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重建圆明园（同治朝重修圆明园到底难不难）

清朝重建圆明园（同治朝重修圆明园到底难不难）

圆明园享有“万园之园”的美誉，但这座精美的园林却没能逃脱因近代中国衰落带来的不幸。同治时期，清廷曾采取一系列重修圆明园的措施，最终却不了了之。那么，同治朝采取了哪些具体的善后举动？又为何归于沉寂？清宫档案可提供这些问题的相关细节。

一

圆明园的劫难及其后遗症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廷被迫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但这些条约并没有满足其强占中国市场的野心。咸丰六年（1856），英法联军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至战争的第四个年头，即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攻进北京，八月二十二日，闯入圆明园。总管内务府大臣宝鋆在《奏夷匪闯入园庭褶》中写道：“二十二日夜间，遥见西北火光烛天，奴才等不胜惊骇。”宝鋆所说的西北“火光烛天”即指位于北京城西北方向的圆明园被焚情景。九月五日，英法联军再度闯入圆明园，并继续对其实施破坏。恭亲王奕䜣对圆明园二次遭受的浩劫有此描述：“夷人……将圆明园、三山等处宫殿焚烧。臣等登高瞭望，见火光至今未熄，痛心惨目所不忍言。”清朝几代皇帝苦心经营的圆明园至此毁于一旦。

圆明园遭受的噩运并未随英法联军的退出而结束，劫余之际的圆明园遗留下许多隐患，主要表现为园内财物被盗与流失。圆明园被焚导致断壁残垣随处可见，这为觊觎园中财物者入内提供了方便，废墟之中朝廷未能及时清整的物品，成为盗窃者的主要目标。同治七年（1868）二月初，居住在圆明园附近的居民傅六等人“由藻园门外以南园墙坍塌处爬进”，“在前被火烧殿座厂内，用所带铁扒、铁条刨挖的碎铜、锡、铁钉等物八十余斤”。档案对嫌犯的入园位置、盗窃地点与所获赃物等记载明确。文中“前被火烧殿座”是指英法联军焚烧后的废墟处。傅六等人初次得手后，又分别于二月二十日、三月三日、三月六日、三月十日依原路潜至“前被火烧殿座”地，并于三月十日“刨出被烧小铜佛二尊”。据档可查，从同治元年（1862）至同治十年（1871），几乎每年都有圆明园财物盗窃案发生。

为追索圆明园流失的物品，同治元年（1862），朝廷就已经发出告示，凡自行上缴非法所得圆明园官物的人可以免罪。而针对盗窃园内财物的人，通常施以严厉的审讯措施。朝廷追缉圆明园财物采用宽严相济的手段，目的是努力消除“火烧圆明园”的遗留祸患，而重整被焚毁的园庭，则成为同治皇帝在位最后一年多时间里的重要关切所在。

二

圆明园修缮的动议与准备

同治十二年（1873），皇帝亲政，“遣官祭圆明园惠济祠、河神庙”。同年八月下旬，朝廷出示修理圆明园的谕文，“谕令总管内务府大臣设法捐修，以备圣慈燕憩，用资颐养”。《清史稿》记载曰：“同治间，穆宗议修圆明园奉两太后居之事。”同治帝以孝养名义提出修葺圆明园，目的是使两宫太后有颐养天年之所。

同治帝 载淳

圆明园的修复需要不少开销，这笔巨资出自何处呢？《择要兴修圆明园》谕文提出，使王公及其以下京内外大小官员量力捐资。九月三十日，内务府官员上奏说道：“钱粮巨款若中外量力捐修，无论各省元气未复，捐输未必踊跃，且往返稽延，亦恐缓不济急。臣等再四思维，拟请先由臣衙门筹画，即将养心殿工程捐款极力劝喻先办圆明园要工。”内务府官员认为，鉴于时局，各省捐款出资未必积极响应，况且钱粮由各地输送至京师，必缓慢多有拖延，不如先行将养心殿的捐款转用圆明园事宜。显然，内务府官员将兴修圆明园视作要务。捐修圆明园的告示贴出以后，不少官员陆续出资，捐资额从千余两至两万两不等。

安佑宫残迹（1916年前后拍摄）

圆明园修理所需部分钱粮暂时解决，而后，内务府上奏拟定正式开工前的准备工作。首先，预算首期工程所需大致费用。《总管内务府勘估园工钱粮褶》显示，仅清理安佑宫等处渣土工作的园工开支需银21981.003两，万春园补盖值班房工料开支需银978.795两，共计22959.79两，内务府请求所需银两从官员报效银中按数拨发。其次，拟定圆明园修复工程处。内务府库守贵祥上奏说，圆明园复修工程开启以前应当先立工程处，类似今日工程指挥部，以便钱粮收纳、文书往来、督促办事人员等。同治十二年（1873）底，圆明园整修准备事宜逐渐办理完妥，接下来，同治君臣正式开启园庭的修缮事宜。

三

圆明园修缮的过程与困境

同治十三年（1874）正月，内务府上《择期开工褶》说道：“臣等现谨择于正月十九日辰时开工。”圆明园修缮工程的开工日期确定为正月十九日。这是“火烧圆明园”以后，历史上首次正式开启大规模修缮圆明园的举动。

内务府《择期开工褶》提到，圆明园修缮工程第一步是修理被焚毁的殿宇底盘，以便所需木植运到后能够及时竖立于基座上，不至于延误工程。同时，奏折又透露另一个信息，在完成殿宇底盘之后，能否获得竖立在底盘之上支撑大殿的木植，成为修缮工作的关键环节。为获取所需木植，朝廷下旨两湖、四川、浙江等南方数省督抚采办大件木植。

进入三月以后，南方督抚相继回复朝廷下达采办木植的旨意。三月十日，浙江巡抚杨昌上奏曰：“惟四处采访楠木、柏木、黄松等木，浙省向不出产，不特可充栋梁之用者无此大材，即细小不合丈尺者亦所罕见。”四月初四，四川总督吴棠上《奏采办木植恳请展期褶》。各督抚或言难觅朝廷所定规格的木植，或言请求宽限采办日期等。最耐人寻味的是，此前三月三日湖广总督李翰章的奏折中，他并没有直接推脱所办木植一事，而是一方面遵旨采办，另一方面言朝廷规定的尺寸实难寻见，需要其亲自到贵州深山老林探访寻觅。更甚者，部分官员以提供木植为由欺瞒朝廷，从中渔利。轰动一时的李光昭木植案即缘此而生。直隶总督李鸿章弹劾广东嘉应人候补知府李光昭的奏文说：“该革员（李光昭）以五万余元之木价捏报三十万两。”李光昭虚报木料价值为实际价值的六倍。因李光昭木植案被牵涉的官员有内务府大臣贵宝、内务府笔帖式成麟、工部尚书崇纶等人。

圆明园修缮过程中，与木植问题同等重要的是钱粮问题。三月六日，内务府上奏，鉴于修缮工程所需“钱粮甚巨”，“总期饷项源源接济，方能无误要工”。显然，总管修缮工程的内务府已经意识到，如果没有后续资金来源，工程难以为继。事实上，在此之前二月十三日的圆明园双鹤斋修复工作，已经出现朝廷未按时发放钱粮的问题。据《修理双鹤斋工程自行垫办工料银两呈》显示，修理双鹤斋宫门、正殿、游廊、值班房的工程费用先由工头于得福自行垫付。

双鹤斋规月桥残迹

三月二十四日，双鹤斋恢复稍有规模，同治帝欲夜驻圆明园，遭到宗室醇亲王奕譞等人的谏阻。就在同治帝欲驻跸圆明园的当天，圆明园工程处待饷孔殷请求下旨，要求“在京王公大臣官员竭力捐输”，仍然是为圆明园修缮筹集钱粮之事。其后，惠郡王、恭亲王、醇亲王等一批宗室相继为工程捐献。然而，工程耗资巨大，以官员输捐的名义所获钱粮终究有限。

四月二日，大理寺少卿王家璧上奏停止输捐事宜，说道：“各宫估费已将千万，内务府日久凑集，尚未及三十万”，此种捐输不过是杯水车薪。同治帝并未理会王家璧的提议，因为从四月十六日的奏折看，内务府依旧在向皇帝报告官员报效银两一事。

五月十四日，圆明园修缮工程各处，安佑宫、正大光明殿、清夏堂、大宫门等处殿宇承修商人领取工料银两，表明整修工作已经大规模展开。此时，越来越多的大臣如两江总督李宗义、礼部侍郎李文田、陕甘学政吴大澂等上奏，建议停止工程。他们都指向一个共同的问题：钱粮短缺，入不敷出。同治时代，中国边疆忧患不断加深，如文渊阁领阁事文祥上奏说：“用兵多年，各省款项支绌，现在被兵省分，善后事宜……已无不搜括殆尽。”如此艰难时局下，修复圆明园终难成功。

圆明园修缮期间，同治帝分别于三月十二日、四月九日、五月十一日、六月三日前往园内，实录皆记载曰：“上幸圆明园。”从日期间隔来看，皇帝进园次数较为频繁，足显其对复修事宜的重视。纵观整个圆明园修缮过程，从一开始就面临缺料少银的困境。同治十三年（1874）七月二十九日，朝廷不得不下旨：“所有圆明园一切工程，均着即行停止，俟将来边境乂安，库款充裕，再行兴修。”同治朝的圆明园修整之举至此终止，前后仅持续半年多，其结局说明，民贫国弱难以成事。

［文章来源］

《档案所见同治时期重修圆明园始末》

［作者］

单 长 城

［编辑］

赵 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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