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米尼克·利芬：鏖战欧罗巴，沙俄与拿破仑帝国的决战

多米尼克·利芬：鏖战欧罗巴，沙俄与拿破仑帝国的决战

俄国战胜拿破仑是欧洲历史上最富戏剧性的历史事件之一，其过程充满了波折。不光在1812年，就连在1813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战况都依然极不确定，大部分优势看起来似乎还在拿破仑一边。那些年里皇帝的个人生活是一连串关于傲慢自大和报应天罚的故事，其中充满了各具吸引力、令整段历史生气勃勃的人物，读史时极易令人移情于此。这个故事中还包括了两场欧洲历史上最伟大的会战——莱比锡会战和博罗季诺会战——和其他无数令后世战争史学家沉迷其中的华彩篇章，它同时提供了许多关于当时欧洲社会政治和文化的信息，从俄国视角来看，整个故事也具备了那个至关重要的因素——一个幸福的结局。拿破仑的第一个大军团于1812年在俄国境内被摧毁，第二个于1813年在德意志战场上被击败。在这场欧洲历史上最为漫长的战局里，俄军一路把法军从莫斯科追到巴黎，并于1814年3月31日率领取得胜利的联军攻入敌国首都。

我想讲述这个故事已经很多年了。就某一层面而言，这也是此书最单纯的目标。但我是个老派的历史学家，喜欢讲述真实的故事，或者至少在所获得的证据允许的前提下进行诚实、博采众家且一丝不苟的研究，以期尽可能接近事实真相。许多年前我就得出了这个结论：在西欧和北美对这段历史的讲述，实际上同史实相去甚远。一遍遍听到不真实的故事在耳边重复可把我惹恼了，因此本书的另一个目标是，用一种对我来说更加可信的方式来解释：为何俄国会击败拿破仑，它又是怎样将其击败的？

在英、法、美等国出版的书籍中，1812～1814年发生过的种种通常被扭曲了，这并不令人吃惊。关于拿破仑时代的畅销书大多需要遵循一套固定模式，比如说在英国，讲述纳尔逊（Nelson）和特拉法尔加（Trafalgar）海战，或者威灵顿（Wellington）和滑铁卢（Waterloo）之战的著作简直汗牛充栋，它们是英雄主义的叙事，也是不列颠国家认同的象征。关于拿破仑和他麾下大军的描述对英国人来说也自有其魅力——在操法语的公众中亦是如此。

不管怎么说，绝大部分作者并没有阅读多种文字或者横跨多个国家查阅档案资料的能力，他们希望通过专家的研究成果来获取信息。然而在探讨俄国在打败拿破仑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这一问题时，此类研究成果和专家并不存在。没有西方教授曾经写过与俄国为击败拿破仑而做出的战争努力相关的专著，如果想让一所英国大学把你拒之门外（美国那边就更不必提了），最保险的办法就是，说你希望研究的是战争、外交和君王们的历史。

在很多军事史领域，高校留下的缺口被军队参谋学院弥补了。相当一批关于拿破仑时代的优秀著作出自军事专家——通常是，但不全是现役军官——之手，但是几乎没有一本提及俄国。军事专家们对俄国避而不谈的一个原因是，俄国军事档案直到1991年才对外国研究者开放。然而更重要的是，他们相信拿破仑时代的法军和普军要值得研究得多，因为这两支军队看起来更加“现代化”。人们能从拿破仑这位军事天才身上学到的东西几乎无穷无尽，更何况法军在若干方面开了现代军队之先河，例如各兵种合成的师或军。而普军这边拥有克劳塞维茨（Clausewitz），他通常被看作近代战争方面最伟大的思想家。

此外，人们认为拿破仑时代的普军还创造了两个推动军队现代化的关键因素：第一个现代化的总参谋部和战斗力强大、积极性很高的普遍征兵制军队。与之相反，在俄军还明显处于旧制度的情况下，努力学习俄语、为研究这支军队而从档案中搜求资料似乎就没有多大意义了，其结果是历史中属于俄国的那一面被忽略或曲解，历史学家们主要通过法文或德文材料的视角来观察俄国。

至于法文材料，主要通过敌方视角来分析军队和战局的危险性是显而易见的。当然，法国军官们通常为了获得晋升、增强自信、赢取光荣、替自己的行为辩护而撰写报告或回忆录。看看那个时代的军服就会知道，根本没法指望穿着这种华服的人表现得十分谨慎或自谦。相反，咄咄逼人、夸夸其谈的自我吹嘘在拿破仑和他敌手们的军队里都大行其道。如果说法国人比其他人更爱自夸的话，他们也自有其理由，到1812年为止，法军在绝大多数方面都是欧洲最出色的。

当面对俄国人时，法军平日里的优越感时常被一种看待殖民地居民般的轻蔑情绪加强了，在他们眼里，俄国人不过是生活在欧洲边陲、毫无理性可言的野蛮人。定下这个调子的是拿破仑自己，在他对除哥萨克之外的俄国军队的评论中，根本找不出几句好话。一定程度上来说，这可能反映了对于“异国情调”、“东方风格”之类主题的法国式认知。将失败归咎于哥萨克或者天气，这一招同样有效，因为法军中没有哥萨克部队，天气也是一场上帝降下的“不公平”灾难。法国军官们可以放心大胆地将这些因素视为灾祸之源，根本不用担心他们的个人素养或专业能力遭到质疑。英文著作经常不加鉴别地照搬法文材料的内容，这种做法很可能让研读过俄方资料，甚至仅仅从所提及的战场上走过的人们忍无可忍。

德文资料的状况则更加混杂不清。1812～1814年，德意志人既同俄国联手，又与俄国为敌。在1812年同俄国并肩作战的德意志人不是有德意志血统的沙皇臣民，就是为了与拿破仑作战而离开他们自己部队的军官。事实上有一批用德文写成的回忆录充分记述了俄军的状况和1812年里俄国为战争而做出的努力。试举一例，在所有俄军将领的回忆录中，符腾堡的欧根亲王（Prince Eugen of Württemberg）那份大概是最好的，而它使用的正是德文。即便如此，英文作家也很少运用这些材料。其他那些用德文写成的珍贵回忆录也遭到了同样的对待，因为它们的作者绝大部分曾是亚历山大皇帝的臣属。到目前为止，最经常被引用的德文材料出自克劳塞维茨之手，这既是因为他的名望，也是因为他对1812年战局的记载已经被翻译成了英文。

克劳塞维茨的记述确实极富趣味性、很有帮助，但是我们必须始终记得，它是在怎样的背景下写成的。由弗里德里希大王（Frederick the Great）统率的普鲁士军队曾被看作欧洲第一劲旅，也是外国军官学习的典范。但是在1806年，这支军队不但被打败了，还蒙受了羞辱，有时候哪怕面对着人数少得多的敌军，后卫和驻防部队中都出现了崩溃和投降现象。当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Frederick William III）于1812年站到拿破仑一边时，这种耻辱感进一步增长，克劳塞维茨之类高度爱国的军官尤其如此，他们索性辞去了军职，转而为俄军效力。

1812年时的俄国军队排外性极强并且派系林立，对像克劳塞维茨这样的外国军官来说，它是个非常令人沮丧的地方。他不会说俄语，因此不可避免地在理解他此时加入的军队和社会状况方面出现了障碍。在阅读克劳塞维茨的著作时，我有时会把他和一位在“自由法国”军中效力、1940～1944年身处伦敦的情报参谋进行类比。这样一位军官可能会留下引人入胜的记述，或许可以对关于英国战争努力的传统说法加以修正，但如果我们只通过他的视角来了解这场冲突的话，那未免就会令人吃惊了。

关于1812年战局的英文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拿破仑的失误、俄国的地理和气候状况给法军带来的问题、拿破仑大军在从莫斯科撤退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惨状和显著的英雄气概等方面。对1813年战局的记述传统上属于因普鲁士的复兴和德意志爱国主义的胜利而欢庆的德国作者。一部分在普军总参谋部任职的历史学家是非常优秀的，鲁道夫·冯·弗里德里希（Rudolph von Friederich）尤其如此。不过毫无疑问的是，绝大部分回忆录和许多历史著作都从普军的立场来阐释历史事件。这一点也影响了后来的英国和美国作者。

奥地利官方历史也持类似观点，它直到1914年前不久才写成，若干章节带有明显的反俄意味。如果说对1814年战局的记述和之前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各事件中俄国的视角甚至受到了更少的关注和同情。军事史学家对拿破仑在1813年令人失望的表现后重现的天才津津乐道，另一方面，外交和国际关系史学家关注的是梅特涅（Metternich）和卡斯尔雷（Castlereagh），他们是稳定而有秩序的欧洲新政治体系的创建者。这些著作有时候带着冷战的感觉，为英奥（或者不列颠与德意志）两国政治家达成的联盟而欢庆，这一联盟确保了欧洲免于俄国霸权的威胁。

当然，所有国家的历史书写中都存在基于国别的偏见，在记述战争时更是如此。通常来说，战争是宏大民族主义神话的最好源泉。拿破仑战争发生时恰值现代欧洲民族主义的黎明期，正是在那个时代，许多潜藏于近代民族主义后的理念第一次被表达出来。不久之后的工业革命创造了城市、大量有读写能力的民众和现代社会的其他全部层面，而这些因素进一步促进了民族主义的兴盛。试举一例，传统说法中英国人把滑铁卢之战的全部功劳据为己有，普军在此战中的决定性贡献很晚才在英文著作里得到承认。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些现象就丝毫不令人吃惊了：普鲁士人在记述1813年战局时把俄国的影响撇到一边，这一时期的法国历史学家则因拿破仑和他麾下军队的业绩而自豪，没有在敌方的记载、外国历史学家的叙述上花多少心思。

各国历史学家对拿破仑战争中的一个重要领域关注得都很不够，这个领域是后勤学，换句话说就是怎么装备和养活军队。在互相敌对的那些军队和社会中，军需官都没有什么地位，他们的努力也几乎没有赢得历史学家的注意，这相当不幸，因为他们的角色通常至关重要。拿破仑在1812年毁掉了他的军队，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后勤方面的失败。与此相反，在俄国为战争而做出的努力中，一个关键性的胜利就是1813～1814年成功地为俄罗斯国境之外的50多万大军提供食物和补给。在当时只有两座城市人口多于50万的欧洲大陆上如何做到这一点，是此书中很关键的一部分。这场战争同七年战争（1756～1763）的对比正中问题要害，在七年战争中，后勤供给削弱了俄军为战争而做出的努力。

就许多方面而言，1812～1814年俄国为战争而做出的努力中，最伟大的英雄不是某个人，而是马匹。一定程度上来说，在当时欧陆上发生的所有战争中，这一点都没错。马匹实现了如今坦克、卡车、飞机和摩托化炮兵的功能，换句话说，它是一种具备突击、追击、侦查、运输和移动火力等特点的武器。在俄国击败拿破仑的过程中，马匹是至关重要的——或许甚至是最具决定性的——因素。俄军轻骑兵拥有的巨大优势在拿破仑军队从莫斯科撤退时发挥了重要作用，使得这支大军得不到食物和休整，从而摧毁了它。

拿破仑在1812年不仅损失了他麾下几乎所有的士兵，事实上也失去了他入侵俄罗斯时带着的所有马匹。1813年里他可以也确实补充了兵力，但征集新的马匹被证明是一项难度大得多、最终也导致了灾难性后果的问题。最重要的一点是，因为缺乏骑兵，拿破仑无法在1813年春季战局中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还因此同意了致命的、长达两个月的夏季休战，这对他最后的失败影响深远。联军于1814年发起的最后攻势拿下了巴黎、推翻了拿破仑，而这一结果也是由俄军轻骑兵截获了写有皇帝全盘部署、表明首都城防脆弱的法军机密急件导致的。

对长达两年的战事而言，这是个很合适的结局，俄军轻骑兵从一开始就占据优势，1812年9月以后更是彻底掌握了支配权。然而这种支配权并不是上帝或自然的赐予。历史学家需要研究俄国的马匹产业，以及1812～1814年它是怎样被政府动员起来的。俄国人如何在这些军事行动中管理、维持和补充他们的骑兵团，对这一点的把握同样重要，这也是此书中的关键部分之一。

自然而然地，人们通常对战场上士兵们的英雄事迹很感兴趣，却不太关注士兵们是怎么被喂饱的，他们又怎样保持马匹的健康，民族主义历史学家们更是如此。和其他大国一样，俄罗斯也是如此，她从拿破仑时代中发掘出了若干民族国家神话。沙皇治下关于1812年战局的官方神话是，俄国人民团结在君主周围，在贵族的领导下毁灭了踏上神圣国土的入侵者。这个俄国神话多多少少比它的普鲁士—德意志同类更接近史实，那一神话宣称，当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发出“致我的人民”的呼吁后，普鲁士全境都于1813年拿起了武器，准备为解放德意志而战。

俄国之所以能够击败拿破仑，一个完全正确的原因是，许多有能力的年轻军官在战争中被提拔到了他们能够胜任的关键岗位上。亚历山大·切尔内绍夫和约翰·冯·迪比奇（Johann von Diebitsch）28岁、米哈伊尔·沃龙佐夫（Mikhail Vorontsov/Михаил Воронцов）30岁就都成了中将。他们只是冰山一角。卡尔·冯·内塞尔罗德（Karl von Nesselrode）伯爵于1808年接掌俄国在巴黎的情报活动时年仅28岁。后来他在1813～1814年里担任亚历山大的首席外交顾问。年长一代的将领们甚至通常也并不是太老：亚历山大的参谋长彼得·米哈伊洛维奇·沃尔孔斯基（Petr Mikhailovich Volkonsky/Пётр Михайлович Волконский）在战争结束时只有38岁。

接下来的几十年里，这些人掌握了俄国的军队和政府。德米特里·布图尔林（Dmitrii Buturlin/Дмитрий Бутурлин）和亚历山大·米哈伊洛夫斯基-丹尼列夫斯基（Aleksandr Mikhailovsky-Danilevsky/Александр Михайловский-Данилевский）在撰写关于这场战争的官方历史时十分谨慎，不去冒犯这些政要。在英国也有相应的例子，威灵顿公爵在滑铁卢之战后又活了将近40年，而且有机会将他对那场战役的个人看法变得几乎等同于权威。

然而，俄军将领和威灵顿之间存在重要的差异。尽管公爵在19世纪20～30年代里有许多政敌，去世时他却是国民偶像。和他活得一样长的那些俄军将领们就远没有这样的待遇了。1825年亚历山大一世亡故后不久，一批被称作十二月党人的军官就试图推翻君主专制政体、建立立宪甚至共和政体。在战争中功勋卓著的米哈伊尔·奥尔洛夫（Mikhail Orlov/Михаил Орлов）、谢尔盖·沃尔孔斯基（Serge Volkonsky/Сергей Волконский）公爵等人也参加了这一集团。政变被粉碎了。亚历山大·切尔内绍夫、亚历山大·本肯多夫（Alexander Benckendorff）、彼得·沃尔孔斯基等主要战争英雄参与了镇压行动，此后也继续在尼古拉一世朝中担任重臣，直到19世纪中期为止。

“十二月党人起义”及其被镇压是异常痛苦的俄国左右两翼分裂的开端，这种分裂局面直到1917年革命才告结束。两大阵营之间的激烈仇恨为对1812～1814年记忆的毒化和扭曲推波助澜。彼得堡的冬宫中有一座精美的画廊，里面陈列着1812～1814年几乎所有俄军将领的肖像。20世纪70年代时我在苏联读研究生，曾经同一位年轻女子激烈争吵起来，后来在尼古拉一世治下出任秘密警察头子的亚历山大·本肯多夫的肖像也挂在画廊当中，她因这一事实而怒不可遏。我努力争辩说，本肯多夫是战争英雄，但是这没有用。我把本肯多夫称作游击队领袖——1812～1814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他确实如此——时，她气势汹汹地带着厌恶情绪走开了。这位年轻学生根本不是亲共分子，但她是盛行于莫斯科知识界的激进自由主义思潮的产物。对她来说，1812年战局中的英雄们都是“人民之友”，游击队员们更是如此，因而这些人当然是她所属的激进政治阵营和传统的荣誉成员。

在继承了关于1812年战局的神话，使其成为苏联爱国主义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以后，共产党政权在很大程度上让这些想法变得铁板钉钉。关于俄国战争努力的史实必须被惊人地歪曲，以同斯大林时代的官方意识形态相适应。亚历山大一世需要被边缘化、被贬低，这场战争前后的国际形势也被扭曲了；库图佐夫（Kutuzov/Кутузов）被抬升到了与拿破仑持平甚至更高的水准，而他的贵族出身和在宫廷中的人际关系［和彼得·巴格拉季翁（Petr Bagration/Пётр Багратион）公爵的人际关系一样］都必须被忽略；民众对拿破仑抵抗的意义必须被夸大，对地主和政府官员的偶然抗拒被莫名其妙地解释成一场既反国内暴政，又反法国人的“人民战争”中的建设性要素。这类官方标准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使得俄国学者对拿破仑时代的研究遭受重创，同时也在许多老一代普通俄国人对1812～1814年战争的认识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然而，当代俄罗斯历史学家早已幸运地从关于拿破仑时代的斯大林主义神话中逃了出去。

虽然做了不少粗糙的扭曲，但苏联时代对拿破仑战争的官方解释在很多方面上依然是托尔斯泰（Tolstoy/Толстой）精神的延续，考虑到他对俄国（及别国）对俄罗斯在拿破仑时代所扮演角色认知的影响，他也是迄今为止最重要的19世纪神话制造者。托尔斯泰把天生的俄罗斯爱国主义描述成了团结起来捍卫国土。他把库图佐夫描绘成俄罗斯爱国主义和智慧的化身，让他和所谓“职业军事专家”的愚蠢行为形成鲜明对比，在托尔斯泰看来，后者指的是德意志人和书呆子。无论如何，他的历史概念里都没有给富有技巧的领导，乃至用理性态度来引导历史事件的尝试留出多少空间。与此相反，他歌颂普通俄国人的道德力量、勇气和爱国主义精神。

或许最重要的是，托尔斯泰把他的小说《战争与和平》结尾定在1812年12月，那时候战争才打了一半，最大的挑战还没有降临。那条从1812年12月的维尔纳（Vilna/Вильна）通到1814年3月的巴黎漫长艰辛但最终大获成功的道路在他的书中没有位置，就和它在苏联爱国主义教条、当代俄罗斯民众记忆中被彻底忽略了一样。在俄国每出版一本关于1813～1814年的书，同时出版的关于1812年的书可能就有100多本。在最近一次撰写既贴近大众又富有学术价值的1812～1814年整体历史的尝试中，那本著作用490页的篇幅阐述了1812年里发生的事件，在描述接下来两年里更漫长也更复杂的战局时，却只用了50页。

在俄国人中流行的或者说“托尔斯泰式的”对战争的解释同外国记录相当搭调，这类说法贬低了俄国军队和政府在战胜拿破仑的过程里发挥的作用。拿破仑本人更倾向于归咎地形、气候和运气：它们免除了他对这场惨败的责任。历史学家们通常会在这个算式中加入拿破仑的误算和失误，可是他们中不少人乐于赞同托尔斯泰的隐含结论，即俄国领导层对重大事件没有多少控制力，而俄国的“战略”是即兴发挥和意外事件的混合。同样不可避免的是，俄国人对1813～1814年那段历史缺乏兴趣，把这一领域留给了其他国家的历史学家，他们很乐意在讲述那几年的历史时忽略俄国的作用。

俄国人更倾向于认为这是一场发生在自己国土上、为保卫莫斯科而战、由名叫库图佐夫的统帅指挥的战争，此举的缘由当然不难理解。对在德意志和法国境内进行、由名叫维特根施泰因（Wittgenstein/Витгенштейн）和巴克莱·德·托利（Barclay de Tolly/Барклай де Толли）的将领指挥，为保卫真实存在但有点形而上的、扎根于欧洲权力平衡观念的俄国国家安全概念而战的诸多战局保持着同样的热情就要困难得多。当这场战争的100周年纪念于1912年到来时，人们对此兴趣高涨，结果也涌现了不少新书。然而那时俄国恰好处在战争前夕，正要与1813年的盟友霍亨佐伦（Hohenzollerns）王朝和哈布斯堡（Habsburgs）王朝交手，这明显不是庆祝俄德团结的最好时机。

1813～1814年里，俄军中最杰出的两位参谋是波罗的海德意志人卡尔·冯·托尔（Karl von Toll）和转为俄军效力的普鲁士参谋之子约翰·冯·迪比奇。联军中运作最成功的一个军团中——布吕歇尔（Blücher）元帅的所谓西里西亚（Silesia）军团——几乎2/3的士兵事实上是俄国人，但布吕歇尔手下两个俄国军的指挥官却是亚历山大·德·朗热隆（Alexandre de Langeron）和法比安·冯·德·奥斯滕-萨肯（Fabian von der Osten-Sacken）。尼古拉·鲁缅采夫（Nikolai Rumiantsev/Николай Румянцев）和亚历山大·库拉金（Aleksandr Kurakin/Александр Куракин）在那时都被边缘化了，而且在亚历山大的主要对外政策顾问中，根本找不到民族学意义上的俄国人。与此同时，皇帝本人甚至给了不少俄国人这样的感受，他认为俄国发展迟缓并且与他的理想不相称，并且愿意以欧洲安全的名义牺牲俄罗斯的利益，借此为他自己在主导着潮流的欧洲赢得掌声。

所有这些问题的根源是作为帝国的俄罗斯和作为国家、民族的俄罗斯之间的冲突，这一点对历史学家来说是非常熟悉的。1814年时，英国人、法国人和德意志人都已经建立了或者正在建立民族国家。在拿破仑战争中生发出来的民族主义神话正好同这一实际状况和企图相称。而1814年时的俄罗斯是一个处于王朝治下的实行贵族政治的多民族的帝国。它的核心是俄罗斯国土、人民和贵族，但这些并没有建构起一个民族国家，而且只要由王朝统治的帝国存在，就不可能彻底做到这一点。俄罗斯帝国赢得了1812～1814年的战争，但是后来活在俄国人记忆中的神话都首先是同民族国家有关的。这就是从拿破仑战争中生发出来的俄罗斯民族神话大大低估了1812～1814年俄国成就——这一点独一无二，而且同德、法、英等国的情况完全相反——的最重要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