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中国的礼物——大熊猫与人类相遇的一百年》揭开大熊猫与人类相遇之旅

《来自中国的礼物——大熊猫与人类相遇的一百年》揭开大熊猫与人类相遇之旅

《来自中国的礼物——大熊猫与人类相遇的一百年》揭开大熊猫与人类相遇之旅

据文汇报（[英]亨利·尼科尔斯著、黄建强译）：相貌憨厚、动作温吞、带着浓浓黑眼圈的大熊猫，是地球上最惹人怜爱的动物之一。熊猫自古生长在中国的川陕，可历史文献里却几乎没有关于它的记载。1869年之后，中国境外的人们才知道有大熊猫这种动物存在。在不到150年里，大熊猫从默默无闻变成了全球动物园的明星。《来自中国的礼物——大熊猫与人类相遇的一百年》揭开了大熊猫与人类的相遇之旅：从西方对它的着迷，到冷战时期担任“外交大使”，再到今天对科研的重要意义，人见人爱的熊猫与人类共同演绎了跌宕传奇的故事。

这张大熊猫素描出现在布恩与克罗克特俱乐部1895年的手册《各地狩猎情报》中，西奥多·罗斯福是编辑者之一。他的儿子小西奥多与克米特在1929年前往中国，成为首批成功射杀大熊猫的西方人。

1921年，兼具军人、外交官与探险家等身份的英国准将乔治·佩雷拉在四川待了三个多月，希望能够成为第一个成功猎杀熊猫的外国人。他的任务失败了，他最多只是在转眼之间，瞧见停栖在树枝上的一只毛茸茸的白色动物。然而，他却因为脚部感染，在病榻上躺了七周，而且因为穿着当地人的便鞋在积雪中行走，他离开时还带着严重的冻伤。尽管挫折不断，他仍然竭力完成从北京步行到拉萨的壮阔旅程。

他的事迹使得外界对于大熊猫的兴趣与日俱增。然而，经过了十年，还没有人能够完成威尔逊提出的第二样挑战：没有外国人猎杀过熊猫。在西方，研究与展示珍禽异兽的动物博物馆会很想展出大熊猫这类罕见的动物。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要让熊猫乖乖就范，枪可谓是最具效率的工具。

首批猎杀大熊猫的西方人

在这种背景下，也许我们就更容易理解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两个儿子小西奥多、克米特为何要在20世纪20年代说服芝加哥的菲尔德博物馆支付远征队的费用，让他们前往中国探险，而目的主要是为了采集熊猫标本，以作为该馆新建的亚洲厅的展品。在他们于1929年出版的《追寻大熊猫》一书中，两兄弟说明了他们的任务有多困难：

我们此次旅程的“金羊毛”就是大熊猫……我们知道成功的机会很渺茫。太渺茫了，所以我们都不敢让最亲近的朋友知道我们此行的真正目的。当“菲尔德博物馆华南远征队”抵达四川的时候，他们开始在戴维发现熊猫的宝兴县附近展开搜索。但是经过6天，虽然有十几位当地猎户的协助，却“连任何野生动物的影子都没看见”。因此他们转往南部，并派他们的翻译，一位名叫杨杰克的中美混血少年，寻找熟知熊猫习性的当地猎人。他们找到一两位射杀过熊猫的猎人，不过他们射杀熊猫却是因为熊猫游荡到他们的村子，偷吃他们的作物。

就在 1929年 4月 13日，罗斯福兄弟恰巧发现一串熊猫刚留下的痕迹，接下来的两个半小时内他们紧紧地追踪。克米特在《追寻大熊猫》中写道：“我近距离听到了咔嚓咔嚓的短促声响。”有一位猎人往前急冲，然后回头要其他猎人快点跟上。就在一棵松树树身的空洞里，露出了一只大熊猫的头与前肢。“它慢慢地往竹林走去时，摇摇晃晃地，看起来昏昏欲睡。就在特德（小西奥多的昵称）跟上的时候，我们同时对着逐渐消失的熊猫身影开了枪。”它急忙逃走，但在雪地中留下了一串血迹，兄弟俩循着这道痕迹，最后发现了他们的猎物。克米特写道：“两发同时命中。”

一个月之后，他们带着剥了皮的熊猫，在现今的越南河内拍发了一封电报给菲尔德博物馆。他们写道：“运气极好，我们共同替贵馆射杀到一只漂亮的老年公熊猫。相信官方会同意这是首只被白人射杀的大熊猫。”1930年时，他们捕获的熊猫开始在菲尔德博物馆展出，种种现象造成了不可避免的后果。

博物馆开始了搜求大熊猫标本的激烈竞争

当时的美国兴起了一阵竞争风潮，每家博物馆都想成为美国境内最大、最全、最堂皇的自然博物馆。在19世纪的最后几年内，这些博物馆竞相展出最大、最完美的恐龙骨骸。这场恐龙风潮与随后于20世纪30年代发生的熊猫热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随着 “菲尔德博物馆华南远征队”的成功出击，其他博物馆也各自筹划熊猫猎杀远征队，每队人马都亟欲收集比捷足先登者保存得更为完整的标本。1931年，费城自然科学博物馆派出了布鲁克·多兰，随行的有胡戈·魏戈尔德，以及另一位德籍动物学家恩斯特·舍费尔。舍费尔看见一只熊猫幼崽躺卧在一棵树上，他举起了他的枪，将它自栖息处射下。这个远征队又从当地猎户那里取得了好几只熊猫，并将它们与剥了皮的幼崽一起送回费城。1934年，美国自然博物馆也加入了战局，赞助了“塞奇华西远征队”。动物学家唐纳德·卡特提到当地猎人会在熊猫的必经之路系上横绳，当熊猫经过绊倒时，会发射出树苗做成的矛，刺进它的心脏。但是这种十拿九稳的技巧，对极度热衷于狩猎活动的西方人来说，听来一点也不像是公平的游戏。他们开始试着徒步追踪熊猫，但一旦进入广大的竹林，却发现寸步难行。卡特写道：

由于竹林太密，我们没办法袭击猎物，因为我们还没靠近猎物，就暴露了我们的行踪。我们于是沿着溪床行走，这里的路没那么危险，我们一直望向竹林顶端，看着竹枝的摆动情况，希望能因此发现在竹下觅食的熊猫。我们也戴上眼镜，目光沿着竹林上方的松树一一搜寻，希望可以找到在枝干间晒太阳的熊猫。但是什么收获都没有。

于是他们改变了策略，向当地人租用猎犬。某一天，卡特和他的伙伴、动物学家威廉·谢尔登果真瞥见了一对熊猫。其中一只消失在山崖上，另一只则被猎狗追赶了一阵子，但狗群却只在它身后胆小地吠叫着。除了这次短暂的目击之外，利用猎犬的方式其实“没有什么效果”。另一天，谢尔登碰巧发现了一道足迹，他便沿着它走进茂密的矮树丛，最后发现一片熊猫曾在此睡过的平坦草地。卡特叙述：“他很确定听到了动物离开睡卧处的声音，但是因为视线都被遮掩，他没办法瞧清楚。”之后的一整天，他一直尾随它的足迹，“不过却没有看到它”。

最后，在还可以打猎的最后一天，远征队队长迪安·塞奇与谢尔登在绝望中放出了狗群，希望可以找到熊猫新遗留的足迹。塞奇爬上一个岩棚，突然他们听见一阵竹子断裂的声响。在登载于《博物学》杂志的文章中，塞奇将这段戏剧性的经历娓娓道来：

狗群冲向山谷上方，它们的吠叫声渐渐增大，竹子也跟着噼里啪啦地响。忽然，我听到大型动物低沉、愤怒的嚎叫，我开始兴奋起来。就在那时，宛如在一场梦中，我看见一只大熊猫穿过竹林朝我而来，离我大约只有60英尺的距离。它正朝着山谷上方前进，狗群则紧跟在后。我开了一枪，但没有命中。那只熊猫转向右边，直接朝着我所站着的岩棚而来。

塞奇疯狂地扣着来复枪的扳机，不过却发现没子弹了。那只熊猫离他只有6米，然后5米，且继续冲向他。就在熊猫距离他只剩4米的时候，他的向导赶忙将弹匣塞在他手中。塞奇将弹匣推入枪中，在熊猫离他只剩3米的时候，他开枪了。谢尔登也从他的所在地点开枪，然后“这只野兽被我们的子弹同时击中，滚着滚着便滑落山坡，停在下方将近50米远的一棵树旁。我们成功地猎杀了一只大熊猫。”隔天，他们举行了宴会，大啖熊猫肉。

就在这种肆无忌惮、扬扬自夸的狩猎行动持续进行时，美国国家自然博物馆采取了一种较不张扬但更有效的熊猫捕猎方式。

1919年，戴维·克罗克特·格雷厄姆，一位旅居四川、博学多闻的传教士，在他回到中国的途中，拜访了这家位于华盛顿特区的博物馆，询问该馆需不需要他帮忙收集藏品。博物馆同意为他提供物资与费用，而在接下来的20年内，格雷厄姆进行了十几次猎捕行动。继罗斯福兄弟于1929年堂而皇之地射杀熊猫之后，格雷厄姆开始将熊猫的遗骸送回华盛顿特区。截至1934年，短短5年之内，他就交给国家博物馆超过20只熊猫的标本，这些都是从宝兴或是汶川抓来的。格雷厄姆所捕获的最后一只熊猫的头骨，目前还展示在该馆的骨骼厅。

熊猫大猎杀的尾声

如此多的西方人可以在中国境内为所欲为地干尽殖民主义的勾当，这就表示继清朝瓦解之后成立的中华民国，其实无力伸张其主权。不过在这段熊猫大猎杀的时期，各种政治势力（尤其是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正集结力量对抗军阀，以求夺回控制权，进而统一中国。

不可思议的是，当红军在1935年6月行经熊猫国度，取道白雪皑皑的夹金山脉向北挺进陕西时，西方人还在这个地区捕捉熊猫。

譬如，就在几个星期之前，一位名为考特尼·布罗克赫斯特的英国上尉与巨兽猎人刚完成他自费开展的熊猫狩猎行动。经过几星期的追查之后，他终于循着新鲜足迹，听到熊猫的吼叫声。他对记者说：“这声响像是豹子的咳嗽声，但是更绵长一些。”很明显，他是一位拥有丰富经验的真正猎手。次日，布罗克赫斯特发现了熊猫的足迹并持续追踪，突然间，他发现自己正注视着一只巨大熊猫的黑眼圈，这只熊猫就站在他上方的山脊上。

我赶紧狂声呼叫替我背着来复枪的民夫，并且用尽全身力气，爬向那只野兽所在之处。树荫之下宛如黑夜，几乎不可能找到一个有利的射击位置，而且机会只有一次。更糟的是，我的狗一直追着熊猫狂吠。突然，这只野兽停下脚步并且转身，我赶紧仔细瞄准，一发命中它的脖子，当场杀死了它。我不辞老远，从28000英里外的远方而来，就是为了射出这发子弹。

不过到了那时，射杀熊猫已经不再具有多大吸引力了。1935年，西方猎人开始寻求另外一种挑战，他们开始认真地思索如何活捉熊猫并运出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