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教（喇嘛教）在蒙古地区的传播历史

黄教（喇嘛教）在蒙古地区的传播历史

黄教（喇嘛教）在蒙古地区的传播历史

一、黄教（喇嘛教）的创立

“黄教”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别称，俗称喇嘛教。十五世纪末叶由宗喀巴大师始创。宗喀巴（1357年﹣1419年），本名罗桑札巴。他出生于青海西宁附近塔尔寺所在之地。西宁一带，藏人自古称“宗喀”，故又称宗喀巴（意为宗喀地方的人）。七岁在甲琼寺出家，从噶丹派大喇嘛顿珠仁钦学经。十年之间，在藏文，密法、显教经论等方面打下了基础。十六岁起程去前后藏深造。在噶当，萨迦诸大师指导下研习五论、五明，兼通显密，造诣颇深。著有《菩提道次第广论》、《密宗道次第广论》等八部著作。

宗喀巴鉴于当地佛教戒行废驰，僧侣生活放荡，“一般地讲，大多数僧人不论什么时候都喝酒，不论什么时候都进食（不守戒酒，过午不食的戒律），到处玩耍，沉湎歌舞，以至于彼此争吵，与人斗抠。特别是那些专修某种密法的喇嘛，扬言戒律乃为小乘僧人而设，他们无需管什么戒律不戒律。他们公开娶妻生子，酗酒、耽食，贪婪成性，淫荡自恣”（克主杰·格雷贝桑著《宗喀巴传》）的现状，要求教徒必须严格遵守戒律。遂以噶当派教义为立说之本，结合自己的见解，建立体系，从倡导戒律入手，进行改革。宗喀巴的宗教改革，是站在一个佛教徒的立场，以维护佛教的社会影响和僧人的名誉地位为目的的。《菩提道次第广论》和《密宗道次第广论》等书，阐明显密宗修行次第，提倡不分显密都必须恪守戒律，形成一代宗风。

1409年藏历正月初一日至十五日，宗喀巴在拉萨大召寺主持大祈愿会。会后，宗喀巴又在拉萨东五十里旺古尔山旁创建甘丹寺。到此，一个以宗喀巴为首的新教派——格鲁派，以甘丹寺为主寺逐渐形成了。从甘丹寺建成以后，宗喀巴师徒就一直住在此寺。因此，他这一派被人称为“甘丹寺派”，省称为“噶鲁派”，殊不顺口，遂改称为“格鲁派”，相沿成习，遂定名。格鲁派僧人循以往严守戒律者头戴黄帽之规，均戴黄色僧帽，故又称“黄帽派”，简称“黄教”。

二、黄教转世制度的确立

藏传佛教的活佛转世制度实属别于其它佛教宗派。这个制度最早始于噶举派的噶玛噶举。后来，噶举派的达隆噶举也采用了转世制度。黄教采用转世制度是从1474年后开始的。宗喀巴弟子棚敦珠（1391年—1474年）创建札什伦布寺并住该寺的“赤巴”（赤巴：藏语苦恼语，意为首座、上首。音译亦写为墀巴、池巴）二十余年，1474年在札什伦布寺内圆寂。

根敦珠圆寂，札什伦布寺铁桑札仓的堪布和根敦珠的亲属经过研究以后，也采用了“转世”相承的制度。1478年认定1475年出生于后藏日喀则西北达纳地方的敦嘉措为根敦珠的转世灵童。1485年，札什伦布寺的上层喇嘛迎接十一岁的根敦嘉措进札什伦布寺，同三十余人一起在三藏法师会上受了沙弥戒。根敦嘉措于1512年任札什伦布寺堪布；1517年任哲蚌寺堪布；1526年又兼任色拉寺的堪布。这样，他已经成为整个黄教的实际领袖。1542年，根敦嘉措圆寂后，黄教的转世相承制度就更明确地树立起来。

根敦嘉措的转世者，名索南嘉措（1543年—1588年），出身于前藏堆珑地方的一个贵族家中。据《西藏民族政教史》载称：“藏历第九饶迥之水兔年（1543年）正月十五日，索南嘉措生于拉萨附近之堆珑地方，……，四岁时（1542年），拜当时哲蚌寺法台索南札巴为师，哲蚌寺僧众公推索南嘉措就任哲蚌寺第十二任法台。二十二岁时（1564年），索南嘉措复拜格勒巴桑为师，受了比丘戒。”此后，他前赴札什伦布寺讲经，以后又云游山南、达布等地区，说法收徒，然后，又返回拉萨，应色拉寺僧众之请，提任了色拉寺第十三任赤巴。其后周游各地，收徒传法，继续扩大黄教势力。“索南嘉措一生的最大成就，是他把黄教传播到内蒙古，使蒙族人民全部改奉了黄教，这是他与蒙古俺答汗共同完成的。”

三、俺答汗皈依黄教

十六世纪五十年代，土默特万户俺答汗的势力最强，已成为右翼三万户实际上的盟主。随着俺答汗的羽翼丰满，他跃跃欲试，争夺大汗位。为此拓地青海、河西，与明朝互市贸易，大力发展农业，手工业，为争夺汗权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然而，这一现实在思想理论上与蒙古族传统宗教萨满教“天赋汗权”的天命论思想是相悖的。解决传统与现实的矛盾，迫切需要新的解决途径。

1571年，格鲁派高僧阿兴喇嘛与俺答汗会晤。阿兴喇嘛援引历史，有意把俺答汗比作忽必烈汗的化身。阿兴喇嘛还详细解释了佛教之“三宝、六道、八戒”的具体含义，并对佛教经典《甘珠尔》、《丹珠尔》作了简要介绍。俺答汗“将尊八思巴喇嘛、薛禅汗二人所建无比之经教世政怀念向往，昼不能忘而夜不成眠。(《俺答汗传》)”

是岁（1576年），库图克台彻辰洪台吉，年三十七，诣其叔阿勒坦汗（俺答汗）奏曰：“既报昔日明人取城之仇，复与汉国议和矣。次报卫喇特之仇，降服取其国矣。今者合罕之寿已高，渐至于老矣。闻贤者言，有益于今生及后世二者唯经教云，又言此西方存雪之地，有大慈悲观世音菩萨之真身焉，云。请之来，以效昔日忽必烈彻辰合汗与胡图克图帕克喇嘛二人之例，而修政教，岂非盛世乎？阿勒坦合罕深然之，遂与右翼三部议和，即此丙子年，遣阿勒坦合罕之阿都斯·达尔罕，阿嘉·达尔罕二人，彻辰洪台吉之洪忽台达延师等为使，礼清圣识一切索诺木札木苏·胡图克图（索南嘉措）矣。”

为迎接索南嘉措的到来，俺答汗“即与三万户共议，建寺庙于青海之察卜齐雅勒地方。”该庙建成后，明神宗赐名“仰华寺”。半个世纪以来，蒙古封建主在青海地区的军事行动显示了强大的力量，给西藏社会注入了新的重要政治、军事因素。蒙古俺答汗的饭依黄教，盛情邀请索南嘉措，对于格鲁派寺院集团来说无异是走出困境，加强自身地位的极好机遇。所以，索南嘉措接到邀请即于1557年农历11月26日从哲蚌寺起程，1578年农历5月15日到达青海湖边新落城的仰华寺，与俺答汗举行了历史性的会见。在蒙、藏、维、汉等各族人众达十万人参加的法会上宣布一系列的命令，以保证黄教在蒙古地区的传播。《安多政教史》记载了这次法会上所宣布的命令：

“以前蒙古人死后，按其贵贱，以其妻、奴仆、乘马、财宝殉葬，这种风俗今后一律废除，将死者财物献给上师和僧众，清喇嘛诵经，回向祈愿。禁绝杀生祭祀，杀人者抵命，杀死马匹牲畜者剥夺其财产，对僧人动手侵犯者没其家。以前对‘翁公'（蒙古萨满教崇拜的神）每月举行血祭，每年杀牲祭祀，现在将这些魔道神像一律烧毁，不烧毁者破其家。代替这些魔道像每家造一尊六臂观音像，用乳，酷，酥油供养。每月初八、十五、三十这三天守持斋戒。不再抢掠汉族、藏族。用这些命令使蒙古风俗变得与卫藏一样”。

在这次会晤中，俺答汗和索南嘉措喇嘛互赠尊号。索南嘉措尊俺答汗为“转千轮金咱克喇瓦尔第彻辰汗”。尊号与忽必烈汗相同。俺答汗尊索南嘉措活佛为“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的尊号。“圣”意为超凡人圣；“识一切”是藏传佛教对显宗方面取得最高成就的僧人的尊称；“瓦齐尔达喇”是梵文，意为“执金刚”，是藏传佛教对在密宗方面取得最高成就的僧人的尊称；“达赖”，蒙语大海。“喇嘛”，藏语上师。这便是蒙、藏合壁的黄教僧侣最高称谓“达赖喇嘛”的由来。格鲁派寺院集团的上层僧侣立即将索南喜措定为第三世达赖喇嘛，并追认根敦嘉措为第二世达赖喇嘛，根敦珠为第一世达赖喇嘛。

察卜齐雅勒寺（仰华寺）大会是藏传佛教格鲁派传入蒙古之始，出于黄教在蒙古地区发展的需要，俺答汗于1579年（万历七年）在呼和浩特兴建了蒙古地区第一座黄教寺院“大召寺”，明帝赐名“弘慈寺”。万历九年十二月俺答汗卒。其子僧格都楞洪台基继承了汗位。为迎接达赖三世来蒙古地方，僧格都楞1585年在呼和浩特修建了“席力图召”，明帝赐名为“延寿寺”。

1588年，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在蒙古地方圆寂。临终前留下了“从东方寻找我的转世”的遗言。三世达赖喇嘛圆寂的第二年，俺答汗孙松木尔台吉的夫人生育一子，很快被蒙古贵族和格鲁派僧侣，按活佛转世制度，确认其为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的转世。接着西藏格鲁派上层也承认了这一认定。这位俺答汗的曾孙就是第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历代达赖喇嘛中唯一的蒙古人。

云丹嘉措作为蒙古黄金家族出身的黄教领袖，不仅密切了蒙、藏僧侣领袖之间的关系，巩固了双方的联盟，并且为黄教在蒙古地区的迅速传播大开方便之门。正如《黄金史纲》所载：“苏密尔墨尔根台吉处诞生了索德那木札木苏达赖喇嘛的化身，名为蕴丹札木苏，达赖喇嘛的化身既降生于达延可汗的黄金氏族，而今才将宗喀巴的宗教在蒙古之国显扬得如太阳一般。”

四、黄教和萨满教之间的斗争与相互融合

萨满教是蒙古民族的传统宗教。十六世纪末黄教传入蒙古地区以前，萨满教仍在意识形态领域占主导地位。自1578年黄教开始传入蒙古地区后，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内，藏传佛教格鲁派以它改革后全新的恣态，迅速征服了蒙古诸部，致使蒙古各地寺院林立，僧众遍地。黄教深深植于蒙古土地上，开始了它宗教历史的新阶段。

黄教传入蒙古地区时，首先竭力排斥、打击、改造和融合蒙古族传统宗教萨满教。在察卜齐雅勒寺大会上明确宣布：禁止萨满教杀生祭祀，以黄教的诵经、敬佛、燃香等仪式代替萨满教的祭祀仪式；焚毁一切翁哀像，以黄教的六臂观音像取代翁哀；供佛只供“乳、酪、酥油三白”，禁用血肉供奉。特别是取缔杀人殉葬的野蛮作法，针对下层民众的心理，要求，提出了“将血潮汹涌之大江，化为溢乳清澈之澄”(《蒙古源流》卷七）的口号，深得人民大众的欢迎。

皈依黄教的蒙古封建主热衷于支持黄教，压制萨满教的活动。科尔沁部土谢图汗甚至以物资奖励的办法推动民众的信教活动，穷苦百姓争相学习、背诵经文，成为黄教的虔诚信徒，所有翁哀像被付之一炬。卫拉特部也采取了类似的行动，咱雅班第达下令禁止萨满的活动，惩罚那些敢于犯戒的人们。黄教“众生皆可成佛论”,比之萨满教的只有达延汗嫡长子孙才能负天命的理论，更加“完善”和具有蛊惑人心的作用。它不分人的高低贵贱，在宗教面前一律平等，从而也提高了一般民众在宗教面前的地位。

黄教与萨满教进行斗争的过程中，还将萨满教的某些内容，如：对天、地、火、敖包等的崇拜纳入黄教信仰中，把萨满教经过改造后，与黄教教义融为一体的作法，迎合了蒙古人民既保持传统文化，又要接受黄教先进文化的心理要求，更加有利于黄教在蒙古民族中间广泛深入的传播。并且黄教与萨满教斗争、融合的过程中，使自己发展成为具有蒙古民族特色的佛教。黄教的这种适应性和善于吸收其它宗教有效部分为自己服务的特性，是决定它在蒙古地区迅速站稳脚跟的关键。

萨满教在同黄教的斗争中，分裂为两个派别：“白萨满教派”与“黑萨满教派”。前者屈服于黄教势力，放弃反佛教斗争，按照黄教观念改造萨满教。后者不放弃萨满教教义，坚持同佛教的斗争。但最终也未逃脱失败的厄运。黄教代替萨满教，除以上所提及的统治阶级的倡导、支持的政治原因和萨满教落后、野蛮的宗教仪式阻碍社会文明的发展等原因外，萨满教自身也有被黄教所替代的经济的和历史的必然性。

在生产力发展水平极为低下的原始社会，与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程度相适应而产生的萨满教，在其发展的漫长岁月里虽然注入了不少新的内容，并在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部的过程中起过重要的作用。但是，统一的元王朝建立后，元蒙统治者们就已经发现萨满教的不足而改奉了佛教。到十六世纪，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自然界、人类社会以及对天人关系的认识进一步深化，萨满教面临了很多无法解释的难题，如：宇宙是由什么构成的？如何形成的？人类社会怎样产生的？人是怎样“奉天命而降生”的？也就是说，传统的萨满教已经不能满足蒙古民族日益深入的哲学探索。与萨满教相比，做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在这一方面却高出一筹，“佛教中包含了哲理，以哲理为基础。宗教信仰和哲学思索正是奇异地结合于佛教之中”

佛教关于宇宙、人类以及天人关系问题的哲理性论证（虽然佛教哲学在本体伦方面以唯心主义为主，但也包含一些朴素唯物论的合理成份）在当时恰好满足了蒙古民族寻求宇宙之真的实际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