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前期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历史介绍

清朝前期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历史介绍

公元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此后，爱新觉罗家族带领满洲人驰骋关外，并且建立了清朝。从后金的建立到清朝的“康乾盛世”期间，清朝前期的“议政王大臣会议”、顺治时期的内阁、康熙时期的南书房、雍正时期的军机处在不同时期都发挥着重大的历史作用。本来来谈一谈清朝前期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

一、形成

后金建立之前，满族人尚处在半奴隶半封建社会中，奴隶主的贵族风气尚存，努尔哈赤起兵时，他的威望不够，为了强化满洲人的军事力量，努尔哈赤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贵族力量。随着后金的崛起，政务越来越多这个时候，努尔哈赤需要依仗诸王贝勒来一起处理政务。议政王大臣会议，就是在这个背景下萌芽的。

所谓“议政王大臣会议”，是指清朝前期由议政王、议政大臣共同决策军国大事的重要会议。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正式确定，发生在皇太极建立清朝之后的第二年，但是，在努尔哈赤时期，这一制度其实已经有了雏形。

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的过程中，为了方便统治和指挥自己的臣民，对满洲的牛录制度进行了改造，形成了八旗制度。最初的八旗旗主被称为八大贝勒(四大贝勒、四小贝勒)。这八大贝勒可以共同参与后金政权的重大决策，又称“八王理政”。后来，除了八位旗主外，还增加了5位大臣来共同参辅佐。这5位大臣被称为议政大臣，这是首次出现“议政大臣”。

对此，《清太祖实录》有记载：

乙卯年，又立议政大臣五员，都堂十员。太祖五日一朝，当天设案焚香。以善言晓谕国人，宣上古成败之语。凡事，都堂先审理，次达五臣。五臣勒问，再达诸王。

当时努尔哈赤和八大贝勒以及议政大臣们，每5天举行一次朝会，处理重要的军政要务。这体现了后金政权满洲贵族共同议事的传统。

努尔哈赤去世后，皇太极改汗位为帝位，正式建立大清，八大贝勒被封王，所以又称八王。第二年(1637年)，每个旗除了旗主外，还可以增加三名议政大臣，共同参与会议。在当时，人们把八旗旗主(王爷)称为议政王，把每个旗的3位大臣成为议政大臣，因此，他们商议军国大事的朝会就被称为“议政王大臣会议”。

议政王大臣会议在皇太极和顺治时期已经非常成熟，因为几乎所有重大的军政要务都由它来决策，因此又被人称为“国议”。

二、权力分配

议政王大臣会议，实际上是最高统治者为了实现政治目的，把权力分配给诸王贝勒的一种方式。同时，也是诸王贝勒积极参与政治的一种方式。但这里面，存在着非常微妙的权力分配。

议政王大臣会议最明显的特点就是“家国一体”，这是满洲原始的民主制度的一种遗留，因为最初的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参与者，都是宗室贵族。清朝前期，很多军政大事都由议政王大臣会议决定，因为参与者享有实权，所以贵族都以能入议政王大臣会议为荣。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也是利用了这一点，才让诸王贝勒效忠于自己。而诸王贝勒也利用效忠君主的机会，来获取政治利益，这是议政王大臣会议最初的权力分配方式。

随着清朝政治的稳定，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力分配发生了变化。在努尔哈赤时期，八大贝勒权力很大，有时即使后金可汗已经做出了决定，八大贝勒也是有集体否决权的。皇太极成立议政王大臣会议之后，为了削弱各大贝勒的权力，所以增加了议政大臣的数量。议政大臣一般也是八旗的贵族，但必须由皇太极亲自任命和撤销，可以说都是皇太极的亲信。这样一来，八大贝勒的权力就受到了牵制。

这一现象在清军入关、统一全国之后还在延续。例如，清军入关后，议政王大臣会议持续增加人数，不仅亲王、郡王可以参加，连贝勒、贝子也可以参加。除了满洲勋贵外，汉军旗和蒙军旗的大臣也可以参加，例如著名的汉臣范文从就一度参与议政王大臣会议。《清史稿·范文程传》曰：

是岁即复官。(顺治)九年，遇恩诏，复进世职一等精奇尼哈番，授议政大臣，监修太宗实录。

范文程是清朝前期著名的汉臣，他成为议政大臣，意味着清朝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开始允许汉臣进入。

从以上可以看出，随着清朝政权的稳定，议政王大臣会议对君王的专制是一种掣肘，为了摆脱议政王大臣会议对君王的控制，皇太极和顺治一直在扩充会议的参与人员。到了顺治后期，每逢议事时，皇帝、议政王、议政大臣、詹士、九卿都参加，人数多达半百。但即使这样，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力仍旧很大。

三、会议形式

在清朝立国之初，议政王大臣会议曾盛极一时，最盛况的时候，朝廷所有的决定基本都由议政王大臣会议决定。比如各地、司法、刑罚、军事、礼仪、文武大臣的任命，甚至连宗室成员的婚事也由议政王大臣会议讨论表决。《清太宗实录》曰：

五年，上集诸贝勒大臣议，爱定官制，设立六部。

《啸亭杂录》也记载：

国初设内三院外，其军国政事，皆付议政诸王大臣。

议政王大臣会议到底如何召开，以何种形式召开，从目前的史料上来看，有两种形式。

第一种，是由皇帝亲自召集，但皇帝可以参加，也可以不参加。例如，莽古尔泰因为拔刀顶撞皇太极获罪，皇太极亲自召开议政王大臣会议，因为莽古尔泰是皇太极的哥哥，皇太极又申请了回避。也就是说，会议是他召开的，他可以不参加，让诸位贝勒把商议的结果报给他就行了。《清史稿·莽古尔泰传》云：

诸贝勒议莽古尔泰大不敬，夺和硕贝勒，降多罗贝勒，削五牛录，罚银万及甲胄、雕鞍马十、素鞍马二。

第二种，可以由议政王或议政大臣自行召开，但议事的结果一定要呈报给皇帝。如果不是由皇帝召开的议政王大臣会议，有部分议政大臣是可以不参加的。如，复审刑事案件，只需要刑部、大理寺等方部门人员参加就可以了。

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力有多大，如果会议和皇帝的决定向违背，该如何处理?《清太宗实录·卷五》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天聪三年，皇太极决定出兵征讨蒙古察哈尔，但议政王大臣会议上却认为应该先征讨明朝，最后皇太极只能妥协，先征讨明朝。

可见，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决策权，有时候是高于皇帝本人的。这是满洲人原始民主的一种体现，但是，这种现象也阻碍了封建君主集权，为议政王大臣的没落埋下伏笔。

四、没落

议政王大臣会议是清朝的“国议”，其重要性不容小觑。但随着封建政权的发展，这项制度的局限性也逐渐凸显。它的局限性体现在以下三点：

首先，议政王大臣会议是满洲勋贵的集权之地，他们的权力超过六部，有时候甚至可以否定帝王的决定，这种现象，让清朝帝王陷入深深的危机。封建社会以君主集权为标志，当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君主集权有矛盾时，皇帝就要思考如何削弱议政王大臣会议。所以，在顺治时期，内阁大臣逐渐掌权，康熙时期，干脆成立了南书房，许多政令绕过议政王大臣会议，直接出自南书房，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力被削弱。

其次，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参与者虽然有宗室王爷，也有六部大臣，但真正做决定的，还是上层贵族。这就形成了一个现象：当存在利益时，上层贵族都会积极争取，但当承担责任时，他们都会推卸给下层官员。这种钻营、推卸之风，让议政王大臣会议逐渐腐败，不能胜任他本应该承担的义务。

最后，治理国家，需要群策群力，议政王大臣会议虽然是集体，但对于整个朝廷来说他还是满洲贵族，仍属于个体。满洲贵族的智慧有限，很多有智慧的大臣被议政王大臣会议所压制，无法为国家出力。

所以，基于以上三种原因，顺治、康熙、雍正都在通过各种方式削弱议政王大臣会议。到了乾隆时期，议政王大臣会议早已名存实亡，虽然还有很多满洲勋贵担任议政大臣，但基本上是虚衔，乾隆五十六年，这一制度正式取消。《清高宗实录》记载：

国初以来，设立议政王大臣，彼时因有议政处，是以特派王大臣承充办理……而满洲大学士尚书，向例俱兼议政虚衔，无应办之事，殊属有名无实。朕向来办事，祇崇实政，所有议政空衔，著不必兼充，嗣后该部亦毋庸奏请。

五、历史作用

议政王大臣会议萌芽于努尔哈赤时期，形成于皇太极时期，废止于乾隆时期，存在一百余年，在清朝历史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历史作用，其作用主要可体现为三点：

第一，议政王大臣会议对后金，以及清朝统一关外，统一全国发挥着关键作用。

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顺治(多尔衮)，后金乃至清朝统一关外，统一全国，都离不开以议政王大臣会议为核心的满洲勋贵，正是因为这一制度的权力分配，才促使清朝完成统一大业。从这方面说，议政王大臣会议对清朝入关，以及统一全国都发挥着关键的作用。

第二，议政王大臣会议，对清朝前期皇帝理政经验不足，有很强的补充作用。

不管是努尔哈赤，还是皇太极、顺治，在清朝政治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他们作为君主的执政经验是不足的，此时，议政王大臣会议用满洲贵族的集体智慧，来共同处理朝政，对皇帝理政有很强的补充作用。

第三，议政王大臣会议，对清朝前期的政治制度、礼仪等制度的形成有指导作用。

清朝建立之初，议政王大臣会议是最高决策机构，清朝的诸多政治制度、礼仪制度和军事等制度都是经过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商讨和决策才正式形成的，因此，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指导作用不可忽略。

第四，对于清朝来说，晚期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在满洲勋贵执政和到后期君主专政之间，起了非常重要的过度作用。

康熙成立南书房之后，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并没有取消，因为康熙虽然要集权，但不能贸然架空满洲勋贵。所以，议政王大臣会议是安置满洲勋贵的最佳去处，经过康熙、雍正、乾隆三代人的过度，最终取消了议政王大臣会议。这期间，议政王大臣会议的过渡作用，对清朝的政局稳定非常重要。

总之，议政王大臣会议是清朝前期的重要政治制度和机构，也是皇帝和贵族之间的一种权利分配，它曾在清朝发挥着重大的历史作用，到乾隆年间被取消，也是封建社会发展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