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条街民风彪悍，上海本地人轻易不敢惹

这条街民风彪悍，上海本地人轻易不敢惹

要说上海滩最彪悍的地区，这条街就是一个传奇。

很多年前，站在上海和平公园旁的小高楼，推窗而见的不是梧桐树影，是连绵的油毛毡屋顶，那片区域向来以民风彪悍著称，这就是虹镇老街。

虹镇老街的起源，最早可追溯到150年前，长江北岸的灾民为躲避饥荒、战乱，划着小舢板来到上海，在虹口郊野的乱葬岗和麦田间搭起草棚。到了解放前，这里已形成相当大的规模，居民多半靠出卖体力生活，有的拉橡皮塌车，有的在码头扛包，人多了，慢慢催生出一些服务配套行业，比如小作坊，剃头匠，修补摊，点心摊，小杂货店等等，自然也有帮派，这里是一个大号的“九龙城”，有他们自己生存的法则。

上海解放后，居民大多还是从事原先的职业，没有老板，没有了帮派，他们有了新的集体组织，还有了一个新的称号，叫劳动人民。

虹镇老街不只是一条街，它代表了一个地块。在这不到一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三十年前居住着近一万六千户居民，人均居住面积不足5平米。老街的路面，是用石子铺起来的，这样的石子路面，上海很多的弄堂小路都有，它有专门的名字“弹格路”。

虹镇老街第一次大规模改造，源于1953年5月的一场意外。

当年，一位大妈着急去临平路上的公平大戏院看淮剧，匆忙之间，忘了煤球炉上面还悬挂了一只竹篮，急急跑出家门。这只篮子，最后竟引发了一场大火，千余间茅草房、土坯房消失在火舌之下，近百家工厂、作坊、商铺，小摊点化为废墟。

火灾过后，当年还是提篮桥区的区政府出面，调拨财政资金，发动社会力量，在虹镇老街周边建造大量矮平房，解决无家可住的灾民居住问题，这批公房取名为“爱国新村”，之后，又在废址上建成虹口工人体育场、虹口工人俱乐部，为居民提供休闲和娱乐的去处。

就此，虹镇老街初具规模，在后来的近50年间，面对人口膨胀，改造却停止了脚步，依然是无数条弄堂，一样的矮平房，一样的泥墙、瓦顶，一间又一间，贫困与拥挤始终如影随形。

当年的虹镇老街，是上海中心城区的一个大型棚户区，也是有名的“下只角”。

公交车上说去虹镇老街，售票员都会多看你二眼，因为那地方名气实在太大。

地下赌场、走私香烟、盗卖工厂物资在这里是司空见惯了的，弄堂里的年轻人，为争地盘，为一句话，或者只是为了看不顺眼，抬手就是拳头，砖头与铁链是家常便饭，不行，还有一米长的砍刀。

“当时派出所警力紧张，只要不出大事，一般都是不了了之。”这是一位老居民多年后的回忆。“在这块地方，连呼吸都是拼出来的。”

如果能让演小品，想里娘气的巩某人在这里待几天，恐怕不敢在春晚舞台上形容上海“小男人”吧。

生活在此地的已是第三代移民的天下，无论父辈来自苏北，还是宁波，以及其他地方的人，他们在老街，都是阿拉虹镇人。

对外，他们以彪悍闻名上海滩，真要干架，虹镇老街的人，一个电话就能召来数十，上百人。

八十年代，如果有人在外打架时喊一句“我是虹镇老街来的”，对手就会心虚许多。

但在老街内部又是另一番景象。

虹镇人有自己的一套伦理，他们每天踩着弹格路，顶着夕阳回家，生炉子做饭，端着碗串门“蹭菜”是常态，孩子没人带就托给弄堂阿婆。

冬天，几户人家挤在灶披间取暖，共享煤球炉上一锅泛着热气的腌笃鲜；夏天，男人打赤膊，几个小菜，几瓶小酒和“宁腔北调”的谈笑声。

白天，街面窄窄的老街，摆满了蔬菜摊、鱼肉摊，还有烟纸铺、旧货摊和五金摊，讨价还价声、打闹声， 甚至吵架声，闹嚷嚷地响成了一片。

这就是现在上海难以一见的市井气，嘈杂却温暖。

虹镇人，骨子里刻着两样东西，一个是穷怕了的狠劲，一个是抱团取暖的义气。

说到讲义气，上海人都知道虹镇老街一个叫徐根宝的男人，别误解，这个徐根宝不是踢足球的徐根宝。

三十多年前，流行过这样一句话：交友要交徐根宝，他是很多上海人眼中的“模子”。

这是桩创造出诸多第一的旧事：50年代以来，上海第一次持枪抢劫案；第一次银行抢劫案；全国第一次电视公开播放刑事庭审现场。

1987年11月，虹口区一家银行储蓄所突然传出刺耳的警铃声，随之而来的是枪响，银行女出纳员朱亚娣倒在了血泊中。

那时候的银行柜台镶嵌有玻璃，可以清晰看到银行工作人员打算盘、数钞票，台面上也是有栅栏的，有金属，也有木制，很多就是做做样子。

面对这样防君子不防劫匪的环境，劫匪显然心虚了，害怕了，在没有抢到一分钱的情况下，仓皇逃出银行大门。

许多上海人都能猜到，劫匪叫于双戈。

于双戈做过海运乘警，因为走私外烟被调职为公交车售票员，收入骤降，要命的是他还染上了赌瘾，欠下一屁股债，这才起意抢银行 。

他先是潜入原先工作过的“茂新”轮，在航警值班室，盗得五四式手枪和子弹，这些杀人工具就藏在好友于徐根宝的住处。

看着同是虹镇人的于双戈，徐根宝倒是劝说了一番，劝说无效之下，徐根宝还是出于义气，为他保管枪支。

三天后，于双戈制造了这次抢劫案。

案发当天，于双戈潜回女朋友蒋佩玲家，蒋佩玲劝阻不成，借款助男友逃离上海。一周后公安局破案，于双戈在宁波被抓。

1987年12月初，大街上异乎寻常冷清，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门前却是人头攒动，这里将开庭审理于双戈案，当电视台首次播出庭审画面时，上海收视率打破90%。最开心的要数法院门口卖茶叶蛋的小商贩，一天开张挣了一礼拜的钱。

电视屏幕上，一个纤弱、文气、清秀的女子，对自己犯罪动机进行阐述，蒋佩玲的解释是：我有啥办法，他总归是我男朋友。

徐根宝，看上去就是一个老实厚道的男人，为了兄弟，“义气”了一把，没有任何好处。

当他在庭审时说出“判我多少年都认，出卖朋友做不到”时，一个弱女子和一个好兄弟，因为“情义至上”的选择，成为了上海市井舆论的热议焦点。

这场庭审的意义远超个案。

控辩双方围绕“自首与抓获”、“情义与法理”进行激烈交锋，公诉人坚持强调蒋佩玲资助于双戈、妨碍司法的事实。

公安出身的律师郑传本则抖开一张地图，用贼骨铁硬的宁波普通话说：“天宝路343号派出所不是蒋佩玲回家必经之路，特意前往，为了什么？”他还特别强调：“一个24岁的女工，面对惊天大案时，更多的是恐惧与迷茫，不能等同于蓄意包庇。”

这个细节成为案件审判的关键，蒋佩玲的确有自首的想法，是在派出所门口被紧张气氛“镇住”后，才被民警发现。

最终，法院采纳了部分辩护意见：蒋佩玲被判3年有期徒刑，徐根宝获刑5年，于双戈处死刑。

因为这一起案件，郑传本律师成为了市民偶像，蒋佩玲和徐根宝的轻判，和他的辩护有很大的关系。

事后，一位长期从事刑侦工作的老刑警感叹道：“那场直播让上海人第一次觉得，法庭不是戏台，律师也不是摆设。”

蒋佩玲和徐根宝虽然因此吃了几年官司，但是“讨老婆要讨蒋佩玲，交朋友要交徐根宝”，成为上海很长一段时间的市井谈料。

人们恨于双戈，却同情蒋佩玲和徐根宝。

前几年有过一次数据分析，微信好友超过500人的用户中，真正符合"可深夜求助"标准的平均仅有2.3人。

在现实生活中，如徐根宝这样的朋友，的确是非常稀有，只可惜，交友不慎，害了自己。

而真正被遗忘的，是倒在血泊中的银行职员朱亚娣。

当电视台反复播放蒋佩玲梨花带雨的面庞时，我们应该反思：为什么一个为保护公共财产牺牲的女工，反不如包庇凶手的“痴情女”引发共情？”

我们甚至都不知道她当时的年龄，要是活着，今天也该退休了吧，抱抱第三代，跳跳广场舞……可惜她死了。

时间到了2019年，虹镇老街斑驳的砖墙上贴满动迁标语，一盆被遗弃的鲜花静静躺在拆迁废墟中。

随着最后一户居民搬离，虹镇老街彻底退出历史舞台，他们曾是城市化的牺牲品，最终又成为其受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