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启蒙运动的历史地位 爱国启蒙运动的局限性

爱国启蒙运动的历史地位 爱国启蒙运动的局限性

爱国启蒙运动在朝鲜历史上的地位是很高的，这场运动的影响和意义不仅在政治、文化上，甚至体现在经济上。固然，这场运动对朝鲜有这样大的贡献，但它的局限性也不可忽略，其不成熟也是显而易见的。

　　爱国启蒙运动是韩国近代史上继独立协会运动之后又一次自下而上的资产阶级爱国运动，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启蒙运动家们在面临主权被夺的现实下，痛定思痛，于是在韩国社会各领域展开启蒙运动，以养成实力、开启民智，以实现恢复国权的终极目标。他们在政治上继承了独立协会的民权思想，并在梁启超等的影响下进一步鼓吹立宪政体，甚至新民会还主张实行共和制，在反对封建主义、否定君主专制和培育国民意识的方面已有飞跃性的进步；在经济上积极振兴民族资本主义，创设了许多近代企业与商工会议所、经济研究团体和实业奖励团体，以求养成民族实力；在文化上反对旧文化、提倡新文化，并通过灌输近代民族主义思想来改造韩国文化，肃清事大主义余毒，树立韩民族的主体性。虽然独立协会运动时期已经展开国民启蒙事业，但真正全面广泛进行的是20世纪初的爱国启蒙运动。启蒙运动家们希望透过各种启蒙活动，促进国民的团结与觉醒，以此来改变韩国被日本奴役的现实，达到恢复主权的目的，因此是自下而上的改良运动，国债报偿运动就是其初步成果。通过启蒙运动家的努力，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在韩国人心中生根发芽，为发展近代民族教育、培养独立运动的人才、振兴民族资本主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爱国启蒙运动后期的新民会又在境外建立独立军基地，因此爱国启蒙运动可以说是后来三一运动与独立军武装斗争的源流。

　　但是，爱国启蒙运动的局限性也是非常明显的。根本原因在于领导者的社会和经济基础的薄弱，尤其是作为领导者的知识分子虽然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但民族资产阶级本身并未与这一运动积极结合，导致其很不成熟，未能形成一整套战斗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并以此为武器来领导一场足以挽救民族与国家的革命运动。而主要原因则是处于保护国体制下的“合法”运动，成为爱国启蒙运动的最大缺陷，这导致了爱国启蒙运动的领导者们只热衷于社会文化运动，而尽量回避与日本的正面冲突，并都对直接反抗日本侵略的义兵运动持否定评价，其程度有所不同，如大韩自强会及其后续大韩协会视义兵运动为洪水猛兽，认为其会导致亡国；而《大韩每日申报》虽然也批评义兵运动的不自量力，但肯定其爱国精神，并逐渐有支持的倾向。爱国启蒙运动或多或少具有排日的性质，但只能说是温和的排日运动，其领导势力对日本的态度始终模糊。日韩合并以后，爱国启蒙运动的知识界发生分化，一部分爱国心坚定、矢志不渝的继续进行独立运动，甚至诉诸武力（如朴殷植、安昌浩等）；另一部分抵抗意志薄弱、对现实绝望的则向日本妥协，堕落为亲日派（如张志渊、尹致昊等），在20世纪20年代重新打出“实力养成”、“物产奖励”的口号进行文化运动，但已变成为日本“文化政治”点缀的亲日活动了。之所以爱国启蒙运动会有这样的对日态度，正是由于韩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所造成的，而这种在保护国体制下的非战斗性、非革命性的运动也不可能阻止日本对韩国的吞并步伐。除此之外，日本的压力也不容忽视，日本的韩国统监府最开始并未有太大阻挠，但自1907年逐渐收紧管控，1908年以后，爱国启蒙运动便逐渐消沉下去了，因而日本的限制与镇压是制约爱国启蒙运动的外部因素。还有财政问题也是一个限制原因，导致了许多一时热情而创建的学校、报刊和民族企业因经费不足而倒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