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魏晋时期，中国文化是如何发展的？有何特点？

在魏晋时期，中国文化是如何发展的？有何特点？

魏是三国时期的魏朝,晋是晋朝;南北朝是魏晋南北朝的其中九个王朝。跟着趣历史小编一起探寻。

由于长期的战乱割据，使得这一时期中国文化的发展表现出了独特的时代特点。

其中，最突出表现就是以崇尚老子、庄子为主要思潮的新道家“玄学”的兴起。

这一时期的士人也在玄学基础上，接纳了佛教、道教等宗教文化，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魏晋士风。

一：魏晋士风的代表，魏晋风度

“士”的原意是指西周等级社会秩序下的最后一级贵族，在春秋战国的社会大变动中，士阶层瓦解，社会身份变得非常复杂。

而士阶层中的许多人，虽然已经不再是贵族，但仍然保留着士的称呼，构成当时社会的主要知识群体。

士在军事上可充任将帅，领兵作战。下马又学得古今知识，可以担任中下级官吏;在文化上，也可凭借文化知识的优势与传承，设帐收徒，传播思想，形成学派。

士阶层中的不少人有毅力、有抱负、有社会责任感。正因为如此，古代往往把这种知识群体称之为“士”。

士这一阶层发展至魏晋时期，在朝政、军事、宗教、社会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最终形成了迥异于前代的独特士风。

首先，理想与现实总是有矛盾的。

士人们虽有匡扶天下之志，但中国历史在东汉末年却进入到一个动荡不安、多灾多难的时代。

特别是曹魏代汉后，三国鼎立、西晋统一、八王之乱、五胡乱华，战乱频仍，分裂割据与军阀混战成为时代的主流。

同时，这也是一个思想活跃、多姿多彩的时代。

新兴的门阀士大夫阶层在朝代兴替的朝政高压和异族入侵的社会背景下，生存处境极为险恶。

士族阶层的主体人格和思想行为又十分自信，不拘礼节、风流潇洒、不滞于物，更有一些士人，为表达自身的狂放之情，甚至裸袒箕踞，散发垢面，与猪共饮。

士人们多怀才不遇，独立特行，又颇喜雅集。

其次，自从汉武帝刘彻采纳大儒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作为两汉思想界主流的是儒学化了的經学。

即以“君权神授”为核心的“天人感应学说”。

至东汉灭亡，“天人感应学说”全面崩溃，旧的思想权威倒塌，必须有新的思想取而代之，以在这个乱世作为人们的精神支柱，从而指导人们的行为。

于是，魏晋的士大夫们便担负起了重新建立精神支柱的历史性任务。

但经过东汉末年群雄并起，并引发的社会剧烈动荡，人们的自我意识终被唤醒。

而这一时期，“天人感应”学说的崩溃，又为当时人们精神世界的开拓和发展解开了束缚，扫清了障碍。

这些社会上的剧烈变化都直接影响了魏晋时期士人的价值选择、人生态度和为人处世的基本作风，从而促进了魏晋士风的形成。

此外，魏晋时期施行的九品中正制，导致门阀的权力色彩浓厚，高门大族把持朝政。

在当时社会条件下，门第的高低成为评定人才等级的最重要依据，寒士即使能够入仕，晋升之途异常艰难。

究其原因，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名门望族在中央控制力较弱的地方上形成相对独立的势力是难免的。

魏晋士族从单个宗族来说，只有少数是出自于东汉的世家大族，多数是魏和西晋时期的新建立起来的宗族组织。

他们在九品中正制的架构中，先依靠政权夺取地方选举中的品评人物之权，进而在政坛形成各自的势力范围。

从而使原本强盛的皇权不得不对其加以重视，甚至妥协。这也是魏晋士人可以在一定范围内骋其志向的重要原因之一。

正因为如此，魏晋时期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名士、隐士层出迭现的情况。

其中最著名的人物，则是魏晋之际的七位名士：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王戎。

《晋书·嵇康传》记载：

“嵇康居山阳，“所与神交者惟陈留阮籍、河内山涛，豫其流者河内向秀、沛国刘伶、籍兄子咸、琅邪王戎，遂为竹林之游，世所谓‘竹林七贤也。”

南朝宋刘义庆则在《世说新语》中也记载：

“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

正是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士人，在生活上的不拘礼法，常欢聚于竹林之中饮酒高歌，直抒胸臆。

以其为代表的魏晋时期名士们的那种清静无为，洒脱倜傥的行为风格。

饮酒、服药、清谈和纵情山水的隐逸生活让士人们远离世俗、战火，尽管举步维艰，但依然自在逍遥。

而这也恰恰是魏晋名士们所大力推崇的生活方式，亦即“魏晋风度”。

二：乱世与高压朝政下的仕风

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较长的乱世期。

从东汉末年发生的“党锢之祸”直到东晋灭亡，两百年间政局混乱，战乱频仍。

而那些有志于匡扶社稷、再造山河的士人，在面对日益恶化的政局和社会环境时，也面临着截然不同的人生抉择，亦由此形成了魏晋时期独特的仕风。

(一)志于朝政，执着不渝

如曹操之子——曹植。其少有文名，极受曹操看重。曹植自己也曾在《与杨德祖书》中称：

“吾虽薄德，位为藩侯，犹庶几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留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哉!”

从中可见曹植雄伟的抱负和救民于水火的使命感。

但其一生虽文采斐然，名传千古，但却始终无法在朝政上得到曹操的认可，在曹丕登极后，更是成为皇权斗争的牺牲品，无法实现毕生抱负，困厄至死。

此外，东晋士人祖逖也是这一类型的代表。

祖逖出身于西晋的世家大族范阳祖氏，曾在西晋历任中下级官吏，却始终郁郁不得志。

永嘉之乱后，曾经强盛一时的西晋王朝灭亡，祖逖被迫率族人南迁，避乱于江淮。

在战乱频仍中，却反而被东晋朝廷授为奋威将军、豫州(今河南)刺史。

祖逖为实现自己收复中原的志愿，在建武元年(317年)率部北伐，数年间收复黄河以南大片领土。

但也因势力强盛，受到东晋朝廷的忌惮，被明升暗降，剥夺了兵权。

而此时的祖逖目睹刚刚建立起的东晋王朝，不思进取，朝廷内部明争暗斗，国事日非，最终忧愤而死，北伐功败垂成。

(二)壮志难申，独善归隐

此类仕途境遇的最著者，首推陶渊明。陶渊明，字元亮，又名潜，私谥“靖节”，世称靖节先生。

他虽出身士族，但家境没落，迫于“亲老家贫”，曾几次出仕，担任过江州祭酒，后又出仕桓玄、刘裕等人，最后一次出仕为彭泽县令。

然而，陶渊明时代的东晋官场已经十分腐化堕落，官吏结党营私，勾心斗角。

反而是有志于济世安民的正直之士实难立足。陶渊明深感身在仕途，不但不能实现济世安民的仕途抱负，反而要被迫随波逐流，甚至同流合污。

这对于陶渊明来说是何等痛苦，又是何等的无奈?

故其在彭泽令任上仅呆了80多天便弃职而去，归隐田园。

(三)矛盾不已、欲隐不得

这类型仕风的文人多处于王朝更迭前后。

如魏晋之际竹林七贤中的阮籍、刘伶、嵇康三人。他们“不为魏死，耻与晋生”。

其中，最著名的嵇康，字叔夜。会稽(今浙江绍兴)人，其父兄皆追随曹操为官。

嵇康凭着父兄的地位，更加上“幼有奇才，博览无所不见”，少年得志，得以与曹魏宗室通婚，并借此任中散大夫。

嵇康正好以官為隐，纵酒狂歌、弹琴赋诗、养性服食、谈玄说道。

而此时的曹魏政权，在经历曹丕、曹睿两代皇帝后已经大权旁落，司马懿及其子司马师、司马昭自立门户的形势日渐明朗。

而曹魏皇室和司马氏集团两个权力中心并列的局面，更是使得这一时期的许多士大夫无所适从，于是隐逸也就成了若干士人的首选道路。

由于嵇康的卓越才华和特殊身份，在当时的士林名声极大，甚至成为一部分在野势力在思想文化界的代表。

因此，有志于取曹魏而代之的司马集团最初是很注意争取他的，竹林七贤中的老友也多次推荐。

如景元二年(261年)，早已入仕司马氏的山涛，被提拔为散骑常侍。

其原任官职，山涛曾举嵇康自代，但被其严词拒绝;景元四年，山涛在未取得嵇康允许的情况下，再一次推荐了他。

而嵇康对此的反应十分激烈《与山巨源绝交书》中有“标不屈之节，以杜举者之口”之句。

而此举也使得司马氏的当家人司马昭对嵇康深恶痛绝、怀恨在心，但因苦无合适罪名，因此一时尚未采取什么行动。

而此前已与嵇康交恶的钟会，却借此机会在司马昭耳边反复攻击嵇康，尤其指出嵇康乃是一个有影响的与司马氏集团对立的人。

他的存在会严重影响到司马氏的建国大业，因此必须及时清除掉。加之稍后发生的“吕安事件”。嵇康终于难逃此劫，被牵连入狱。

嵇康被逮捕入狱后，钟会又借机再次大进谗言，把嵇康说成司马氏最大的敌人之一。

而实际上嵇康任性放达，一向不大过问世事，对司马氏并不会有什么大的危险。

嵇康下狱后，众多士人更是多方营救。

但这些做法却反而坐实了钟会所言的，嵇康是反对司马氏领袖人物的论断。

司马昭于是悍然下令处死嵇康、吕安。嵇康之死，《广陵散》亦成绝唱。

(四)臣服现实，屈膝投靠

与拒不与司马氏合作和嵇康相比，同为“竹林七贤”的山涛则要“软弱”得多。

山涛，字巨源。其出身士族，但早年孤贫，喜好老庄学说，为竹林七贤之一。

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后，彻底消灭了曹魏主政的曹爽集团，进而控制了中央权力。

尽管此时，司马氏政权并不稳固，叛乱和阴谋频发，但司马氏掌控天下已是大局已定。

40岁的山涛也是在此时告别竹林，为司马氏所征召出仕任郡主簿。

司马师掌权时，山涛便已经升迁为尚书吏部郎。

西晋建立后，山涛由于个人名望及较早投靠司马氏集团，而仕途通达，平步青云。先升任大鸿胪，后历任侍中、吏部尚书、太子少傅、左仆射等职，位极人臣。

但其志气之高洁，千古以来，皆以为较嵇康远甚。

三：士风与仕风的异化与趋同

在汉语词汇中，“士”与“仕”这两个字，虽然字形近似，读音相同，但意义却颇为不同。

《现代汉语辞典》对“士”的解释是：“古代介于大夫(封建时代泛指官的阶层)和庶民之间的阶层。”

而“仕”，《现代汉语辞典》则说得很明确：“旧指做官”。

(一)异化，有转让、疏远、脱离等意。

俗语有云“学得文武艺，货与皇帝家”。作为古代文化知识拥有群体的士阶层，仕进貌似是其理所当然的选择。

但由于社会环境、政局环境乃至文化环境的变化，士与仕在很多情况下难以取得一致。

如此一来，士大夫阶层便必然会出现人为地割裂。

与此同时，士阶层所推崇的士风与政局上的仕风便成为一对有趣的矛盾体。

而魏晋时期，恰恰是由于朝代更迭频繁，士阶层在汉代儒化经学崩溃的基础上，重新整理建构思想文化的核心意识。

加之在九品中正制基础上形成的门阀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为士人提供了一定的参于朝政的空间和经济基础，从而产生了这一时期士风与仕风的异化现象。

(二)趋同，即趋于一致。

有人认为竹林七贤皆是脱离尘俗之人。

但细察之，却可以发现他们还是有着许多凡俗之气的，且七贤又各有不同。

但其可贵之处，则在于以执着的探索和苦苦的抗争来试图蔑视俗，打破俗，跳出俗。

其可悲之处，则在于，如果挣脱失败，甚至会像嵇康一样被从肉体上毁灭掉，那么由此带来的沮丧，或现实压力，将迫使士大夫们“迷途知返”，重新与俗合流。

魏晋时期，在几回合的较量过后，皇权与士人都找到了比较务实的相处方式。

如从陶渊明“道不同，不相与谋”的主动归隐，到山涛背离七贤的主动出山，甚至想要“提携”嵇康的行为，都可以视作魏晋士人“士风”与“仕风”的逐渐趋同。

实际上，以“竹林七贤”为主的魏晋士人人生境遇为代表的“士风”与“仕风”的异化与趋同，正是九品中正制向隋唐科举制转型，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由两汉儒家化经学向宋代理学转化过程中的一种表征。

同时，也是对中国古代伦理型仁政观、道德型礼教观、圣贤君子观、理想境界、理想人格境界等的延续和发展完善。

对传统政治模式与政治文化，以至于中国传统文化，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