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古国之高昌国历史介绍 高昌民族历史简介

消失的古国之高昌国历史介绍 高昌民族历史简介

高昌城始建于公元前1世纪，初称“高昌壁”，为“丝路”重镇。后历经高昌郡、高昌王国、西州、回鹘高昌、火洲等长达1300余年之变迁，于公元14世纪毁弃于战火。汉唐以来，高昌是连接中原中亚、欧洲的枢纽。经贸活动十分活跃，世界各地的宗教先后经由高昌传入内地，毫不夸张的说，它是世界古代宗教最活跃最发达的地方，也是世界宗教文化荟萃的宝地之一。鼎鼎大名的唐代佛教高僧玄奘，于公元629年，29岁时，为了提高佛教学水平，不畏杀身之祸，偷偷离开长安，出玉门，经高昌，沿丝绸中路到印度，遍游今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诸国，历时17年。在高昌，玄奘诵经讲佛，与高昌王拜为兄弟，留下一段千古佳话。

在吐鲁番市东45公里处火焰山南麓的木头沟河三角洲，有一座广为人知的古城遗址，这就是高昌古国都城的遗址。这座古城与另一座新疆消失了的古城楼兰齐名。那时，这座古城正是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的重要门户，曾经见证过当年的繁华与历史风云的变幻。

站在古城的遗址上寻找遗留下来的繁盛印记，那些络绎不绝的商队，琳琅满目的货物以及来自不同国家操着不同口音的人组成的繁荣局面仿佛就在眼前。但细细品味这种繁华，想把它抓住时，却忽然发现它已经是那么的遥远，只有满目的断壁颓垣。从高昌古城的布局，可以看出这里曾经是一个规模宏大的贸易中心。整个古城遗址呈不规则的正方形，分为外城、内城、宫城3部分，与我国中原地区历代王朝都城的布局十分相似。古城的城墙虽然经历了千年的风雨，显出了破败的迹象，也早已被雨水、风刷腐蚀得失去了当年的雄壮、威武，但是仍能看出曾经的辉煌。它的外城墙有12米厚，将近12米高，长达5.4千米。这些城墙都有结实的夯土筑造而成，每层夯土厚十厘米左右。为了增强城墙的牢固性，每层夯土层之间掺杂少量的土坯。据历史记载，在高昌国的繁盛时期，这些城墙上曾经有过12重（chóng）巨大的钢铁大门，比如“玄德门”、“金福门”、“建阳门”、“武城门”等等。外城的西南方向有一座寺院的遗址，据说就是玄奘西游时讲经的地方。这座寺院规模十分宏大，内部设有庭院、讲经堂、藏经楼、大殿、僧房组成。大殿内的墙壁上还能清清楚楚的看到残存的壁画。发掘出的绿色琉璃瓦、纹饰华丽的石柱础和巨幅的奏乐图精美壁画，记录了都城昔日的繁华。

内城位于外城的正中间，西南两面城墙保存基本完好，约有3公里长。宫城的形状呈长方形，位于整个城的北部。宫城内遗存的一些三四米高的土台就是当年回鹘高昌的宫廷，还有一处高达15米左右的土坯方塔，也较为完整的保存了下来，就是通常传说中的“可汗堡，”也就是王宫室的意思。在“可汗堡”的西面有一座地上地下的双层建筑，是宫殿的遗址。

城中有着保存较为完好的房屋，这些房屋鳞次栉比的排在街道的两边，显示着当年贸易的繁盛。这些屋子有作坊、有市场、有庙宇等等，其中光僧侣就有3千人之多。

这里是古代高昌国的都城，维吾尔语称亦都护城，始建于公元前１世纪，有着悠久的历史。这里是著名的的丝路名城，最早的开发于西汉时期。汉武帝为了加强对西域诸国的统治，就派遣大将李广利带领部队在公元前1世纪到此屯田，设立了地方的管理单位，高昌壁。公元450年，北凉的残余势力灭掉了车师国后，高昌城迅速发展为吐鲁番盆地甚至西域地区的一个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公元460年，高昌建国，由于这里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发达的贸易，便将这里定位都城。古城在高昌国的兴盛中达到了最高潮，随后也随着高昌国的衰落灭亡而消失。公元640年，唐朝的军队统一了战乱频繁的高昌地区，并设立的地方管辖官府。高昌城就这样过去了几百年，到它的再次辉煌是公元9世纪，它又一次成为了回鹘高昌国的首府，并把这种繁荣延续到了公元1275年。这一年，蒙古游牧贵族都哇带着12万骑兵发动了叛乱，向高昌城发动了大规模的战争。这场战争长达半年之久，最后因回鹘高昌王巴尔术阿而忒战死而告终，回鹘高昌国也就灭亡了。从此，高昌古城就这样荒废了下来，渐渐的被历史所封存，直到我们现在看到了古城的遗址。

丝路上的明珠

高昌国名来源于当地的自然地理环境，因“地势高敞，人广昌盛”而得名。

十六国末期，曾经这片土地的车师国灭亡后，一支军队的首领阚爽在柔然帮助下占领了高昌地区，自任太守，宣布脱离北凉统治。公元442年，北凉的残余势力沮渠无讳率残部重占高昌，阚爽率族人逃往柔然避难。公元460年，柔然派遣大军南下攻克高昌，杀死沮渠无讳的继承人沮渠安周，帮助高昌阚（kàn）氏族人阚伯周为高昌王，此后以高昌为国号，亦称“阚氏高昌”，揭开了高昌王国的序幕。

阚伯周建立“阚氏高昌”后，对外彻底断绝了与中原王朝的官方关系，而以柔然为其保护国，并长期使用受罗部真可汗的“永康”年号。对内他发展地方经济，崇尚汉族文化传统。

凭着占据丝绸之路的重要地理位置，高昌国很快就发展强大了起来。此时，高昌又与中原建立了联系，每位高昌王均接受中原王朝的册封。阚氏高昌之后，又先后经历了张氏高昌、马氏高昌、麴（qū）氏高昌4个王朝。其中，麴氏王朝统治高昌的时间最长，达140年之久。经过多年的经营，这里终于成为丝绸之路上一颗耀眼的明珠，成为当时西北地区通向国外的窗口，成为西部最繁华的城市和商品贸易地。经济上的繁荣富庶使高昌一度成为我国西北地区政治、文化的中心。高昌是连接中原、中亚、欧洲的枢纽，波斯等地的商人带着苜蓿、葡萄、香料、胡椒、宝石和骏马来到高昌城，又从这里带走中原的丝绸、瓷器、茶叶和造纸、火药、印刷术。

由于当时繁荣的贸易，高昌国王麴伯雅还史无前例的举办了一个类似于今天的万博会的大型集会。在这次集会上，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都云集于此。他们穿着华美的衣服，拿着成袋的各国金币，说着不同的语言，穿梭在令人目不暇接的商品中。一个个的商队正从远方赶来，参加这空前的盛会，就连一向高傲的中原皇帝都被震动了，慕名来到这里参观，他就是隋炀帝。隋炀帝对高昌国的繁荣经济十分满意，几年之后，把自己的女儿也嫁给了麴伯雅。

高昌王国还孕育了丰富的文化，留下了珍贵的文化遗产。麴氏高昌王国十任国王都是汉人，因此汉文化对高昌的影响显而易见。高昌人的服饰也十分讲究，并擅长制作美食。驰名中外的高昌古乐，更是高昌人的骄傲。它那带有浓烈的异域风情和丰富的艺术语汇的歌舞，与龟兹乐一样在中原流行，被列入唐朝十部大乐之中，成为中西融合的文化瑰宝。

国力的强盛也使后来的高昌国王渐渐的骄傲了起来。唐太宗时，高昌国王麴文泰自恃国家富强，对唐朝中央政府的管辖十分不满，经常做一些反抗的举动，甚至勾结西突厥截断丝绸之路。有一次，唐派使者到高昌，麴文泰不仅没有好好的款待使者，还洋洋自得的说道：“鹰飞于天，纵伏于嵩，猫游于堂，鼠唯于穴，各得其所，岂不能自生邪？”他的意思是：凭你唐朝是怎样的富国强兵，但是我只要守在这里不动，就可以凭借着自身的优势御敌于千里之外。唐太宗听到使者的回奏后，震怒了，但是由于没有出兵的借口而迟迟没有发兵。后来，高昌国开始侵占邻国焉耆的领土，焉耆向宗主国唐朝求救。唐太宗立刻就派出了大将候君集去伐高昌。麴文泰没想到，唐军在精通兵法的侯君集的率领下势如破竹，顺利的穿过了大沙漠。“高昌兵马如霜雪，汉家兵马如日月，日月照霜雪，回首自消灭”的民谣就是描述这一事件的。

麴文泰听到唐军兵临城下的消息，赶忙将王位传给他的儿子鞠智盛。之后没过多久，麴文泰就去世了。在唐军的大举进攻下，高昌国灭亡了。 但是，高昌经济、文化在此并没有消失，一直延续了下来。唐朝在此置西州，下辖5县，高昌地区自此进入了繁华昌盛的最佳时期。

公元866年，回鹘族的一支夺去了唐朝统治下的高昌地区，并在这里建立了国家，就是回鹘高昌。这个国家继续发挥着丝绸之路的优势，国家的经济实力大大增强。高昌国还不断加强与内地的贸易联系，与五代、北宋等许多国家都有贸易往来。高昌曾经用马匹交换内地的各种制品，最大的一次交易竟然有24000匹良马。除了商业贸易，高昌国的其他经济形式也都得到了大发展。手工业非常发达上，丝织品有兜罗、锦、纻丝、熟绫。棉、毛织品有斜褐、绣文花蕊布。高常人已经掌握了熟练的制铁技术。

回鹘高昌建国后，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巩固统治，并十分注重与唐朝的联系。为了增强与唐朝的联系，回鹘高昌曾与唐朝多次联姻。这些措施都使回鹘高昌站稳了脚跟，再加上本身的地域优势及良好的贸易条件，国家一步步走向强大。

回鹘高昌共立国400年，在中原政局的几经更迭之后仍然保持着良好的发展势头，先后臣属于唐、宋、辽、西辽和元朝，为高昌的繁荣开创了新局面。

据文献记载，回鹘高昌最强盛时，城头旌旗凌空，城内、佛寺林立，山谷石窟排列，街市上商号、作坊鳞次栉（zhì）比，各地各民族贩客来往如梭，经济文化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宋朝时，回鹘高昌国王在上奏给宋朝的表文中自称“西州外甥”，说明回鹘高昌王国与宋朝仍旧保留着臣属关系。

元朝时，回鹘高昌国王见元朝的势力越来越强大，而西辽的势力日益削弱，便杀死西辽派驻高昌回鹘王国的国监以示和西辽断交，并归附蒙古帝国。元世祖忽必烈改回鹘高昌国为畏兀儿王国，保留对所辖地区的统治地位。

但是，畏兀儿王国并没有完全的自主权，在元朝势力的压制下，国力日衰。14世纪末期，反叛元朝的海都率领12万军队围攻兀儿王国的都城高昌城，战争持续了半年之久。回鹘高昌王巴尔术阿而忒战死，高昌城陷落。海都对高昌城进行了残忍的破坏，并放火焚烧城市。从此，回鹘高昌走向了历史的尽头，兴盛了将近千年的高昌古城也因此而衰落，并最终被废弃，一个灿烂绚丽的古代文明烟消云散。

风靡全国的佛教与玄奘西游

在德国柏林的博物馆中，陈列着两座雕刻精美的佛像。它们无论从艺术上、文化上、历史上都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吸引着众多的参观者前去一看究竟。这两座佛像就是我国古代高昌国中的佛像雕塑。由于战争的原因，它们流落到异国他乡。这两尊佛像雕刻的刀法娴熟、做工精美，堪称那一时期佛像雕刻的代表作品，并足以显示高昌国佛教的盛行。

汉唐以来，高昌是连接中原中亚、欧洲的枢纽。世界各地的宗教先后经由高昌传入内地。那时，高昌王国是世界古代宗教最活跃最发达的地方，也是世界宗教文化荟萃的宝地之一。

佛教约在公元前1世纪传人高昌地区。当时高昌著名的高僧有道普、法盛、法朗、僧遵、法绪、智林、慧嵩等。他们或在本地修行佛道，或到内地传法译经，推动了佛教的传播和发展。据《名僧传抄》记载，齐时高昌僧人法惠曾去龟兹出家，返回高昌后，住仙窟寺，宣教民众。高昌故城可汗堡的东南角出土了一块北凉的佛教的造寺功德碑，证明那时此处为北凉流亡政权的王家寺院。吐峪沟百窟曾发现第七代王麴乾固抄写的《佛说仁王般若波罗密经》残卷。这些都说明，在南北朝时期，佛教在高昌地区已有很大的发展。但是，这一时期佛教还只是起步阶段，并没有达到空前繁荣的程度。

隋唐时期，佛教在高昌出现了日渐昌盛的趋势。据《续高僧传》记载，隋朝时，佛教的发祥地天竺有僧人来到高昌宣传佛法，并在这里的许多寺庙中游历讲经。那时的僧侣大部分都开始学习汉族的语言。隋炀帝就曾派遣汉族僧人道乘到高昌国，特意为高昌国王讲《金光明经》。

到唐朝中期，佛教已经在高昌国达到了空前的繁荣程度，种狂热的宗教信仰一直持续了几百年。公元9世纪，回鹘西迁到高昌，在当地原有居民的影响下，也逐渐接受了佛教，并对佛教采取扶植的态度，从而促使佛教在王国内有了新的发展，并成为王国居统治地位的宗教。10世纪末到11世纪初，高昌回鹘王国在援助于阗王抵抗喀喇（kā lǎ）汗王朝的斗争中加强了与吐蕃接触，因而在宗教信仰上增进了解并相互影响，藏传佛教也开始在高昌王国流传发展。

佛教在高昌古国的大发展也使这一时期的经文、经书空前丰富起来。现在已发掘的佛经残卷有《金光明最胜王经》、《菩萨大唐三藏法师传》、《金刚经》、《七星经》等等几十种不同的经文。此外，还出现了大量的与佛教禅宗内容有关的佛书和其他的多种文学作品形式，比如颂诗、史诗、小说、剧本等，均是以佛教为内容的优秀作品。不幸的是，这些正规的佛经资料在清末民国时期大部分为德国、俄国、日本、英国、法国等列强的探险人物窃取。

佛教的盛行必然使佛教雕塑盛行。著名的伯孜克里克石窟，位于吐鲁番城东北约50千米处的木头沟西岸断崖上，现存64窟。一些石窟采取了开凿石崖与土坯砌建并用的建筑形式，以横顶直洞为主，亦有中柱式洞、方形双套洞和圆顶方形洞，是高昌石窟寺中保存最好内容最丰富的石窟寺群。壁画题材以立佛为中心的供养图、横幅连环画式传经故事画和经变图等为主。壁画的绘制以线描为主，轮廓线以墨线勾出，面部和肢体加以渲染，色调以红为主，画面鲜艳。这座石窟始凿于隋唐时期，主要开凿于高昌回鹘时期，是回鹊佛教艺术的代表。但是，这些石窟中佛像的精品绝大部分也已经在战争中流失到国外。除了前面介绍的那两尊佛像外，还有两尊珍贵的佛像收藏于柏林。这两尊佛雕呈檀瑞像站姿，佛陀背靠椭圆形或者马蹄形光环站立着，光环的边饰有珍珠其右手施无畏印，僧伽被穿成罩式衣服。由于雕刻技巧的精湛，我们可以通过坚硬的身体感觉到健美的身躯。此外，在高昌国曾经的领土内，分布着大大小小的佛像石窟不计其数，比如高昌石窟包括伯孜克里克石窟、吐峪沟石窟、雅尔湖百窟、胜金口石窟、以及七康湖石窟、科锡哈石窟、大桃儿沟石窟和小桃儿沟石窟等。在这些石窟中还绘制了众多佛教题材的精美壁画。

在佛教雕刻盛行的同时，另一种佛教艺术形式——绘画也进入了繁盛的阶段。高昌佛教绘画作品，主要集中在石窟壁画中。有的是描绘的通肩式大衣的千佛以及西方净土，也有的是描绘的地狱中的场景，还有穿草鞋踏莲花的立佛像。这些佛像的下面都绘制着精美的佛教故事，此外还有头着幞头长飘带的星宿图和佛涅像等。高昌佛教绘画中既保留了原有的佛教艺术，又吸收了来自中原、龟兹地区及摩尼教绘画的特点，加上后来回鹘的传统文化，构成了高昌佛教文化的主要来源。

在这一时期，佛教的空前繁荣还使佛教的传播出现了回流的现象。由于汉唐时代汉族已经具备了深厚的民族文化基础，对这一外来宗教艺术也有自己的理解和发挥。这种理解和发挥也在不断地向西域地区回流。十六国时期，高昌僧鸠摩罗跋提向占据北方的前秦苻坚进献梵文《大品经》，晋太元十五年法显西行至高昌传授经文。

高昌国佛教的盛行，与唐朝时著名的佛教高僧玄奘有着十分重要的关系。

公元629年，也就是唐太宗时期，玄奘怀着到西方佛教的发源地去求取佛经、弘扬佛法的心愿踏上了漫漫的西游之路。经过了将近十年的长途跋涉，玄奘于公元638年到了高昌国境内。此时，正是高昌国王麴文泰的统治时期，国家十分强盛，佛教已经流行开来。但是，在高昌国王和他的臣民们研习佛法时，经常会遇到一些复杂的文字和不懂的经文。而中原的唐朝却早已对佛经有了充分的知识与理解。从唐朝不远万里来了一个精于佛法的高僧，麴文泰很是高兴。

他为风尘仆仆的玄奘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在交谈中，麴文泰被玄奘的学识所折服，拜他为国师，并沐浴更衣，亲自为玄奘执香炉，率领王妃、文武大臣听他讲经说法。在听了玄奘的讲解后，麴文泰马上弄懂了许多以前苦思冥想也没有结果的问题，对玄奘更加佩服了。就这样，他们在友好的气氛中度过了几天的时光。

这天，麴文泰到玄奘的住处去拜访，却听到了一个令他十分意外的消息。原来，玄奘向他辞行，准备收拾行囊继续向西天的路前行。麴文泰本来是专门来请玄奘长期住在高昌国的，协助他管理国家的，却听到了这个与之完全相反的消息。无论玄奘怎么劝说，他都不予放行。但是，玄奘是一个有着坚毅的信念的高僧，誓死也不会改变去西天的志向。麴文泰见玄奘执意不从，不愿意破坏了他们之间的感情，无奈之下只得放他西去，但是提出了两个条件，一个是要与玄奘结拜为兄弟；另外就是请玄奘留下来讲一个月的佛法。

玄奘见国王松了口，况且他提出的条件也不过分，而且还可以宣扬佛法，也算是好事，便答应了下来。就这样，玄奘与麴文泰举行了隆重的结拜典礼并认真的将自己的佛法知识全部倾囊相授。之后，麴文泰带着浩浩荡荡的队伍把玄奘亲自送到了百里之外，才恋恋不舍的回去。

玄奘在高昌国宣讲佛法时，在寺庙内遇到了长期居住在这里的3名汉族僧人。其中有一位年纪最老的已经鬓发皆白了，听说来自唐朝的玄奘法师到了，衣服都来不及穿好、光着脚就跑去相见。他一见到玄奘就痛哭了起来，说已经多年没有见到过来自家乡的人了。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唐朝时就有内地的僧人到高昌宣讲佛法。这件事也说明了高昌国由于佛教的盛行，吸引了大量的内地僧人，有力地说明了高昌国佛教传播的回流现象。

高昌吉利，探索高昌国的窗口

一枚小小的钱币，却映射出高昌国的历史。

1928年考古学家黄文弼在新疆哈密吐鲁番发现一枚“高昌吉利”古钱。1970年西安何家村出土唐代古钱收藏者的窖藏中也有一枚“高昌吉利”古钱。1973年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出土贞观十六年墓志及“高昌吉利”钱一枚。

这种钱币是隋、唐之间新疆高昌王国的钱币，迄今只发现了很少的几枚，为圆形方孔铜钱，系浇铸而成。该钱正面为旋读汉文隶书“高昌吉利”四字，背面无文。钱体大而厚重，文字古朴，制作精良。钱径约25.5毫米，穿约7.5毫米，重约14.3克。

对于钱币上的“吉利”二字，有人直观的认为是“大吉”、“大利”，具有祈福、吉祥的意思。但是，这种推断是与高昌国当时的历史文化状况不符的。据专家研究，“高昌吉利”钱币中的“吉利”两字，应为突厥语ihk或ihg的汉语音译，意思为“王”，我国古代文献上一般译做“颉利发”或“颉利”。因此“高昌吉利”应该是“高昌王”的意思。

在高昌建国的公元460年到马氏高昌灭亡的499年，由于政坛比较混乱，是不大可能铸造钱币的。因此，“高昌吉利”应为统治时间较长且政坛稳定的麴氏高昌王国统治时期所铸的。而这一时期的诸位高昌国王中，最有可能铸造钱币的就是麴文泰国王。他在位时，进行了“延寿改制”，国家进一步强大起来，这就为铸造钱币提供了现实可能。此外，铸造钱币也是他加强王权的需要，是其在王国内彰显王权的最好方式。

麴文泰铸造钱币还有另外的一个目的。高昌国是唐朝统治之下的附属国，在许多事情上都要听从唐朝的调遣。因此，在这一点上，高昌国王在心理是不服气的，但又不能表现出来。于是，麴文泰便想到了用铸造钱币的方法来显示自己的独立地位。“高昌王”这一称呼只是他们自己对自己的称呼，并不是中原王朝的正式册封。在《魏书•高昌传》中就记载了“私署王如故”。这里“私署”指的就是高昌王，同时表明中原政府对高昌国王的地位是不予承认的。在历代的高昌国王中，也只有麴坚一人被正式册封为郡王。其他人连这样的头衔也没有得到过。为了表达这种不满，麴文泰就铸造了一批代表着自己的权力与地位的钱币，来向天下显示自己的威望。

“高昌吉利”钱币，发现数量稀少，且绝大多数没有流通磨损痕迹，制作又极为精整，因此“高昌吉利”钱币在当时并不是在市场上流通的用来交换贸易的货币，而是类似于今天的纪念币性质的货币，用于赏赐或馈赠。

“高昌吉利”钱币是农耕的汉文化与游牧的突厥等文化相互间交汇、融合的结果。同时也向现代人反映出了高昌社会当时以汉胡交融为特色。透过一枚钱币，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民族、地域、文化、政治、语言、婚俗、丧俗、服饰等众多方面的特色。

“高昌吉利”，是用汉字拼写的古突厥语，这是高昌地区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是中原地区农耕的汉文化与西域地区游牧的突厥等文化交融的产物。这与高昌地区特有的民族构成及其地理位置有关。高昌居民主要是来自河西及中原地区的汉族移民，这些移民主要由屯田戍卒及避乱难民构成。据《魏书•高昌传》记载，最早是李广利征大宛时留下的“疲卒”，随后是汉魏的屯田兵卒。十六国时，为避战乱，难民或自发或被裹胁而流入高昌。仅北魏太平真君三年沮渠无讳一次就将敦煌一万余户强行迁至高昌。“彼之氓庶，是汉魏遗黎，自晋世不纲，因难播越，成家立国，世积已久。”（《魏书》）直至隋末，仍有内地民众逃入高昌。统一高昌后，唐太宗曾言“高昌之地，虽居塞表，编户之氓，咸出中国”。这都已被高昌出土的墓表、墓志所证明。

高昌地处“丝绸之路”交通要道。一方面，它是中原通西域的必经之地。往东经伊吾即哈密与河西相通，往西北沿天山北侧可直达伊犁，向西南沿天山南麓可直达轮台、阿克苏。另外，往南穿过沙漠可到楼兰，与丝绸之路“南道”相通直达和田、疏勒即喀什。另一方面，它又处在天山北部游牧的行国通往塔里木盆地诸国交通的必经之地。这一地理位置决定了高昌始终是中原王朝与草原游牧民族政权争夺西域的焦点地区。自魏晋以来，中原陷于内乱，无暇顾及西域时，高昌便被其北部以柔然、高车、铁勒、突厥等为代表的草原游牧民族政权所控制。高昌国内部，以中原地区移民带来的汉文化为主，而环绕王国四周的则是以柔然、高车、铁勒、突厥等为代表的草原民族游牧文化。魏晋以来，高昌又被迫依附于外部的游牧民族政权。在多种完全不同文化的相互影响下，形成了以汉胡交融为特色的高昌文化。

高昌执政者既接受突厥等游牧民族授予的“颉利发”等官衔及称号，同时也向中原王朝称臣纳贡，接受册封。如《宁朔将军麴斌造寺碑》所记高昌王麴宝茂的头衔便是北魏封号、突厥封号和自署三种官衔的混合体。高昌王国虽然在政治上接受了突厥授予的官衔及称号，以示臣服，但在语言上却始终使用汉字，未使用过突厥文字，而是用汉字拼写突厥语。高昌对突厥语音的译名与中原文献上所见到的译名用字不尽相同，如突厥语ilik或 ilig，中原音译为“颉利发”，而高昌却音译为“吉利”，这是因为高昌地区的移民主要来自河西，其汉文化是以河西地区的凉州文化为主，即所谓“国人言语与中国略同”所致。

葬俗上，坟墓的样式、出土的墓志铭和文书，都显示了其与中原地区的汉文化是一脉相承的，但也保留有草原游牧民族特有的葬俗。例如，死者的名字和官号都是用汉文记述的，但许多人脸上却盖有覆面，眼睛上盖着被称为“眼罩”的金属制品。类似的东西，亦曾在欧亚草原上的墓葬中被发现过。这显然是草原游牧民族特有的一种葬俗。

从高昌吉利出土陵墓的壁画上看出，依从突厥“被发左衽”，这是游牧民族的服饰习俗。农耕定居的汉族因日常的生活方式及生产环境与“随畜逐水草”、“穹庐毡帐”的游牧民族不同，服饰上原本是不一样的。但移民高昌后，因受周边游牧民族的影响，也逐渐有所改变。《魏书》记载高昌男子“辫发垂之于背。著长身小袖袍，缦裤裆”，这显然不是汉族装束。而女子的“头发辫而不垂，著锦颉（jié）缨珞环钏”则明显是汉族妇女的打扮。这与《周书》中“服饰，丈夫从胡法，妇人略同华夏”以及《隋书》中“男子胡服，妇人裙襦（rú），头上作髻”的记载亦相一致。

“高昌吉利”钱币向世人展示的这些，都是当初的铸币者未曾想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