东侧山梁上的小山头之上，北侧有一个更高的山头，印证高山之下，小山之上。台为圜丘状，通高5.2米，基座直径23.5米，从台顶面的迹象和台子周围出土的秦汉时期以及更晚的陶质屋顶建筑判断，判断当时在台上还可能建有亭、阁类小型建筑，且秦汉之后还曾沿用过。围绕“夯土台”的是一个圜状“壝”（环围夯土台的围沟），整个环“壝”的直径31米，口径宽5米，底径宽4.1米，深1.5米。在“壝”的外侧有三重台阶平地，其中临近处踩踏面坚实，其它两阶台地由于历代耕种，踩踏面已几近消失。在对整个“夯土台”周边调查勘探时曾发现从山下不同方向通向这里的道路遗迹。虽然经过千年的风雨侵蚀，但祭坛的原貌还依稀可见。

这个夯土遗址旁边的山坡上都种植的有农作物，但在夯土台的周围，庄稼却是无法生长的，我们推测夯土台周围的土遭受过长期踩踏，以至于现在都不适合庄稼生长，这也间接说明这个夯土台就是祭坛。

除此之外，在更大范围的发掘工作中，考古工作者发现在围绕祭台和祭坑周围有大量的建筑遗存。在半山腰，发现有大型宫殿夯土基座，结合文献比对，推断这是皇帝祭天前短暂休息、更衣、静思的场所，另外发现规模较小的建筑遗存，推断是祭天活动中央政府设立在此的官员工作场所以及祭天祭品保管储藏的府库。这些配套建筑遗存的发现，也印证着这片区域就是雍畤所在。

经过考古发掘的祭祀坑叠加交错，往往是深坑之上有中坑，中坑之上有小坑，坑坑叠加，个个交错，很不规则。与此同时，在一些较深的一类坑里，明显看见残留有动物的骸骨和腐朽木车的遗存。在木车旁散落有青铜车马器，如盖弓帽、车軎、车轙、马衔、马镳等零散的配件，在马的周围，发现有底板，侧板，盖板，考古推断，这些马车很有可能是事先装好在木箱里放进去的，而在比深坑稍小一点的长条形的二类坑里，里面没有发现有真马的遗骸，但是有车的遗存，车的型号比大坑小得多，只有大坑车的三分之一，小的仅仅占坑面积的一半。在坑里，发现有大量的玉器，有玉琮，玉璜、一对男女玉人。

玉人是一对，头上有发髻的玉人是男性，代表阳，没有发髻的是女性，代表阴，之前，在礼县的鸾亭山发现秦的西畤，就发现和这个类似的祭品，区别不同的是它那里还多了一块玉璧，但基本的玉器祭品的规格是一样的，这也是推断这是畤的遗存主要原因。

考古发现，这些玉器的陪葬坑的发现都是在深坑内，而浅坑内却没有出土相关的玉器，这代表着深坑是重要的祭祀活动，来祭祀的人员级别较高，有可能就是皇帝本人前来祭祀。

雍畤由于地位高，在这里专门设立有官员进行管理，皇帝亲临，在坑的挖掘大小和深度上就很讲究，里面的祭品也准备的丰富，从排列上面看，这种深坑的排列是规整的，深坑的尺寸也是相同的，祭祀结束，土要回填，地面进行平整，后面的祭祀就重新在地面开挖，就形成不同样式的坑，形成层层叠叠错乱分布的形状。

雍地的祭祀时代跨度大，前后持续了七百年。《汉书·成帝纪》记载，汉成帝数次“行幸雍，祠五畤”。之后，文献上再无记载皇帝前来祭祀，但从坑出土的器物来看，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对于雍城畤的祭祀还在进行。

这种坑的组合方式，在之前的畤的发掘中还没有发现，历史典籍中也没有记载，这也是本次发掘中发现的一个亮点。

雍畤：虽循秦礼 却为汉建

在凤翔的雍城，史料典籍上记载雍城有五畤，密畤，鄜畤，下畤，上畤，北畤，分别祭祀青帝、白帝、赤帝、黄帝、黑帝的五个场所。祭畤这一国祭形式从春秋初期到西汉末期前后延续长达700多年，规模之大、影响之广在秦汉史上绝无仅有。因而雍原曾被称作五畤原，雍地成为当时祭畤文化中心。秦人设立畤来祭祀风俗由来已久，秦人设畤最早是用来祭祀白帝，白帝也叫少昊，远古时期，少昊是在现在中国山东一带东夷的首领，也是秦人的先祖。之后，秦人从东方跋山涉水来到西垂（今天的甘肃天水礼县）生活，尊少昊为白帝，西方天神，影射嬴秦所在方位在中国西部。

《史记·封禅书》载：“西周，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为主少皞之神，（前770年）作西畤，祠白帝，其牲用骝驹黄牛羝羊各一。”

从秦公仲之后百年，历代秦公东进，翻越陇山，都邑也从西垂逐渐迁徙到雍城，自秦德公元年（前677年）至秦献公二年（前383年）定都此地，建都长达294年，有19位秦国国君在这里执政，随后的秦几代君王，在这里建立了密畤，鄜畤，下畤，上畤。史称“雍地四畤”。而这次发掘，发现的并不是秦代的“雍地四畤”，而是汉朝增设的北畤。

《史记·封禅书》记载：“……汉兴，高祖……二年（前205年），东击项籍而还入关，问：‘故秦时上帝祠何帝也？’对曰：‘四帝，有白、青、黄、赤帝之祠。’高祖曰：‘吾闻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莫知其说。于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畤。

之所以说这是汉高祖刘邦设立的北畤，而不是秦朝的四畤中其中的一个，除了参照文献记载之外，更重要的是出土的都是汉朝时期的器物，没有发现秦朝的文物和器物遗存。

判断秦汉的断代的主要靠砖瓦和陶器。在遗址周围发掘了大量的瓦当，具有明显的汉代风格，汉代瓦是粗绳纹瓦，背部有布纹，秦瓦是麻点纹瓦，有细密的小点。同时，战国到秦朝时期用的大量的是槽形板瓦，而汉代用的多为弧形板瓦，形状和工艺都不一样。结合前几年在西安城汉阳陵和联志村祭坛出土的汉瓦做比对，判断这是汉高祖刘邦设立的北畤。

史料记载，从刘邦设立北畤以来，雍地每年都会举行隆重的祭祀仪式，据考证，从汉高祖到汉成帝期间，就有十八次隆重的帝王祭祀活动。在祭祀礼仪上，汉也遵循秦的祭祀流程和传统。史料典籍称在雍城畤的祭祀为“郊雍”，是国家最高最隆重的祭天大典。考证推测，祭天典礼分为择吉日，题请，涤牲，省牲，演礼，斋戒，上香，视笾豆，视牲，行礼，庆成。而皇帝所要做的祭礼有莫玉帛，进俎，行初献礼，行亚献礼，行终献礼，撤馔，送帝神，望燎等步骤，程序及其繁琐。

畤祭的礼仪前后多有变迁，但基本上都是采用最高规格的太牢之礼进行祭祀的，秦襄公为诸侯，居住在西部边垂，自以为是少昊神的代表，作西畤祭祀白帝，牺牲用马驹、黄牛、羝羊各一头。

汉代基本上是遵循秦人的这一祭祀流程。汉时，大臣们首先要提前讨论祭祀时间，选定吉日后，拿出祭祀方案，报请皇帝批准，提前开始准备祭祀用品，准备好祭品后，算计时间，提早出发，汉长安城距离雍城有180公里的路程，由于祭祀人数众多，往往一天只能走二十公里，沿途要有皇帝行宫，到达雍城后，祭祀前皇帝还要在半山腰的行宫进行沐浴、更衣、斋戒等活动，随后前往祭天。

通过史料的考证，秦汉时期，车马模型已成为重要祭祀的常备。秦人所用车马颜色，是按照五行象类比物原则来选择的。畤祭最初使用的祭品是实体牲类。与当时季节和色彩对应（春青、夏赤、秋白、冬黑），因此春夏用赤色马，秋冬用赤色黑尾马。以木禺车马替代真车马，车马颜色跟所祠帝色（白、青、黄、赤）一致。

在祭祀中，皇帝首先要通知神灵，这叫“降神”，畤祭的礼物包括祭牲、食物、美酒，祀神用具等，皇帝亲自参与的行初献礼，行亚献礼，行终献礼可能对应的是献三牲，献车马玉帛祭品过程，祭品的奉献有轻重、由小至大的先后之分，以体现敬慎之义。皇帝最终的坛祭，所采取的方式是燔燎，点火烧祭品，通过我们在发掘的玉人色泽发黑，推断有火烧的痕迹，烧完最后瘗埋祭品。

血池：祭祀中有没有血祭？

这个畤的祭祀遗址，现在的位置是血池村的范围内，为什么这个村叫血池村，是不是和祭祀有关我们也进行了考证，查了相关的史料，这个村叫血池村，最早从唐代就开始了。从文献记载中，血祭是存在的。

文献中记载，在古代的大型祭祀中，一般会用马牛羊三种动物作为祭品和小龄动物的血进行祭祀，比如说是几个月的羊，半岁的牛。这些动物的血要用木盆接着，祭祀完这些血是和动物尸体一起进行掩埋。

《尔雅·释天》:“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瘗埋”燎祭使用的物品有三项:柴薪、肉牲、玉帛,玉帛是技术的、文化的;肉牲是可食用的,秦人认为，天神在上为阳，祭天为阳祀，须积柴燔燎使烟气上达天庭;地祗在下为阴，祭地为阴祀，须荐血于地或瘗埋牲体，使血腥气味下渗幽泉，神能享之。

在秦东陵发现一些小土坑，有学者指出这可能和血祭有关，另外，在北京天坛圜丘遗址，里面有几个井，这个井实际上是当时举行大型祭祀活动时，马牛羊动物的放血场所，我们推断，在没有发现任何祭祀物品的小圆形土坑，有可能是畤的血池。

衰落：终结的畤 延续的礼

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各种学说大行其道。其中最重要的学说之一是五行学说，战国时期的邹衍将天下分为五方，用金、木、水、火、土五行相克的原理揭示历史朝代更迭的规律，开了将五行纳入政治领域之先河。五行学说起始于周易，从阴和阳的变化中总结得出，古人最开始是用周易来解释朝代变化，邹衍说“五德从所不胜，虞土、夏木、殷金、周火，木克土、金克木、火克金、水克火、土克水”。由于秦朝的符运是秦文公获得黑龙，黑色属于水，所以秦朝崇尚黑色。虽然符是代表黑，但跟四色帝还没有联系起来。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

秦朝的原来四个畤，密畤，鄜畤，下畤，上畤，分别祭祀青帝、白帝、赤帝、黄帝。对代表秦朝祖先少昊的白帝极为遵崇，重视白帝的祭祀，没有添加黑帝。从五行学说上讲，德运和符运不能统一，至少在畤的祭祀方面不完善，也是不行的。对于一个王朝而言，德运和符运是要统一的。对比秦汉用畤，到了汉代才实现了德，符以及畤相结合。

汉初，汉朝大臣张苍认为秦国年代太短，国君暴虐无道，失德于天下，不应该列为正统朝代，应该由汉朝接替秦朝的德符，汉朝正朔应为水德，是承接天命的，我们常见的影视剧中的“奉天承运”四个字其实就是源于五色和五德，所以，汉朝的服色也是尚黑色，加之汉武帝不断的完善五色系统，在雍地建了北畤，使得德运和符运结合起来，一方面从礼法上宣称自己合法统治，是上接天意，一方面，对于秦旧地的雍城的秦朝遗老遗少进行安抚，争取民心。汉光武帝光复汉室之后，采用西汉刘向的新的五色学说，认为汉朝应该是火德，延续周的礼法和德符，从此确立汉朝正朔为火德，东汉及以后的史书如汉书，三国志都认可了这种说法。因此汉朝有时也被称为“炎汉”，又因汉朝皇帝姓刘而称“炎刘”，就是来源于此，此后千年，历朝历代的皇帝都遵循和笃信这一学说，直到宋代欧阳修对这一学说采取质疑。

欧阳修说“自古王者之兴，必有盛德以受天命，或其功泽被于生民，或累世积渐而成王业，岂偏名于一德哉？……曰五行之运有休王，一以彼衰，一以此胜，此历官、术家之事。而谓帝王之兴必乘五运者，缪妄之说也。”也可以说，欧阳修的《正统论》在理论上宣告了五德转移政治学说的终结。

虽然是汉初按照秦的制度皇帝每三年来雍城祭祀一次，但毕竟雍城距离长安城太过遥远，到了汉武帝之后，天下太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秦朝已经远去。到了成帝匡衡进行国家仪式改革，认为雍地祭祀不符合儒家传统和经典，被清除了国家祭祀典礼，就舍弃了来雍城祭祀。畤这个词语从此再没有进入史料记载。但是，关于畤这种祭祀方式并没有终结，名称和内容经过不断的改良和演变一直存在下去，之后历朝历代的祭天等国家大礼都是脱胎于周礼和秦创立的“畤”的祭拜形式。

对血池遗址的发现和发掘，不仅印证了正史记载中关于在雍地开展的一系列国家的祭祀行为，而且成为了从东周诸侯国到秦汉大一统国家祭祀活动的最重要的物质载体和实物体现，从“透物见人”的角度，此次考古发掘出的实物资料，对于深化秦汉礼制、秦汉政治、中国古代礼制文化等方面的研究均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此同时，通过今后以雍山遗址考古成果为契机，加强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和利用，对于当代树立文化自信、增强对中华文明的自豪感与认同感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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