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藏书历史脉络

中国藏书历史脉络

藏书，就是对书籍的收藏、整理、保管，以及研究和利用。按照图书所有者的性质，传统藏书系统可分为四类：官藏（即国家藏书）、私藏（即私人藏书）、书院藏书和寺院藏书。

我国有确切记载的国家藏书始于周朝，老子是已知最早的“国家图书馆馆长”，他当时的职位是“守藏室之史”。

秦代的国家藏书处为“石室”，但历劫秦始皇焚书坑儒和项羽火烧秦宫，所藏典籍尽化灰烬，使得后世研究先秦文化极为困难，且产生了大量伪书。汉代初年广征图书，设六处公藏图书处，即太常、太史、博士、延阁、广内和秘室。三国时魏国设有秘书、中、外三阁；晋代设兰台和秘书两处。

到隋唐两宋，国家藏书更加丰富。隋以秘阁藏书，唐代由秘书省组织图书的收集、整理、抄录、入藏等事务，各处均设专职官员；宋代在前朝基础上建立了更加庞大的藏书体系，宫中有太清楼、龙图阁、玉宸殿、四门殿等专藏历代皇帝文集书画，又建崇文院分藏经史子集；到了元代，元世祖设立的“秘书监”掌管历代图籍。成为当时最重要的国家藏书机构，及至平定宋金，“典章图籍，皆归秘府”。

明代藏书进入兴盛时期，不仅国家藏书，各藩王也大多喜藏书刻书，从属性上讲，藩王藏书是介于官藏与私藏之间的一种藏书形式。但我觉得藩府刻书还应当算官府刻书中的一种。

皇史宬

清代是藏书的黄金时代，藏书规模及藏书研究均远胜于前代。除翰林院、国子监外，内府也分藏大量典籍，如皇史宬收藏本朝实录、玉牒与《大清会典》；昭仁殿专收宋、元、辽、金、明的珍籍善本，乾隆皇帝御笔亲书“天禄琳琅”匾额挂于殿内，其中所藏善本确可称为“琳琅”。天禄琳琅所藏之书专门编有书目，其编目的方式为后世所遵循，虽然天禄琳琅所藏之书也有鉴定不确之处，然后世却对其旧藏很是看重。时至今日，凡是钤有天禄琳琅藏章之书，其售价与未钤章的同一部书相比至少高几十倍，甚至百倍以上。武英殿所刻之殿版书也存于此。为藏《四库全书》，乾隆专门在全国修建了七座藏书楼，南方三座，为文宗阁、文汇阁、文澜阁；北方四座，为文津阁、文源阁、文溯阁、文渊阁。南三阁所藏大多毁于太平天国战争，而北四阁中藏于圆明园文源阁中的一部则毁于英法联军入侵。《四库全书》七阁中的零本现在偶然能出现在市面上，每册成交价均在五十万至一百万之间。乾隆年间编《四库全书》时所用的底本今日也能偶然见到，价格也比非底本的同一部书高几十倍。

私家藏书的出现要晚于官藏。战国时始有早期藏书家的资料记载，如《庄子·天下篇》有“惠施多方，其书五车”，《战国策·秦策一》记苏秦“陈箧数十”；东汉时的蔡邕是我国第一位藏书数千卷的藏书家；西晋的张华、范蔚，东晋的殷允、郗俭之等人的藏书都超过了万卷。到了唐代，藏书在万卷以上的藏书家已有二十余人，以李泌为最，其藏书数量已达三万卷以上；宋代雕版印刷术大兴，形成出版印刷的黄金时代，宋刻本，尤其是浙刻本，雕版之精、字体之美、印刷之良，至今让人赞叹，藏书也因此大盛。北宋江正、王钦臣，南宋晁公武、郑樵、尤袤、陈振孙等人的藏书数量都在万卷以上。

明清两代是私家藏书的鼎盛时期，藏书过万的藏书家数以千计，私家藏书楼也大量涌现，使得私藏更加规范。

明代范钦建于宁波的天一阁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私家藏书楼，始建于明嘉靖四十年，取意于汉郑玄《易经注》中“天一生水”。乾隆三十七年，乾隆下诏修撰《四库全书》，为收藏此书，敕命测绘天一阁的建筑、书橱的款式，仿其兴造了“南北七阁”，天一阁由此闻名。此阁藏书一度达到七万余卷，尤以地方志和登科录最为珍稀，后几经变故，藏书多有散佚。一九四九年后，政府设置了专门机构进行管理，寻回了流失的几千卷藏书，又增加了当地收藏家捐赠的古籍，现藏珍版善本达到了八万余卷。此外，浦江宋濂的青萝山居，常熟毛晋的汲古阁，山阴祁承熯的澹生堂，常熟赵用贤、赵琦美父子的脉望馆也极负盛名。

清代的藏书大家多达几百位，如朱彝尊、徐乾学、黄丕烈、吴骞、孙星衍、汪宪、汪启淑、鲍廷博、卢文弨、卢址等。

黄丕烈的藏书馆“百宋一廛·士礼居”位于今苏州市篆葭巷四十六号，十年前笔者前往此遗址寻访，当时基本保存完整。

2012年6月再到此地时，原址已变成了一片商业楼，士礼居的痕迹已荡然无存，但黄丕烈开一代风气之先，藏书观念影响深远。至今在古籍定级标准中，带有黄丕烈题跋之书均定为一级文物。嘉庆七年冬黄丕烈迁居苏州，同年购得宋刻本《仪礼》两种，因头 《仪礼》又名《士礼》，故藏书室得名“士礼居”。之后他又专门为数十年来收藏的一百二十二种宋版书修建了藏书室，取名“百宋一廛”，并亲自手写上版，将书目刊入《士礼居丛书》。士礼居藏书都钤有藏书印，如“黄丕烈印”“荛圃”“复翁”“士礼居藏”“士礼居”“百宋一廛”“读未见书斋”“陶陶室”“求古居”“荛翁藉读”“荛圃过眼”“荛翁手校”等十余方。

嘉庆末年，士礼居藏书开始散出，在黄丕烈去世前几乎全部散尽，多被汪士钟购得收藏在艺芸书舍，后艺芸书舍藏书散出，又被常熟瞿镛的铁琴铜剑楼和山东聊城杨以增的海源阁分而藏之。

铁琴铜剑楼、海源阁与归安陆氏皕宋楼、杭州丁氏八千卷楼被合称为“清代四大藏书楼”，它们的出现标志着私家藏书达到顶峰。铁琴铜剑楼为乾隆末年瞿绍基所建，得常熟各藏书名家之精华，又经其子瞿镛扩充，仅宋元本达两百余种，抄校精本难以数计；道光二十年杨以增始建海源阁，经杨氏四代人悉心守护，总计藏书四千余种，二十二万余卷，其中宋元珍本逾万卷。

民国年间的私人藏书方式和理念均延续清代，规模虽略有衰减，但仍有多位大藏书家，，如北京的傅增湘、天津的周叔弢、李盛铎等；新文化运动后，涌现出许多新式藏书家，如郑振铎、阿英、谢国桢等人，他们把藏书范围扩展到了经史之外的俗文学，如弹词、宝卷、版画、小说等，丰富了藏书的品种门类。一九四九年后，私人藏书日渐式微，特殊时期间全部停止，直至八十年代才又兴盛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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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院藏书则较官藏和私藏为晚。唐开元六年，玄宗设丽正书院，至此方有书院之名，而最早的书院藏书则始于唐代江西德安东佳书院。宋代各地书院共有七百一十九所，以“四大书院”藏书最为著名，即庐山的白鹿洞书院、长沙的岳麓书院、睢阳的睢阳书院和衡阳的石鼓书院。至明代，书院增加至一千七百零一所，清代乾隆年间总数达到了三千五百六十所。但由于书院藏书介于公藏与私藏之间，既缺乏官藏的严格管理，又不如私家藏书珍惜爱护，所以大部分藏书都不知所终，也没有目录流传，如今难知其详。

寺院藏书主要是指佛寺藏书，其他宗教虽也有藏书，但数量和规模均难与佛寺藏书比肩。佛教在西汉哀帝元寿元年传入中国，翻译则始于东汉桓帝建和二年。魏晋时期，全国共有佛寺三万多座，僧尼两百多万人，各寺均有藏书，以佛经为主，也有民俗类书，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中，就发现了大量非佛经的书籍。北魏李廓所编撰的《魏世众经目录》 》和北齐释法上编撰的《齐世众经目录》注录佛书均在两百卷以上，可见当时的寺院藏书规模。宋代开宝年间，宋太祖赵匡胤开始编刻中国第一部佛经大藏——《开宝藏》，总计收书一千零七十六部，可惜流传至今只余几个残本。此后直到乾隆年间，共刊刻了二十余部佛教大藏，均存于各佛寺藏经阁中，一起留传至今。最有名的寺院藏书为阮元所倡办的“灵隐书藏”。

这就是藏书的大致历史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