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河湟文化,青海西宁有什么风俗

什么是河湟文化,青海西宁有什么风俗

本文目录

1.青海西宁有什么风俗 2.共饮河湟水,两岸一家亲是什么意思 3.昆仑文化是什么意思 4.河湟文化是什么意思

青海西宁有什么风俗

西宁多回族。回族信仰伊斯兰教，在回族聚居地方，多建有清真寺。每年举行开斋节、古尔邦节和圣纪三大节日。

歌舞音乐主要有汉族的社火、土族的安昭、回族的宴席舞、撒拉族的婚礼舞、藏族的锅庄舞以及藏传佛教寺院在祭祀、典礼、法会时演奏的寺庙音乐。

西宁是一座有着两千一百多年历史的高原古城，古称西平亭，曾是汉后将军赵充国屯田的地方、南凉的都城、唐蕃古道的咽喉、丝绸南路的要道、青藏高原通向中原的门户、河湟文化的发祥地之一，自古就是一颗璀璨的“高原明珠”，北山烟雨——西宁古八景中遗留最完善的一景。

扩展资料：

西宁旅游地：

1、西宁八景，即古湟中八景，旧时西宁府称为湟中，八景即今西宁及其周围的八个景观。他们是：石峡清风、金娥晓日、文峰耸翠、凤台留云、龙池月夜、湟流春涨、五峰飞瀑和北山烟雨。

2、石峡清风位于西宁东15千米处。石峡，俗称小峡，在历史上是以险关危隘著称的。世治时，它是连通东西交通的要道；世乱时，它又是隔断两地的重门。

3、金蛾晓日，位于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的娘娘山，又名金蛾山。娘娘山上有一制高点，早晨在山上观日出，太阳从万山中喷薄而出，景象壮观，据说可与泰山观日出媲美。娘娘山以其幽深秀丽、气象万千而闻名遐迩。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西宁

共饮河湟水,两岸一家亲是什么意思

黄河水养养了我们共同的一家人，黄河两岸都是同一个民族，同一个祖先。

黄河、湟水河、大通河流经海东，千百年来，河水堆积了两岸广袤的肥田沃土，河湟这片故土成为历史、文化、民族、农耕文明交流的沃土，成为高原河湟文化的摇篮，勤劳智慧的河湟儿女用自己的双手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河湟文明，丰富了中华文明，拉长了历史文化。

让河湟文化“立”起来，全力推进国家河湟文化生态保护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建设，高站位谋划黄河生态文明建设和河湟文化发展的空间布局。

扩展资料

让河湟文化“活”起来，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推动历史传统文化、红色文化、民俗民间文化、生态文化、农耕文化、宗教文化全面融合发展，让河湟文化在新时代焕发新生机、迸发新活力；让河湟文化“亮”起来，保护和做强青稞酒百年品牌，全面升级青海拉面产业，做大做优“青绣”艺术产业。

真正让“记忆中的青稞酒、舌尖上的拉面、指尖上的青绣”成为河湟文化的闪亮名片；让河湟文化“火”起来，着力推动全域旅游、深入推进文旅融合，创新打造“青海年、醉海东”等河湟品牌，全力开展文化旅游推介和文旅产品展销，让旅游赋予更多文化内涵，全面提升河湟文化软实力。

昆仑文化是什么意思

随着地域文化研究热的兴起，在青海恐怕谈得最多的是昆仑文化。因为只有昆仑文化最具延展性和代表性，也最能概括青海的地域文化特征。

一、那什么是昆仑文化呢?

昆仑文化，顾名思义，就是以昆仑山为主脉的青海地域文化，是对广大青海人民几千年独具特色的卓越创造的肯定，是对神秘高原自然、人文、审美经验的积累，是对生息繁衍和社会进步而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汇。但对昆仑文化认识不是一开始就是这样理解的，山文化、西王母文化、旅游文化等多种形态构成了昆仑文化研究的动态系统，可以说，对昆仑文化的研究是对整个青海高原的山山水水到人文生态的逐步认识过程。

二、山文化—对昆仑文化的最初诠解

传说中的昆仑山究竟在什么地方?这是中国两千年学术史上的一个悬案。有两河说，中亚说，西北说，天山说，祁连说以及顾颉刚的泰山说。尽管我们至今还无法统一关于昆仑山的确切地望，但有一点可以认定，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昆仑山总是与"西方"的观念联系在一起的，中国人认为，昆仑山是天下最高的一座山，位于大地的中间，在中国的西部，神话中的昆仑是黄河的源头。

可以设想，即使原始时代的一个部落联盟，其活动范围也是狭小的，他们"自我中心"的眼光看世界，往往认为，自己境内最高的山就是世界上最高的山，立于天地之中，并被赋予神话的意义。因此，从民族学和神话学的观点来看，虽说昆仑山是中国远古神话中的"世界大山"，但它最初也很可能仅仅是一座极普通的山(甚至我们可以直接把它理解成一处设在高山上的社坛，如泰山一般)。而且随着昆仑神话的载体—远古中原人的不断分裂、迁徙，昆仑神话也就在迁徙过程中造就了更多的昆仑山、昆仑神话。这样一来，可以说，对昆仑山地望的地理学争论在神话传播理论面前就应该灭亡了。

然而，事情并不那样简单，在一沫世纪曙光都能卖钱的今天，昆仑山作为一个品牌，却极具诱惑力。有了名称上的昆仑山，也就有了实际的昆仑山。或许，这就是对昆仑文化研究的最大贡献。

这方面的著作有吕微的《“昆仑”语义释源》、萧兵的《“昆仑”祁连说补证》、顾颉刚的《〈山海经〉中的昆仑区》、凌纯声的《昆仑丘与西王母》。

试图证明昆仑山就是现在的昆仑山，这是昆仑文化研究的第一阶段。

三、西王母文化—-对昆仑文化一次并不成功的诠解

有了昆仑山，也就有了西王母神话。他们既然能用瑶池(青海湖)、二郎神洞(西王母仙窟)证明昆仑山，也就证明了以昆仑山为居的西王母。或许，史料的丰富直接带动了对西王母的研究，从此进入昆仑文化研究的第二阶段。

这方面的著作有辰伯《西王母与牛郎织女的故事》、《西王母与西戎》；吴晗《西王母的传说－－西王母故事演变》；小川琢治(日本)《昆仑与西王母》；吕思勉《西王母考》；方诗铭《西王母传说考》；林祥征《西王母的变迁及其启示》；周明《落叶归根－－试谈我国神话中西王母形象之变迁》；汤池《释郫县东汉画像西王母图中的三株树》；董明兰《穆天子会见西王母汉画像石考释》；李德芳《试论西王母神话的演变》；孔思阳《西王母传说的起源及其演变》等，出现了数百名有影响、有成果的文史专家、学者，同时，在青海也涌现了一大批热心、有作为的专家、学者，如赵盛世、谢佐、赵宗福、李文实、栗凰、朱世奎、芈一之、黎宗华、许英国、董绍宣、辛存文、张得祖、卢耀光等。他们为开创青海昆仑文化研究新纪元。其研究不可谓之不深、成果不可谓之不丰。为人类学研究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理论学术资料。

然而，从“虎齿豹尾”到“西海唱和”，从殷墟甲骨到汉砖三株树，引经数典，从《归藏》到《道藏》、从《汉武帝内传》到《汉武帝故事》都无不为证明西王母捏造着神话，却使昆仑文化西王母研究走入了死胡同。

四、地域文化－－昆仑文化研究的转折

昆仑文化考察活动和学术研讨会的召开，似乎是昆仑文化研究的转折。它第一次将昆仑文化纳入地域文化的范畴。虽然此次成果不多，但有很多启示。首先，学者们认定中国古代先民的心目中，天和地是可以交往的，昆仑山是能使天地交往的山。其次，他们认为昆仑文化是地域文化，作为青海的主要个体形象，也就代表了整个文化特性。

不难理解，地域文化所特有的渗透性、包容性、创新性、延续性赋予了昆仑文化个体丰富的特性。

所谓渗透是指昆仑文化精神的渗透，在这里，千百年来，每个民族都以其宽大的胸怀和开放的姿态进行着情感和文化上交流和认同。各民族在这块土地上的交往由起初时的浅层互动系统，进而有组织联系进入社会系统，扩展为一种深层次的文化心理联系，这既是表达了不同民族的不同需求，又体现了共同需求和共同利益。

所谓包容，就是昆仑文化在民族融合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海纳百川的气度，以及它对各种文化的吸收和接纳，过去的民族交往史证明，不同文化模式、价值观念、宗教信仰等相互交流与影响，形成了相互的认同和理解。通过民族间的交往凝成的不同民族共同的国家意识和对中原文化的情感，又维系着历史上国家与外域的关系，维系着逐渐发展起来的内地与高原的联系，维系着国家的统一。

所谓创新，就是昆仑文化所体现出的创新活力，那绚丽多姿的彩陶艺术、彩绘艺术成为昆仑文化的创造力象征。

所谓延续性，就是昆仑文化性格和品质的延续性，所体现的昆仑文化精神：充满生机活力，不拘一格，刚毅，豪放及高原文化所体现出来的循规蹈距、保守念旧，容易满足的双重性格。

作为“大地域”文化概念，昆仑文化正如有些人概括的，可以是以“花儿”创作演唱为代表的民间民俗文化，是以玉树歌舞为代表的民族民间歌舞文化，是以绘画、雕塑、建筑为代表的藏传佛教文化，是以彩陶精品为代表的史前博物文化，是以都兰吐蕃墓群及其出土的大量中西文物为代表的中国古代西部开放文化，是以赛马会、那达慕、九曲黄河灯会、土乡纳顿节、热贡艺术节、撒拉族艺术节为代表的民族民间节庆文化和以藏、土、撒拉族为代表的民间风情文化。但正如我在篇头所讲的，昆仑文化应是对生息繁衍和社会进步而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汇，它是一个包括自然、人文、一切可作为审美观照的大系统。

可以肯定，昆仑文化是自然文化，青海瑰丽的自然风光纳入其中；昆仑文化是人文文化，它体现这历史的延展性，不以卡约文化－－吐谷浑文化－－吐蕃文化－－河湟文化为限，不受特殊的区位思维的束缚，打破背景框架，强调人文历史特征所具有的历史象征意义和启示作用;昆仑文化是经济文化， 其潜在的文化资源优势完全可以转化为现实的经济优势，作为文化产业的领头雁，旅游文化的开发和利用必将促进昆仑文化的多元化发展;昆仑文化是保持特色的文化， 不仅是地域特色，也不仅是文化特色，是思维特色，没有思维的特色，就没有昆仑文化，发展昆仑文化就要努力保持昆仑文化特色，主导昆仑文化特色，开创昆仑文化特色。

昆仑文化还是发展的文化，它还在不断渗透、包容、吸收各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与时代潮流相结合，始终把握着青海文化事业前进的脉博。

河湟文化是什么意思

河湟文化三题

河湟，当指黄河上游、湟水流域、大通河流域，古称“三河间”。这一地区自古以来多民族繁衍生息，至少从秦汉以来，众多民族的先民耕牧于其间，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河湟文化。河湟文化是青海东部地区和甘肃西部与青海接壤地带，历代先民在一定的物质文明基础之上的精神文明化的结晶，有其独特的内涵及其特征。研究其内涵及其特征，使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相承继，相统一，显得十分重要。

一

河湟文化是黄河源头人类文明化进程的重要标志。自古以来，我国从华夏到汉唐，乃至元明清时代，都将黄河流域看作是中华民族的摇篮，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古人将黄河源头看作是圣洁而又遥远的，李白有“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的慨叹；人们探察河源乃至不断迁徙往返最频繁的地区，都莫过于今天青海东部和甘肃接壤的地区即上述“三河间”。

纵观河湟文化在黄河流域古文明中的地位，我将黄河流域分为四大优秀的传统文化加以比较：即青甘地区的河湟文化；今宁夏、内蒙古地区的河套文化；今陕西、河南等地区的中原文化；今山东地区的齐鲁文化。河湟文化是上述黄河流域四大传统文化中的源头文明化的重要标志，与黄河中下游流域的三大传统文化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以河湟地区上世纪我国100项重大考古发现之一的柳湾出土文物为例，当地发掘出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马厂类型、齐家文化、辛店文化等从新时期时代到青铜器时代的墓葬共1730座，出土文物37925件，其中仅彩陶器近2万件，这是其他地区所无可伦比的。彩陶纹饰图案中的拟蛙纹亦作神人纹，反映了我国古代先民的人祖崇拜。蛙同娃，女娲抟土造人的古代神话传说的最早形象化图案。笔者认为河湟文化与河套文化、中原文化、齐鲁文化共同铸就了黄河流域文明化进程中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早期文化内涵，至少在北宋以前这四大优秀的传统文化发出过耀眼的光芒。如果说河套文化以草原文化走廊即游牧之路的文化内容为主；中原文化以农耕文化走廊即丝绸之路的文化内容为主；齐鲁文化以海陆文化即蓬莱神话的文化内容为主，那么，河湟文化则将草原文化和农耕文化两大走廊的文化内容兼而有之。

二

河湟文化是草原文化走廊与农耕文化走廊文化荟萃之地的瑰宝。

说河湟地区是农耕文化走廊的地区之一，人们容易理解。但何以又是草原文化走廊之一呢？笔者以为我国北方各民族先民依托所生存地区的自然环境，亦耕则耕，亦牧则牧，很多地区耕牧相间，农牧业生产相得益彰。以鲜卑人为例，其部族在今东北辽宁地区就曾从事农牧业，后来人畜繁衍，鲜卑诸部从东北逐渐进入漠北高原，在阴山陇山脚下放牧，一部分游牧到祁连山北麓，有的翻越祁连山进入青藏高原，乃至川西北；青海历史上的吐谷浑人以畜牧业为主，兼及农业；而南凉国属民则以农业为主，兼及牧业；青海东部地区的几个世居民族，从原先的畜牧业转入农业者，不乏其例，如土族、东部藏族都是这样。所以河湟民间传播很广的山歌“少年”，就具备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文化的双重性。

在河湟地区，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之间的交往十分频繁，形成了河湟文化内涵的多元性。有许多文化现象并非某一个民族所独有，如自古以来的羊图腾崇拜，至今农牧业区多民族所共有，藏族仍有“长寿羊” CAI LOU　，汉族称“神羊”，即一群羊中留一只羯羊，终其生而不宰杀。这种习俗与古“羌人事奉羱羝” 即盘羊　的习俗一脉相承。笔者曾闻“西宁的赋子，兰州的鼓子”民谚。“西宁的赋子”是平弦坐唱艺术的主调，幽雅宛转而又悠远，给人以余音绕梁之感，平弦坐唱艺术还有“十八杂腔”之说，唱调多以历史典故为主，是曲型的农耕文化的产物。笔者曾在兰州有幸听到鼓子词的演唱，那音调苍凉而悲壮，深沉而高亢，显然有着北方大漠草原文化的风韵。西宁和兰州，可谓我国西部相距最近的两座省城，从兰州北去，便是草原文化走廊之地；从西宁东去，便是农耕文化走廊之地。赋子词与鼓子词，就在时代的演进中保留了下来，岂不是河湟文化的代表作吗。

对草原文化走廊及其文化研究的疏忽，是我们文化学界的失误。弥补之法，除了细加研究史籍之外，在交通便利的今天，更应行万里路实地考察才是。特别是对重要的草原文化遗产应加以发掘、整理，借助今日的科技手段加以保护并发扬光大，如兰州的鼓子词，多年前笔者在兰州时所见艺人多年老体衰，若不抢救则有后继无人之虞。青海的皮影戏音乐也少有人承继，要尽快录音。河湟地区少数民族的民间音乐、舞蹈以及绘画等也应采取抢救性措施。笔者曾著文指出，对中国西部历史上的两大文化走廊，要设法重振。文化自强，是中华民族奔小康的重要内容，千万不可忽视。

三

河湟文化又是多民族文化交融并存的必然结果

河湟地区曾有过对文化作出创建的历史的民族，诸如戎人、羌人、氐人，鲜卑、小月氏、鞑靼、吐谷浑、吐蕃等，这些古代民族不仅从事高寒畜牧业，也从事农业、手工业，积极发展与周边民族之间的商业和文化交流。譬如一条唐蕃古道曾留下多少文化遗存，仅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一条山沟围绕文成公主庙留下了历代先民数不清的石刻艺术遗产。河湟谷地至今保存完好的1840年以前的寺庙塔窟，都是先民们留给后人的文化遗产，如瞿昙寺、隆务寺、塔尔寺、西宁东关清真大寺等等。广而言之，云岗石窟、麦积山石窟、炳灵寺、郭煌艺术，都是中国西部历史上多民族文化交融并存的必然结果。

元明清时期祖国出现大一统的局面，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更加频繁，这一时期作为综合艺术的戏曲空前发展，河湟地区随着手工业作坊的大量出现，民间坐唱艺术也得到空前发展。笔者聆听过许多民间艺人的演唱，有些曲目并非民间艺人所创作 包括音艺人　，二十多年前笔者曾在湟中小南川洛玛村听过张姓老人 已去世　演唱的民间曲艺节目《宫门挂带》、《孙膑上寿》等，从其遣词造句，喻古颂今的手法看，当是历史上河湟地区的落魄文人所为，只是借助民间艺人的口流传了下来。多年前一位刘姓盲艺人在西宁小游园演唱的《方四娘》，与我国内地流传的《四姐宝卷》也存在着渊源关系。由此可知，河湟文化是多民族文化交融并存的必然结果，这一点是无可置疑的。

既然如此，我们对待河湟文化的态度只能是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在这方面虽然我们过去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但限于诸多制约因素，我们做得还很不够。青海曾有过许多诸如三个集成、618米彩绘大观、改编上演传统曲目等成功之举，但也有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特别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使河湟文化发挥更大的社会效益，这是摆在河湟文化人面前的一大历史使命。

在这里想将我中华民族的另一条母亲河即长江流域的传统文化作一比较来说明继承与创新的重要性。笔者也曾将长江流域分为四大传统文化，即：江源文化 青海南部地区，玉树康巴文化为主　、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和吴越文化。其中，江苏无锡地区的一些有识之士创办吴文化公园，实现学术走向民间的方针，借助社会力量办文化，走出了一条成功之路，他们提出“以经济治穷，文化治愚”的口号，认为“今日的文化，明日的经济”这样的理念是完全符合时代精神的，青海省举办郁金香节、中国消夏之都文化旅游、昆仑文化艺术节，以及中国西部文艺博览会等，我想也出于这样的理念。只是我们对河湟文化的内涵及其特征方面的深入研究太少了，鉴于此，应《河湟》杂志社之约，以上面的拙见，作为抛砖引玉之用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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