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吴实行的授兵制 有哪些利弊？

东吴实行的授兵制 有哪些利弊？

东吴实行的授兵制是什么样的？有哪些利弊呢？

授兵制，也叫领兵制或世袭领兵制，是流行于东吴的一种特殊制度，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跟着历史百科小编一起往下看。

概而论之，授兵即君主赐予臣下固定数量的甲士，父死子继，兄终弟及，基本可以视作家族的私有武装。

私有部队也被称作部曲。

虽然部曲在三国时代较为常见，但世袭的情况则并不多见。

可知相比于魏、蜀两国，东吴的授兵制明显具有更强的封建色彩。

关于授兵制的问题，前贤已经有所论述。

本文主要就授兵制的逻辑链条，进行微观探究。

授兵制属于制度上的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又离不开经济基础。

支撑授兵制的，便是奉邑制和复客制。

前者是招募私兵的财政来源，后者用来保障授兵将领的个人开销。

实际上，授兵制的实现，倚仗的是军事与经济权利的让渡。

换言之，授兵将领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军政与财政的独立。

显而易见，这对统治者存在严重隐患。

本文想通过分析授兵制、奉邑制、复客制之间的逻辑关联，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东吴的政治制度。

① 授兵制的隐患及反制措施

授兵制的本质，是君主通过让渡权利，来调动将领作战积极性的一种激励手段;可以视作战乱年代的特殊产物。

按《吴书》记载，授兵制应始于孙策东渡 195，属于战时政策，具有较强的临时性。

因此在政权稳定后，便需要采取反制措施，避免授兵将领军阀化，以及地方藩镇化。

授兵制的反制措施，大抵有三类。

其一是虚授，其二是严控报备;其三是夺兵。

1虚授

东吴的授兵数量，由低到高，可以分为七级。

自四百人起步，至五百、一千、二千、三千、五千、一万不等。

从可见史料看，五百人与二千人这两个级别，应用比较广泛。

需要注意，授兵的数字，并不代表足额的甲士，而是募兵的数量上限。

换言之，所谓兵二千，骑五十，说的是自募部曲的上限额度，而不是实际赐予的人数。

举例而论，兴平二年 195孙策东渡时，麾下不过数千人，其中还包括了从袁术处讨还的孙坚旧部千余人，势力十分孤弱。

孙策于是复往见 袁术，术以 孙坚余兵千余人还策。

--《吴历》

在此背景下，孙策却一口气授予程普、黄盖、韩当、蒋钦等随军将领大量世兵。

其中资历较高的程普，竟然得到增兵二千的赏赐，这无疑是难以置信的。

孙策到横江、当利，破张英、于麋等，转下秣陵、湖孰、句容、曲阿， 程普皆有功，增兵二千，骑五十匹。

--《吴书 程普传》

程普受兵二千，骑五十

合理的解释，便是授兵的人数记载，不是实际的兵员数量，而是自募兵员的定额上限。

这个问题，后文还会再谈到。

2严控报备

将领得到授兵后，可以自募丁壮，扩充部曲。

不过招募来的兵勇，是否能够顺利充军，需要得到统治者的预先审核。

《凌统传》记载，凡统所求，皆先给而后闻。

由此可见，先给而后闻是凌统的特权;至于其余将领在招募兵员时，必须先使孙权闻之，之后才能自给。

凡 凌统所求，皆先给后闻。

凌统素爱士，士亦慕焉。

得精兵万馀人。

--《吴书 凌统传》

《陈表传》记载，孙权曾赏赐陈表复客，即免税免徭役的奴仆，而陈表认为这些复客皆堪好兵，希望能够用之补充军队。

初， 陈表所受赐复人得二百家，在会稽新安县。

陈表简视其人，皆堪好兵，乃上疏陈让。

--《吴书 陈表传》

但是，即使这些复客是自己的私有财产，陈表仍然不敢直接将他们充军;必须先上报孙权，在获得批准后，才敢料取以充部伍。

陈表乃称曰：今除国贼，报父之仇，以人为本。

空枉此劲锐以为僮仆，非表志也。

皆辄料取，以充部伍。

--《吴书 陈表传》

由此可见，在控制将领募兵的环节上，东吴的审核制度是相当严格的。

3夺兵

即使存在虚授与严控报备的环节，随着时间的推移，东吴还是出现了许多将领势力膨胀、尾大不掉的情况。

因此，孙权偶尔会动用雷霆手段，直接夺兵，即废黜授兵将领的宗族继承权。

对待功高震主的将领，孙权会夺兵。

当然，为了稳定局面，往往是在将领死后才夺兵。

比如周瑜死后，其部曲没有被宗族子弟继承，而是被转授鲁肃;鲁肃死后，其部曲则被转授吕蒙。

孙权拜 鲁肃奋武校尉，代 周瑜领兵。

--《吴书 鲁肃传》

鲁肃卒， 吕蒙西屯陆口，肃军人马万馀尽以属蒙。

--《吴书 吕蒙传》

注：周瑜死后，其侄周峻仅领吏士千人，数量远不及周瑜的授兵额度 兵二千。

周峻死后，其子周护复遭夺兵，见《周瑜传》。

周瑜死，鲁肃代领其兵

虽然周瑜与鲁肃死时，直系子弟幼弱，但旁系子弟尚在，完全可以效法孙贲代替孙坚领兵 侄代叔父。

孙坚薨， 孙贲摄帅馀众。

--《吴书 孙贲传》

比如凌统死时，二子幼弱，部曲也曾被转授他人;但凌烈与凌封成年后，则重新继承了亡父的部曲。

两相对比，周瑜与鲁肃的子弟，并无此待遇，可知是被刻意夺兵。

骆统出为建忠中郎将，领武射吏三千人。

及凌统死，复领其兵。

--《吴书 骆统传》

孙权追录 凌统功，封 凌烈亭侯，还其故兵。

后 凌烈有罪免， 凌封复袭爵领兵。

--《吴书 凌统传》

对待骄纵不法的将领，孙权也会夺兵。

甘宁、潘璋二将，生前骄横放纵，屡次违抗节度，孙权出于爱才的缘故，未加追究。

二人死后，孙权以甘宁、潘璋子弟犯法为由，夺其所领兵马。

这种情况非止一例，可知是孙权的惯用伎俩。

甘宁卒，权痛惜之。

子 甘瑰，以罪徙会稽，无几死。

--《吴书 甘宁传》

潘璋数不奉法。

监司举奏， 孙权惜其功而辄原不问。

嘉禾三年卒。

子 潘平，以无行徙会稽。

--《吴书 潘璋传》

张昭作为文吏之首，也曾得到授兵。

不过在孙权称帝后 229，张昭麾下的兵员遭到尽数褫夺。

孙权既称尊号， 张昭以老病，上还官位及所统领。

--《吴书 张昭传》

故主未死而遭夺兵，并不多见，张昭属于特例。

可能与彼时张昭失宠的历史背景有关。

② 奉邑制和复客制的作用

授兵制是上层建筑;奉邑制和复客制，则是它的经济基础。

奉邑即授兵将领的食邑。

相关记载在《吴书》中俯拾皆是，周瑜、鲁肃、吕蒙、徐盛等人均有涉及。

孙权拜 周瑜偏将军，领南郡太守。

以下隽、汉昌、刘阳、州陵为奉邑。

--《吴书 周瑜传》

孙权以寻阳、阳新为 吕蒙奉邑。

--《吴书 吕蒙传》

甚至还有周泰这种所在皆食其征赋的特例。

即没有固定奉邑，在何地任官，便收取何地的赋税。

周泰复补宜春长，所在皆食其征赋。

--《吴书 周泰传》

复客制即与授兵制、奉邑制相配套的私产制度。

复客是免除赋税徭役的奴仆，用来保障授兵将领的生活所需。

这里会产生一个问题，即授兵将领既然已有奉邑，为什么还需要额外赐予复客呢?直接在奉邑中衣食租税，不是更加方便么?

实际上，奉邑的收入，不是用来供养将领本人的，而是用来供养将领麾下私兵的。

授兵制既然是虚授 只授定额，不授兵甲，那将领便不得不自行招募兵勇。

募集兵员的资金，也顺理成章需要自行筹备。

换言之，奉邑实际是孙氏提供给授兵将领的资金池，将领有多少钱，便招募多少兵——前提是不能超过授兵人数的上限，比如授兵五百，自募一千，那一定是不被允许的。

其实就实际情况来看，大部分授兵将领是无法募集到足额兵员的。

比如孙权继位之初 200，料诸小将兵少而用薄者，欲并合之。

孙权统事，料诸小将兵少而用薄者，欲并合之。

--《吴书 吕蒙传》

诸小将兵少而用薄，可见他们不仅没有足额的兵员，武器装备也十分低劣。

诸小将中的吕蒙，为了给部曲置办新衣服，竟然需要赊贳，即借钱养兵。

其困顿可想而知。

吕蒙阴赊贳，为兵作绛衣行縢。

--《吴书 吕蒙传》

吕蒙阴赊贳，为兵作绛衣行縢

偏将军陈表，是故将军陈武之子，还算有些家底儿。

陈表代父领兵五百，不料为了供养这五百甲士，陈表竟然散尽家财，乃至自己死时，家里连房子都没有，妻子露立。

陈表以父 陈武死敌场，求用为将，领兵五百人。

--《吴书 陈表传》

陈表家财尽于养士，死之日，妻子露立。

太子 孙登为起屋宅。

--《吴书 陈表传》

太子孙登看不下去，自掏腰包给陈表家盖了房，总算避免了陈氏族人饥寒交迫的窘状。

豢养五百兵马，已然如此痛苦;更高级别的授兵者，其财政压力也便可想而知。

对授兵将领而言，不仅募兵的开销需要自费，就连兵器铠甲，也得自行解决。

朱然其所文采，惟施军器、贺齐兵甲器械，极为精好，可知铠甲刀戟均是自制。

朱然长不盈七尺，气候分明，内行脩絜，其所文采，惟施军器，馀皆质素。

--《吴书 朱然传》

贺齐性奢绮，尤好军事，兵甲器械极为精好，所乘船雕刻丹镂，青盖绛襜，干橹戈矛，葩瓜文画，弓弩矢箭，咸取上材。

--《吴书 贺齐传》

黄盖善于养众，甘宁厚养健儿，韩综亲戚姑姊，悉嫁将吏乃至所幸婢妾，赐予亲近，其实都是授兵制的必然结果。

甘宁虽粗猛好杀，然开爽有计略，轻财敬士，能厚养健儿。

--《吴书 甘宁传》

韩综尽呼亲戚姑姊，悉以嫁将吏，所幸婢妾，皆赐与亲近。

--韦曜《吴书》

授兵的将领，为了维护自身地位，必须豢养兵甲;但豢养兵甲需要的财政开销，又仰仗于主君赐予的奉邑。

从上述记载来看，孙权赐予的奉邑，其收入很明显不够将领的养兵开销，这就使将领长期维持在吃不饱，饿不死的尴尬局面中，也因此杜绝了地方藩镇化的隐患。

为了筹集资金，也有人另辟蹊径。

比如潘璋在民间开设军市，他军所无，皆仰取足。

实际就是强买强卖，无异于强盗。

不出意外，潘璋死后，其子被孙权流放，授兵特权遭到回收。

潘璋征伐止顿，便立军巿，他军所无，皆仰取足。

--《吴书 潘璋传》

在此背景下，复客制便成为授兵将领的最后倚仗。

复客不承担政府的赋税徭役，属于纯粹的私产，可以在养兵之外，给将领提供一些生活保障。

比如潘璋家族虽然被夺兵，但潘璋妻子得到复客五十家，总算不至于饿死。

潘璋子 潘平，以无行徙会稽。

潘璋妻居建业，赐田宅，复客五十家。

--《吴书 潘璋传》

周瑜、程普等功勋宿将，也曾私下蓄奴，冒充复客，实际就是逃税。

孙权对此网开一面，表示其有人客，皆不得问。

相当于变相承认周、程两家的经济特权，算是给了老将们一些安慰。

后 孙权著令曰：故将军周瑜、程普，其有人客，皆不得问。

--《吴书 周瑜传》

注：周瑜、程普的人客，此处特指复客。

见唐长孺《孙吴的领兵制度》。

孙权：周瑜、程普，其有人客皆不得问

比较值得注意的一点，便是授兵将领，绝大多数都是来自江北的流寓士人。

比如周瑜 庐江、鲁肃 临淮、吕蒙 汝南、潘璋 东郡、蒋钦 九江、周泰 九江、程普 右北平、黄盖 零陵、韩当 辽西、陈武 庐江、甘宁 巴郡等等。

原因显而易见。

江北地主 淮泗集团在江东地区没有根基，因此即使拥有私兵，想要做大做强也并不容易。

孙权一方面利用奉邑制掐住他们的银根，另一方面利用复客制拉拢他们的子弟，可谓深谙权术。

③ 授兵制下的兵员缺额问题

授兵制既然是孙策东渡时 195为收买人心所采取的临时政策，因此被常态化之后，自然引发一系列问题。

其中最严重的问题，便是地方藩镇化的隐患。

不过通过上文分析可知，孙权对此解决得十分不错。

另一个问题，便是募兵不足额的问题。

这是孙权一直未能解决、也无法解决的问题。

授兵既然是虚授，募兵便需要将领自行征召;而孙权赐予的奉邑，其收入往往无力供养足额的兵士。

因此，将领麾下的兵士数量，便很有水分。

谨以凌统、甘宁为例，论述授兵制的兵员缺额问题。

1凌统

凌统出身将门，代父领兵。

按照东吴的授兵制度，四百人为底限，实际四百人的情况极为罕见 《吴书》唯见陈敖一例，一般最低授兵额度是五百人。

按此，凌统麾下应当有至少四、五百甲士。

陈表子 陈敖年十七，拜别部司马，授兵四百人。

--《吴书 陈表传》

但在实际作战中，凌统左右只有亲近三百人，比四百人的最低额度，还少了四分之一。

凌统率亲近三百人陷围，扶扞 孙权出。

--《吴书 凌统传》

需要注意，这区区三百人，已经掏空凌统的血本。

合肥之战后 215，凌统向孙权哭诉亲近无返者，相当于私兵全部战死。

孙权不得不倍其本兵，以作安抚。

凌统痛亲近无反者，悲不自胜。

孙权引袂拭之……拜偏将军，倍给本兵。

--《吴书 凌统传》

更为讽刺的是，在绝大部分情况下，凌统率领的私兵，连三百人的规模都达不到。

在建安十三年 208讨伐黄祖的战争中，凌统与所厚健儿数十人共乘一船，手下实际就几十个兵。

如此窳劣的建制，比授兵制的下限 四百人还差很远。

孙权复征江夏， 凌统为前锋，与所厚健儿数十人共乘一船，常去大兵数十里。

--《吴书 凌统传》

照此看来，合肥之战中 215，孙权虽然号称十万甲士，实际水分极大，根本不可能达到十万的数量级。

俄而 孙权率十万众围合肥。

--《魏书 张辽传》

这也能解释，为什么张辽率领八百人便能突破东吴的本阵，还把孙权打得逃到土丘上，以长戟自守。

显而易见，彼时吴军之中，对军士数量无疑是滥报成风，上行下效。

张辽夜募敢从之士，得八百人，椎牛飨将士，明日大战…… 孙权大惊，众不知所为，走登高冢，以长戟自守。

张辽叱权下战， 孙权不敢动。

--《魏书 张辽传》

张辽夜募八百人，大破孙权

濡须之战中，甘宁率前部三千兵勇，出斫敌营。

结果临战之际，甘宁竟然仅能调动健儿百余人，最终斩首数十级。

曹公出濡须， 甘宁为前部督，受敕出斫敌前营。

--《吴书 甘宁传》

孙权使 甘宁领三千人为前部督…… 甘宁乃选手下健儿百余人，径诣曹公营下，使拔鹿角，踰垒入营，斩得数十级。

--《江表传》

更可怪者，是孙权对此竟十分满意，还问足以惊骇老子否?

孙权喜曰：足以惊骇老子 指曹操否?聊以观卿 指甘宁胆耳!--《江表传》

可见孙权对于吴军内部的兵员数量虚报，心中也并非全无概念。

只不过相比于将领军阀化、地方藩镇化的危害，虚报兵员，骗取军功，似乎也无伤大雅。

④ 小结

授兵制作为战时政策，在东吴肇基之初，确实起到过正面作用。

比如它切实有效地调动了将领的作战积极性，同时也刺激了将领们讨伐山越，补充兵员的欲望，侧面加速了对东南地区的探索和开发。

注：山越即逃避徭役，匿居深山的扬州百姓，他们往往被东吴将领分取，成为私兵的重要来源。

见唐长孺《宗部与山越的关系》与《孙吴的领兵制度》。

诸葛恪以丹杨山险，民多果劲，虽前发兵，徒得外县平民而已，其馀深远，莫能禽尽，屡自求乞为官出之，三年可得甲士四万。

--《吴书 诸葛恪传》

贺齐转击盖竹，军向大潭，二将又降。

凡讨治斩首六千级，名帅尽禽，复立县邑，料出兵万人。

--《吴书 贺齐传》

诸葛恪求平山越，补充兵员

不过归根结底，授兵制毕竟是一种临时性政策。

它具备较强的封建色彩，与大一统的历史趋势相悖。

因此授兵制常态化之后，也引发了诸多问题。

孙权为了应对这些问题，又被迫发明了诸多配套措施，比如奉邑制、复客制等等。

然而奉邑制与复客制，均是以让渡赋税、人口为代价，又变相损害了东吴的财政根基。

照此，相当于先有上层建筑 授兵制，之后再设置经济基础 奉邑制、复客制，积弊更深。

虽然孙权通过个人的权谋诈术，遏制了地方藩镇化的趋势，但无法解决其余隐患。

纵览东吴历史，讨伐山越，人人争先;对外作战，一塌糊涂。

其实都是制度使然。

理由显而易见。

讨伐山越意味着扩充私兵;但对外作战，则意味着消耗私兵。

因此，东吴的对外战争中，不仅江东大族战斗欲望低下;淮泗集团为了保存实力，也往往出工不出力。

比如合肥之战中 215，淮泗集团的干将徐盛、宋谦便一触即溃，狼狈奔走。

说到底，无外乎私心作祟。

合肥之役，张辽奄至，诸将不备，陈武斗死，宋谦、徐盛皆披走。

--《吴书 潘璋传》

其实临时性政策的常态化，往往会产生负面作用。

孙吴的授兵制如此，曹魏的九品官人法亦然，它们均属于历史前进过程中的小曲折。

综上所述，授兵制作为一种特殊历史背景下的军事制度，确实发挥过积极作用;不过由于它与时代大势相悖，最终走向湮灭。

通过对授兵制、奉邑制、复客制的关系分析，可以更好地理解三国的社会环境和东吴的政治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