臭“老九”这个称谓从何而来，那么之前的八位又是什么

臭“老九”这个词，其广泛流传，是在某一个特定历史时期形成的民间说法。时至今日，很多人已然不甚了解它的背后意义。这个词，不是某个人的发明创造，其实它的最初出现，是在十三世纪的元朝，只是当年并没有广泛流传。

今天来说说，关于中国历史上“三教九流”的那些典故。

希望这篇文章不会出线被毙。

三教九流的历史渊源

中岳嵩山少室丛林，是著名的佛教圣地少林寺，寺内钟楼前有明代嘉靖四十四年（1565），郑恭王朱厚烷的儿子朱载堉留下一通碑刻，名曰《混元三教九流图》，并配有《混元三教九流图赞》，绘的是释迦、孔子、老子三圣合体像。

朱载堉是有明一代著名的律学家、历学家、音乐家，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甚深，在《混元三教九流图赞》中写道，“三教一体，九流一源；百家一理，万法一门”，而这幅图画则体现了他作为皇族成员，三教合流、和睦相处的思想宗旨。巧的是，朱载堉的曾祖成化帝朱棣，也有一幅类似的图卷，名为《一团和气图》，揣摩其中含义，两者有异曲同工之妙。

如何为三教，什么是九流，古今其实有不同的内涵。现在的“三教九流”，多使用其引申含义，用来形容社会的各种行业或者人群。但在古代，却不是虚词代指，而是实实在在概括了社会上存在的主要宗教“儒释道”以及“法家、墨家、阴阳家”等重要学术流派，发展到后来，又变成古代中国对民众的地位和职业的等级划分。至于这个词语是褒义、贬义还是中性词，见仁见智，不作评价。

《封神演义·七十三回》中，通天教主有句名言叫做“红花白藕青荷叶，三教原来是一家”，这里的三教指的是“人教、阐教、截教”三类，普遍认为这是小说家言的情节虚构，也有人说它们分别指向了现实中的“道教、佛教、儒教”。现实中的三教一般公认为儒释道三教。无论怎样，这本书中的观念，也是三教原本出自一家。

三教的提法比较统一，而“九流”的说法则各有不同。在《汉书·艺文志》中提到，“九流”指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此外还要加上“小说家”一流，因此又有”九流十家“之说。而根据民间说法，九流则是对社会地位不同的区别，由此“九流”又分为上、中、下三等各九类，因此就有了高低贵贱之分。

“上九流”说的是，帝王、圣贤、隐士、童仙、文人、武士、农民、工匠、商贾；

“中九流”说的是，举子、医生、相命、丹青、书生、琴棋、僧人、道士、尼姑；

“下九流”说的是，师爷、衙差、升秤、媒婆、走卒、巫拐、盗贼、小偷、乐户。

大元帝国的等级划分

世界上历朝历代、诸般国家，似乎除了阿三帝国存在着“种姓”等级规定，只有十三世纪时候的元帝国，在政府官方文件中，明确界定了国家公民的社会等次。当然他的初衷，是为了有效进行社会管理和强权统治，不过这种规定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蒙古人统一了中原大地之后，发现自己的辖区民族众多、成分复杂，社会稳定面临不小的压力。为了更好的实现皇权统治，元廷想出了一个简单粗暴的方法，通过建立社会等级的人种制度，达到治理目的，四类等级制度由此而生。

它们分别是，第一等蒙古人、第二等色目人，前者是血统纯正的贵族，后者是除蒙古以外的西北各族、西域以至欧洲各族人的概称，因“各色种族名目不一”，遂统称为“色目人”。除了以上两种以外，把汉族人又分为两等，原先在金帝国统治下的汉族人列为第三等“汉人”而南宋帝国所属的降民，则被称作第四等“南人”。

除了以上按照人种的划分，元帝国还按照公民从事的职业性质，进行了更加细致的分类，共列为“十个等级”，分别如下：一是由朝廷任命的政府官员；二是没有政府官员身份的办事人员，也称作“吏”；三是由政府登记在册的僧尼；四是由政府登记在册的男女道士；五是从事医疗救护的医生；六是各门类中的掌握高级技术人员；七是匠人，过去专指木匠，延伸为有专门技术的低级手工技术人员；八是娱乐场所的女性从业人员；九是读书授徒的人，即儒门子弟；十是街头行乞流浪的乞丐。

以上分类，有宋末元初儒生、画家、诗人、灵宝閣皂宗道士郑思肖，他在《铁函心史·大义略叙》中记道，“鞑法，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 各有所统辖。”所谓“鞑”，是作者对蒙元统治者的称呼，因元人被汉人称作“鞑子”，这里所列“八民、九儒”之民，是社会底层的贫民。

南宋时期著名的爱国诗人学者榭枋得在著作《叠山集》中，则特别注明了“大元制典，人有十等”，记载“九流”排序写道，“介乎（女昌）之下，丐之上者，今之儒也”。位列第八的由贫民改为“风尘卖笑的乐户”，愤慨之情，跃然笔下。

“老九”到底臭不臭

这就是知识分子被称作“第九种人”的由来了。从有夫子儒家诞生之日，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最受尊敬的读书人，到了马上治天下的元帝国，竟然被划分到社会最底层，仅仅排到了“乞丐”之前，比风尘卖笑之人都不如，这让“万般皆下品”的读书人情何以堪。

虽说是位列倒数第二，其实读书人在元帝国的境遇，甚至连乞儿也不如，为什么呢，因为读书吃不上饭了。自隋朝开创科举取士的制度以后，学而优则仕，读书人是实现人生价值的唯一途径。但是到了元代就不灵了，由于蒙古族属于马背上的民族，对于他们来说，读书和教育看似并不重要，元朝不开科举，读书无用，因此知识分子越来越不被人们重视，读书人不但自己没有出路，而且连教书这个基本的饭碗也没有市场。

这种窘况下，读书人虽位列乞丐之前，实际上连乞丐也比不上，由于南宋帝国的覆灭，元廷对读书人存有极度蔑视和警惕的情绪。乞丐可以倚门扪虱，吃百家饭，穿百家衣，读书人尚有清高气节，另外具有不屈傲骨，拉不下脸来沿街乞讨，又是满腔愤懑无处发泄，没有政治地位，无法施展抱负，生活自然艰难，就算当个乞丐，也是常常要不到东西。虽然读书人排在第九，却只有个“惨”字，却还不及“臭”。

“臭”字，是在上世纪浩劫时代，一些人给予知识分子的代名词。《金瓶梅词话》中曾有一句，“那淫妇耍了我汉子，还在我根前拿话儿拴薄人，毛司里砖儿，又臭又硬。”想来知识分子那份清高和傲娇，在某些人看来自然是“茅坑里的石头”，一个“臭”字恰如其分吧。至于排序的问题，当时有“hei八类”之称，知识分子位列其后，恰恰是“第九”，民间才有了“臭老九”之戏称。知识分子的处境跌入了有史以来的最低点，有学界泰斗季羡林先生的《牛棚杂忆》可为佐证。

“老九”们的春天，是在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明确提出了“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等著名论断，至此，知识分子的身份才得以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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