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王朝诸侯国庸国及其君主世系 商王朝都有哪些方国？

商王朝诸侯国庸国及其君主世系 商王朝都有哪些方国？

“庸”，在今天已经成了一个大多含贬义的字，例如“庸人”，就是没有才干、没有理想、没有智慧的人。然而在上古时代，正是一群“庸人”建立了一个以“庸”为名称的国家。庸国在

历史

上并不平庸，她是中华文明的源头之一。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华夏文明是黄河流域诞生和发展的。因此，在春秋时期存在于长江中上游地区的几个国家，就难以有详实的历史资料。庸国，就是这样一个身处三峡地区、几乎被人们遗忘的古老国度。

古庸国历史非常悠久，关于庸国的起源，古往今来众说纷纭。目前较流行的主要有两种说法：

一是“容成氏”说。容成氏又有两种解释。一种称之为“黄帝之臣”，在史籍《后汉书》中记载：“容成，黄帝之臣。”也有人说容成是古代诸皇之一。在典籍《庄子·胠箧》中记载：“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畜氏、轩辕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近些年出土的楚简中，也发现了类似的记载。有人考证，容成氏就是庸国的先君，容成氏就是庸成氏，因为“容”与“庸”在上古是通用的。

二是“祝融”说。祝融，有人说是上古三皇之一。在典籍《庄子》中记载，在神农之前有祝融氏。在典籍《礼》中也说：“伏羲、神农、祝融，三皇也。”又说：“祝者，属也；融者，续也，言能延续三皇之道而行之，故祝融也。”祝融亦即古三皇之一燧人氏，因其发明钻木取火，温暖人间，故尊其为祝融。也有人说，祝融是黄帝的大臣。在典籍《通典》中称，祝融是黄帝六相之一，黄帝“得祝融而辨南方，得蚩尤而明元道，得太常而察地理，得苍龙而辨别东方，得风而辨西方，得后土而辨北方，谓之六相。”还有人说，祝融是为帝喾管理火正的两位大臣，即颛顼高阳之后卷章的两个儿子重黎和吴回。据史籍《史记·楚世家》中记载：“重黎为帝喾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喾命曰祝融。工共氏作乱，帝喾使重黎诛之而不尽。帝以庚寅日诛重黎，而以其弟吴回为重黎后，复居火正，为祝融。”在典籍《山海经》中也说：“炎帝之妻，赤水之子听訞生言居，炎居生节并，节并生戏器，戏器生祝融，祝融降处于江水，生工共……洪水淘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又说：“南方祝融，兽身人面，乘两龙。”有学者认为，融与庸同音，庸即融演化而来，庸国人就是祝融氏的后代，同是帝颛顼高阳的后裔。

庸国究竟是容成氏所创，还是祝融氏后裔所创？祝融是远古三皇之一祝融氏，还是帝喾之臣重黎或吴回？从诸多文献看，庸国人应该是颛顼苗裔的分支，可究竟其国君的祖先是谁，恐怕是永远也无法得知了。但不管庸的开国始祖是谁，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庸国的起源应在夏时或更早。庸国的都城上庸本身也表现出庸国的古老。为何叫上庸？庸有“城”的意思。上庸可以理解为上古之城，也可以理解为天子之城。在典籍《乐府诗集·鼓吹曲辞一》中有一首民间爱情诗歌说：“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意思是：苍天啊，我要与君相知相守，还要使这种相知永远不绝不衰。这里，“上”就是天的意思，“上庸”中的“上”字也很可能就有“天”、“天子”之意。

早在远古时代，江汉中西部地区就已经有人类活动，庸国人的祖先或许就起源于这一地区。郧县猿人化石，女娲、舜等在庸地活动的历史记载，就是一种证明。正是由于庸国人千百年间世代在江汉中西部地区繁衍生息，才能缔造出古老的庸国人文化。

在追溯庸国历史时，不得不面对有关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这一问题，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文明的起源问题。只要对黄河、长江这两河流域文明的进程有个基本的了解，中国文明起源的问题就基本解决了。长江中游是长江流域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一个原始文化区域，有着相对独立的文明化进程。随着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的深入，长江中游文明进程的研究有了很大进展，古庸国历史也渐渐浮出水面。

在长江中上游的古庸国一带，当地的土家族和苗族世代流传着伏羲女娲兄妹繁衍子孙、女娲造人补天的神话传说。那里的土家族和苗族，应该也是伏羲、女娲的一支。在史籍《淮南子》中讲述过这样一个故事：

在洪荒时代，水神共工和火神祝融大打出手，最终，祝融打败了共工。共工生性暴烈，因失败而恼羞成怒，朝西方的不周山撞去，致使不周山崩裂。不周山是撑天的柱子，它断折了，天就倒下了半边，出现了一个大窟窿，地也陷成一道道大裂缝，山林烧起了大火，洪水从地下喷涌出来，各种猛兽也出来吞食人民。人类的生存面临着严重危机。

看到人类遭难，创造了人类的女娲感到无比痛苦，一心补上苍天，以终止这场灾难。她选用各种各样的五色石子，架起火将它们熔化成浆，用这种石浆将残缺的天窟窿填好，随后又斩下一只大龟的四脚，当作四根柱子把倒塌的半边天支起来。女娲还擒杀了残害百姓的黑龙，刹住了龙蛇的嚣张气焰。最后，为了堵住洪水不再漫流，女娲还收集了大量芦草，把它们烧成灰，埋塞向四处铺开的洪流。

经过女娲一番辛劳整治，苍天总算补上了，地填平了，水止住了，龙蛇猛兽敛迹了，人民又重新过上安定的生活。但是，这场特大的灾祸毕竟留下了痕迹。从此天还是有些向西北倾斜，因此太阳、月亮和众星晨都很自然地归向西方，又因为地向东南倾斜，所以一切江河都往那里汇流。当天空出现彩虹的时候，就是女娲的补天神石放出的彩光。在西汉的文献《运斗枢元命苞》中，女娲、伏羲、神农被列为中华民族创始人的三皇。

神话是虚妄的，但是上古的神话却也可能包含着一些重要史实。要发现隐藏在神话背后的真正历史，必须求助于远古地理学知识。在两亿年前的三迭纪末期，古中国大地的地形本来是东高西低，与现在正好相反。地面上的所有水系一律遵循东水西流的法则，奔向西部地区一片水域非常辽阔古地中海。今天的三峡、西藏、青海、云南、贵州、四川等广大地区，当时都是一片汪洋，湖北秭归是当时的一个滨海湖区。在强烈的造山运动中，海底的岩石拱出海面，古地中海向西后退。大约是在7000万年前的燕山运动中，三峡地区隆起，巫山十二峰形成，山顶上至今还遗留有海底古生物的化石。古老的秭归湖消失了，古中华大地的地貌随即改观，三峡以西的巴蜀湖、西昌湖、滇池等几大水域，被一个水系串连起来，从东往西形成西部古长江的皱形；三峡以东的当阳湖、鄂相湖、鄱阳湖及其众多湖泊串连起来，形成了从西往东的古长江雏形。

大约在三四千万年前，喜玛拉雅造山运动开始，青藏高原、云贵高原及三峡峡谷形成，古中华大地呈现出西高东低的地形。正如神话传说中的共工氏怒触不周山，致使“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西部的古长江调头东进，经过长年累月的大水冲刷，终于冲破、三峡的阻拦，东西贯通一气，形成了一条崭新的万里长江。长江流域的中、下游地区，古代有个广袤无垠的两湖平原，面积约五万平方公里，海拔五十米左右，原系古云梦泽，由长江及其支流冲积而成，亦称“云梦平原”。现在的张家界地区就是位于古云梦泽里。长江流域的地质地貌变更的年代，正是古生物从水中向陆地进化的大好时期，也是古人类诞生的婴儿时期。

在长江流域的中、下游地区，早已有远古人类的足迹。至今为止发现的化石中，有距今约五万年以前的“汉阳人”、五十万年以前的“长阳人”，还有距今两百万年的“巫山人”，比距今一百七十万年的“元谋人”还早四十万年。世界公认的拉玛古猿距今约一千四百万年，已能直立行走，会使用天然棍棒和石块猎取食物。而这种古猿不仅在长江流域上游有所发现，而且在位于长江流域下游发现了距今约四千五百万年的古猿化石。在原古庸国属地的堵河入口处也发现了古代原人头骨，经鉴定，比北京猿人要早一百五十万年以上。

洪荒远古，伏羲女娲造人、补天，以及画八卦、制婚姻、作笙簧这些故事，并不都是荒诞不经的神话，而是包含着丰富的历史地理学知识、人类文明源起的历史。这些创世神话在古庸国地区的流传告诉我们，在追溯庸国的缘起时，我们完全可以上溯到比炎黄二帝更为久远的伏羲女娲那里。

从文献方面看，上古时期最早出现而且影响较大的有三个部族，一为太昊帝伏羲氏，一为炎帝神农氏，一为黄帝轩辕氏。这三个部族的姓氏不同，特征鲜明。伏羲据说姓风，女娲据说是伏羲的妹妹，也姓风，炎帝姓姜，黄帝姓姬，风、姜、姬即为中国最古老的三大姓。伏羲是开创了中华文明新起点的伟大人物，创造了许多文化，能够打猎、捕鱼、织布，有非常高的智慧和发明。

在典籍《易》中记载：“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结绳而为网罟，以畋以渔，盖取诸离。”女娲也是创造文化的神祗。在史籍《帝王世纪》中记载：“帝女娲氏，亦风姓也，作笙簧，亦蛇身人首，一曰女希，是为女皇。”女娲也是一位音乐女神。与伏羲创造文化不同的是，女娲的主要功绩：一是炼石补天，二是创造人类。

在汉朝画像上，伏羲和女娲往往成双成对地出现，表示他们或者是夫妻或者是兄妹。他们出现的意义非同一般，标志着一个新的文明时代的诞生，是文明和原始的分界点。

在庸国范围内的堵河流域，人们发现了三百万年前的“郧县猿人”头骨、十～六万年间的“郧西晚期智人”牙齿，而以霍山坡、黄土凸等为代表的堵河流域的新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表明庸国地区确实是人类的摇篮。有人就大胆推测，认为庸国是中国的庞培是中华文明的源头。

考古发掘表明，早在六千年前，秦岭—淮河以南就已经广泛种植稻谷，农耕文明的出现使人们有时间娱乐，文艺得到发展。那时的文艺就是巫舞，这在出土文物中石、骨、玉等质地的装饰品和岩画作品中都有体现。而庸国就是崇尚巫文化的国家。在史籍《民俗博览》中记载：“庸国人好巫，端公疗疾，其效神验，乃上古遗风也”。

夏商时期的庸国人拥有独特而丰富的文化形态。庸国盛产五金，是铸钟大国，掌握着先进的青铜技术，因此又被称为“镛人”。商代的许多鼎器、大钟都是庸国人的杰作。同时，庸国人又因善于筑城建房而被称为“墉人”，周朝统治者就曾请庸国人在洛邑(今河南洛阳王城公园)建造都城，竹山县古庸方城遗址的城墙历经三千余年风雨侵蚀，仍然屹立不倒，这些足以证明庸国人的建筑艺术确实高超。

庸国人又是史料中记载的最早饮茶的先民，“茶风源于巴山楚水间”。历史典籍还告诉我们，庸国人是围棋的发明者。堵河流域的上庸，尧统治时期是尧长子丹朱的封地。丹朱在此发明了棋类博弈游戏，史称“尧时庸国人善弈，性狂放狡黠”。庸国人还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在历史文献《古代战事考》中记载：“惟庸国人善战，秦楚不敌也”。从史料来看，庸国人简直是当时先进生产力的代表。

古庸国，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一个发祥地，与黄河流域的古殷商之地一样，同是中华文化之摇篮。在辉煌文明的推动下，古庸国曾经盛极一时。

公元前1046年农历1月20日，周武王伐纣时，联合西土的庸、蜀、羌、髳、微、卢、彭、濮等族和方国一起进攻商国。当时的庸国名列于八国之首。

庸国的疆土，比早期的秦及周宗姬封侯国及巴国还大，与南方自己崛起的楚国不相上下。周武王在分封土地时，最大的宗姬国不过百里，小者仅五十里，秦在春秋周平王时只有一个赵城，周早期的巴国疆土限于四川的东、北部及重庆的东、西、北部，楚国疆土限于江汉平原至鄂东、南及湖南被部一带。而古庸国，则是一个横跨长江至汉水这样一个地域辽阔的大国。

以前，人们对庸国不是很了解，以为庸国是楚国的附属国。实际上，庸国包括麇、儵、鱼、夔等附属小国，其东部含古麇属地，东南部含鄂西及湖南张家界市及慈利、桑植等县，今巴东、兴山、秭归、建始等县，是古代夔国的领地，当然也是庸国所属。历史上著名的屈原就是秭归人，其先祖就是庸国的一位国君伯庸。

事实上，商汤至周早期的庸国疆土还应包括现今的荆州市及荆门市的南部到今钟祥一带。楚国国都原本在丹阳(今河南淅川)。今天所说的楚国都城郢(今湖北荆州纪南城)，原本应为庸国所属，后被楚国侵占。

庸国的南部包括今天重庆的东北地区，含万洲、开县、梁平以北各县。在典籍《读史方舆纪要》中记载：“四川首州府，周庸国地……四川大宁、奉节、云阳、万县、开县、梁山(今重庆梁平)皆其地也。”

庸国的西部应包含现今的陕西省汉中市大部分属地。在史籍《华阳国志·汉中志》中记载：“汉中本附庸国，属蜀。”也就是说，汉中原本是庸国属地。

庸国的北部包含今天的湖北郧西县、陕西旬阳县及商洛东部。郧西县古称上津县，隶属金州(今甘肃安康)。在史籍《太平环宇记》、《舆地纪胜》中都说，金州“于周为庸国之地。”在史书的记载中，陕西商洛一带在夏商时期的归属并不明了。大概其东部部分地区也属于庸地。据史籍《魏书》记载：“皇兴四年置东上洛，永平四年改为上庸郡。辖商、丰阳二县。”上庸郡就是商洛东部丹凤、商南、山阳一带。名为庸郡，可能与曾经是庸国属地有直接的关系。

庸国疆土如此之大，在春秋前期少有。这样大的一个独立古老国家，被误解成楚国的附属，是非常可笑的。

疆域广大的庸国并非是徒有其表，其国力也非常强大，地位、声望都很高。

庸国在商朝时期，是群蛮之首，湖南北部、湖北西南部的“百濮”都归集在庸国的麾下。这与庸国在当时的政治、军事实力、威望是分不开的。庸国在春秋时期称雄于楚、巴、秦之间，曾打败楚国几次入侵，以至于给楚国造成迁都的威胁。最后的庸楚之战，楚如果不联合巴、秦，单靠某一个诸侯国想灭掉庸国，几乎是不可能的。

庸国不仅国力强大，其爵位也很高。在典籍《礼记·王制》中记载：“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在典籍《仪礼》中记载：“同姓大国则曰伯父，其异姓则曰伯舅。同姓小邦则曰叔父，其异姓小邦则曰叔舅。”“其在东夷北狄西戎南蛮，虽大曰‘子’。”庸国国君世代为侯伯，其他诸侯国“虽大，爵不过子，故吴、楚及巴皆曰子。”周时分封制度是严格的，非伯者不能称其为诸侯，故楚子威逼周王室给其封号，“欲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庸即为伯，说明其地位很高，也充分证明庸国的强盛。

在我国自有文字记录以来，庸国是最古老的国家之一，庸国人也是最古老的氏族之一。由于史书缺少记载，庸国及其氏族地位曾长期被人误解，有的称其为“楚之附庸”，说庸国人就是楚人，有的归其为“诸巴之一”，说庸国人就是巴人。实际上，庸文化具有完全的独立体系，其附属之说实属对历史的误读。

庸国在春秋之前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岁月，其建国历史具有连续性、稳定性。庸国在夏时，或最迟在商时就已经成了较为统一、相对稳定、中间无间断的国家。如果从夏时算起，就有一千七百多年的历史，如果从商算起，也有一千一百多年的历史。

古庸国属地尽管现在大部分一分为三，分别隶属现湖北、陕西、重庆、湖南三省一市，属于不同的省、市管辖。但长期以来仍然保留着不少共同的文化特征，如饮食文化、服装文化、丧葬文化、婚姻文化、语言文化、娱乐文化、巫文化、道教文化等。有的文化现象一直成为史学界难解之迷。如“悬棺”、“黑暗传”的形成、唱“孝歌”等。

古庸国国都所在地的周围的地域，现今竹溪、竹山，极其相邻地区平利、镇坪北部、旬阳、郧西，其方言、口音基本相同，应归属一个方言区。这一方言暂以竹溪方言为代表，这种方言是如何形成的？历经多少朝代？也一直是个难解之迷。一个地区某种方言的形成，需要相当长的一个历史过程。一个氏族、一个部落的方言能够稳定下来，并延续不断的同化外来人口的语言，其本身方言的形成少得几百年，甚至上千年。

竹溪地方话的形成，并且能长期延续下来，而且周邻地区方言与竹溪话基本相同，只是某些口音有差异，其主要原因，很可能是受古庸国语言文化的影响。竹溪、竹山方言中有上百个独特的语言词汇，很多有音无字，表意也相当丰富，外地人很难听懂。奇怪的是，这些语言词汇，也存在于江汉西部地区重庆东北、陕南部的地区的方言中，表达的意思也完全一样。比如，竹溪人将墙基处称其为“墙根脚”，郧西、白河也这样称谓。竹溪人原本将父亲称“伯”，三峡地区、奉节、巫溪一带也将父亲叫“伯”。竹溪人过去将加餐称为“做神父”，而奉节、巫溪、平利当地居民，也有将吃肉、喝酒称为“做神父”之说。许多方言俗语，在古庸国所属地均通用。

庸国丧葬文化的独特之一是岩葬，即“悬棺文化”。悬棺一直是史学家研究的重要课题，有些迷底长期无人揭开。古庸国人有岩葬文化的传统，有岩屋的地方直接把棺木放进岩屋内，没岩屋的地方将悬崖凿个洞穴放进去。在竹溪河流域，两岸悬崖上至今仍保留着一些洞穴，当地人称之为“老人洞”。最近在水坪镇洛家河一洞穴中还发现了完整的人骨。这些洞穴即古人丧葬之用。当地还流传着一种传说：古人见人老了便死，而蛇在洞中蜕一层皮就变年轻了，觉得不公平。请求上天变“人死蛇蜕壳”为“蛇死人蜕壳”。上天答应了请求。于是人老了睡进洞中蜕一层皮又重返年轻。不料这样下去人满为患，古人只好又请求上天恢复原样。

以上的民间传说与竹溪岩葬风俗有紧密联系，老人洞事实上就是老人死后的丧葬之地。古庸国人最初风行岩葬，后来变为人造洞穴，再后来逐渐演化为土葬。而岩葬的棺木、尸体大多年长月久风化烟灭。岩葬文化一直延续到明、清时代，甚至到现代其风俗仍未完全破灭。庸国人有岩葬的风俗，就不难解，庸国立国千年，为何未发现古庸国人王室墓穴的疑团。

庸国丧葬文化的另一个独特之处是“打夜锣鼓”，又叫“唱孝歌”。打夜锣鼓一般有两人或三人，一人系鼓，一人提锣，围着棂柩迈着慢慢舞步，边走边唱，一应一对，或后随一人跟唱。发现于神农架林区的“黑暗传”，现被称之为汉民族第一部叙事史诗，实际上是流行于江汉中西部地区民间的打夜锣鼓歌词唱本。在“黑暗传”不是出在某人某时某地，而是古庸国人世代文化延续的结晶。

古庸国是我国巫文化发祥地之一。长江三峡的巫山古称灵山。在史籍《山海经·大荒西经》中称灵山有十巫，今已被证明都是早期的庸国人。其后，十巫中最强大的“巫咸族”建立了一个“巫咸国”(今重庆巫溪)。

　在十巫中，巫咸、巫彭都曾为商王太戊的大臣。巫彭精通医道，巫咸除精通医道外，还精通天文、乐器。巫咸、巫彭所研究的医道、天文、乐器等，对中华文明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庸国所属江汉西部各地，明、清以前均有“民多信巫”的记载。至今这些地区仍然保留着许多巫文化，而且其使用的巫术也基本相同。这些巫术由来已久，根深蒂固。巫文化的另一方面，就是中草药文化。鄂、渝、陕边境地区民间中草医颇具地方特色，积累着宝贵的经验。这恐怕同上述巫术一样，与古代庸国巫文化的延续和发展是分不开的。

庸国人还有先进的铸造文化。庸国被灭以后，庸国人中有一支远走东南瓯越(今福建)山地，成了后来的百越中的越人一支，这个外来民族以善冶炼青铜器着称，最初被称为“钺人”，钺与镛意义相通，都是指善于冶炼青铜的意思，钺是一种青铜兵器，这也显示了以武立国、精于冶炼的巴镛人的一个特性，在古代，钺越二字相通，钺(镛)人后来才被叫成越人。这支越人就是庸国人的后裔，武夷山区一带存在大量秦汉以来的悬棺崖葬，与庸国人的风俗完全相同。

庸国人还能歌善舞，并发明鼓等乐器，因此古人有时将大鼓称为“庸鼓”。庸国人善于歌舞，这在典籍《诗经》中可见其端倪。在典籍《诗经·江汉》及《诗经·墉风》中的一些作品，很可能就出自庸风。世有“吉甫作诗”之说，尹吉甫为周武王的大臣，其出身地即庸国的附庸之地麇国。庸国的歌舞后来发展成山歌、戏剧。两竹高腔、薅草锣鼓、闹房花鼓调，主要源头就在古庸国的歌舞。

茶在中国作为饮料已经有数千年的历史。早在商、周时期，庸国人就发明了茶叶和生漆，并将茶叶、生漆作为贡品。作为庸国都城上庸所在地而言，唐宋之前的确少见茶叶的历史记载，但并不等于这里就不出产茶叶，也不等于庸国不是中国茶叶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在史籍《华阳国志》中所记巴地：“上植五谷，牲具六畜，桑、蚕、麻、纻、鱼、盐、铜铁、丹、漆、茶、蜜……皆纳供之。”其所说的漆、茶叶产地“巴”，实际上包含庸国的三峡地区，即后来的峡州、夷州等地。

在三峡一带，庸国人的茶文化后被楚人所继承。陆羽在《茶经》中称：“其巴山峡川，有两人合抱者，伐而掇之。”在典籍《茶经》所记载的“八之出”山南六州，其中金州、峡州即全部或部分为古庸国属地。在典籍《广雅》中记载：“荆巴间采茶作饼成，以米膏出之。若饮先炙，令色赤，捣末置瓷器中，以汤浇覆之，用葱、姜芼之。其饮醒酒，令人不眠。”

庸国还是我国盐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古庸国的富强与其地产盐有很大关系。早在夏商时期，庸国人就开发了盐泉，用以煮盐，并打开了通往楚国、秦国等地的盐道。秦地少盐，楚灭庸后占领了庸国人的盐泉，籍以控秦，秦国则派白起占领了鱼邑之地，夺取了盐泉。据史书记载，秦楚战争，首先就是从争夺庸国人盐资源开始的。

周顷王八年(楚庄王芈旅三年，公元前611年)，楚国遇上了严重的灾荒，饿死不少百姓，而楚庄王却在韬光养晦“三年不鸣、不飞”。这时，楚国之四邻乘其危难群起攻楚。庸国国君遂起兵东进，并率领南蛮附庸各国的军队会聚到选(今湖北枝江)大举伐楚。当时楚国一度危在旦夕。楚庄王火速派使者联合巴国、秦国从腹背攻打庸国。三国联军大举破庸，庸都方城四面楚歌，遂为三国联手所灭，楚王实现了“一鸣惊人”的壮志。

庸国占有逐鹿中原而问鼎的最佳位置，但伐楚未成反成楚之附庸，使楚得以窥中原之虚而入之，实在是“庸国人自扰”。这就是“庸国人自扰”这一成语的真正来历。聪明的庸国人显然吸取了这一教训。

庸国灭亡后，秦、楚两国疆域相连起来，在两大强国近四百年的战乱中，故庸旧地朝秦而暮楚，昔日的古都方城不断地变换着两国战旗，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显然，这样的生存境遇是一个曾经拥有辉煌历史的族群不能承受的。

早在灭国之时，庸国人就开始了悲壮地迁徙，去寻找新的家园，在四面强敌、遍地狼烟的虎视下，他们的迁徙路线没有更多的选择，只有沿着武陵山脉过峡江，进入到清江、酉水、澧水流域，而这些区域，正是现在土家族的主要分布地。

有关庸国的历史记载随着楚、秦、巴三国灭庸之战烟消云散，庸国人在逃亡的迁徙中也从历史中消失踪迹。从流传于今的张家界、湘西的地名中可以看到，从遥远的庸国迁徙而来的是一个庞大的族群，在与当地族群经过了最初的冲突后，他们融入了土家族的先民中，并为我们留下一系列地名：庸州、大庸溪、施溶溪、大庸滩、大庸坪、大庸口、庸水、武陵江……在鄂西、张家界、湘西更为广大的山林中。庸国人与当地族群和谐共处，并将大庸开发成为避秦遗世的武陵仙境，隐逸文化成为这一时期大庸文化的特质。历朝历代，这一隐逸文化吸引着更多的人在此归隐。

早在庸国人举族南迁之前，与庸国人同宗同族的赤松子就已归隐于大庸。在庸文化的早期源起中，伏羲画八卦已经发仞出儒道两宗，赤松子是道家的开山人物。在史籍《真君传》中记载：“赤松子者，神农时雨师也。服水玉以教神农，能入火自烧。数往昆仑山中，常止西王母石室中，随风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俱去。至高辛时，复为雨师焉。”

在史籍《直隶澧州志·方外》中记载：“赤松子，相传隐于赤松山(今湖北张家界天门山)迄今有丹灶。”赤松子淡泊人世，隐居大山，修炼长生之道，首创辟谷养生法，采百花为食，极山林之乐，是中国道家一脉的开创者。炎帝女儿对他极是爱慕，随他四处云游修道。后来，赤松子归隐大庸，开中国隐逸文化的先河，也为后世庸国人南迁指明了一条道路。

赤松子之后，鬼谷子也隐遁于大庸，其后，汉留候张良同样归隐于大庸，这三人是中国历史上大有名气的人物，他们的归隐自然是万众瞩目，与这些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名人相比，更多的隐者已然湮没于历史的清风里，在无名中成就了真正完美的隐逸。

正是一代代无名的隐者，托起了庸文化的隐逸风骨。大庸文化，就是一部民族的隐逸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