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谬生活 > 历史 > 正文

​1981年,杜聿明临终前叮嘱妻子曹秀清:不要去台湾,也不要去美国

2023-11-17 15:57 来源:云缪生活 点击:

1981年,杜聿明临终前叮嘱妻子曹秀清:不要去台湾,也不要去美国

1957年秋,原国民党保密局云南站站长、中将游击司令沈醉,从重庆战犯管理所被转送到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进行改造。当时正值全国战犯集中到功德林,沈醉相对来说是比较晚到的。第二天一早起床后,他就发现里面有很多熟人,彼此见面都很高兴,因为大家毕竟都活着。

早饭时,沈醉听到对面房间里传来老熟人、原国民党四川省主席王陵基的声音,连忙跑了过去。王陵基正和比自己早到功德林的徐远举、宋希濂聊天。沈醉进来后,一眼瞅见房间内放着一个床铺大的石膏模型,模型内躺着一个戴深度近视眼镜的人。他定睛一看,不由大吃一惊——此人竟然是传闻已经被枪决了的杜聿明。

杜聿明是蒋介石的心腹爱将,黄埔一期的“天子门生”,是佩带“中正剑”的军人。在蒋介石眼里,这样的将领,是要舍生取义的。因此,杜聿明在淮海战役中被俘后,蒋介石就迫不及待地宣布他被枪毙的消息。当时的沈醉还在云南,当然也听说了这个消息。

其实,“被枪毙”的又何止是杜聿明,吃惊的当然也不仅仅是沈醉。当宋希濂等人从重庆战犯管理所转到功德林后,跟人说起和沈醉关在一起,听到的人吃惊程度,绝不亚于现在的沈醉。谁都不相信,沈醉这样一个罪大恶极的特务,居然也还活着。

沈醉看到杜聿明还活着,却躺在石膏模里,他心里又不是滋味,以为这是战犯所在用刑具惩罚他。

有一天,沈醉悄悄地指着杜聿明睡的石膏模型,问是怎么回事?杜聿明听后,哈哈大笑:“这是给我治脊椎病的呀!管理昕特意为我定制了这个石膏模,用来矫正我的脊椎。”杜聿明的回答出乎沈醉的意料。杜聿明说他在这个石膏模型里已经躺三年了。他激动地对沈醉说:“共产党真是我的再生父母啊!”

沈醉没想到,当年那个对蒋介石忠心耿耿而且赫赫有名的杜聿明,会说出这么一番对共党感恩戴德的话,心里颇有感触。

杜聿明并不是一开始就这样的。刚被俘时,他大有要为蒋介石灌输给他的所谓“领袖、主义、国家”殉道的意思,一度拿着石头猛砸自己的脑袋。他不合作的态度,让人民政府将他从华东转到功德林时,不得不给他戴上沉重的镣铐。

让杜聿明最终看清楚蒋介石真面目的,是共产党不惜重金买来进口药,治好了他的四种顽疾——胃溃疡以及三种足以要他命的结核病。那副石膏模具,是共产党的医生在给杜聿明看病时,意外发现其站立不直,进而查出了他自己都不知道的脊椎结核。

活下去不过是作为一个人的最低权利,而杜聿明这样一个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在蒋介石那里,恰恰失去了这个权利。1947年,杜聿明的肺结核已经到了不堪忍受的地步,原本已经征得蒋介石同意去美国看病。然而刚到上海,因为发表了让蒋介石不满的言论,杜聿明被召回南京,以“国难当头,需用大梁”的理由被留了下来。之前,蒋介石也曾以相似的理由,让他放弃了出国治病的计划,在国内直接切除了一个被肾结核折磨的腰子。

在共产党的监狱里,杜聿明的周身顽疾全都被治好了,最好的医生、最贵重的药、最合理的营养以及最周到的护理。共产党对于杜聿明,除了他1946年被割掉的那个腰子外,一切都给他了。在一个彻夜未眠的夜晚后,杜聿明拉着功德林负责人姚处长的手说:“没有你们为我治病,我早完了,共产党是我的再生父母,毛主席是我的救命恩人!”

不久,功德林按照中央制定的“思想改造和劳动改造相结合”的改造政策,成立了缝纫、理发、补鞋、洗衣等十来个小组。杜聿明报名参加了缝纫组,沈醉也报名参加了缝纫组。那时,室内往往只有他们两人,他们一起谈过去、谈学习、谈思想,也谈未来。杜聿明告诉沈醉,他现在之所以对共产党心悦诚服,不是因为共产党花很大的代价为他治好了病,而是共产党的所作所为让他认识到共产党的伟大和光明磊落。

有一次,战犯所让他写历史资料,他以为是让交代过去的罪恶,所以只写了罪行,根本没有提到打败日军的昆仑关战役及率远征军出国抗日的历史。没想到,材料交上去之后.负责史料收集的管理人员找他谈话说:“抗战是中华民族生死存的战争,国民党参与抗战在历史上是不可缺少的一页、你当年在昆仑关打了那么大的胜仗,消灭了日军的一个旅团,后来又率领远征军去缅甸配合英军抗击日军,这些历史你都应该认真地写出来啊,不能光是交代罪行嘛!”

杜聿明被感化后,积极参与改造。有一次,因为他连日在花圃、菜圃浇水,还打扫了寝室、学习室、图书室的清洁卫生,受到功德林领导以及其他战犯的表扬。为此,杜聿明感动得三天三晚没睡好觉。他表示那是他有生以来的第一次,也是解放七年来的第一次,他终于领会到了劳动的意义。

用来在花圃菜圃浇水的喷雾器原本归邱行湘保管,有一天突然坏了,怎么修也修不好,这可急坏了邱老虎。管理员过来后也修不好,看情况非要送到外面修理店不可。杜聿明听说后,主动接过来,将喷雾器的零件一件件拆下来,观察了许久,找到了毛病,很快就给修好了。大家都为杜聿明的“手艺”所折服,郑庭笈对大家说,“他连一部坦克都能拆散装好,听听发动机的声音,便可找出毛病所在。修好喷雾器有什么好奇怪的。”

改造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杜聿明彻底放下了思想上的包袱,唯一让他牵挂的,是他的家人。他多年来一直在前线为蒋介石卖命,全家老小全靠妻子曹秀清照顾。蒋介石为了稳住杜聿明,通过宋美龄的关系,让他的女儿杜致礼去了美国贵族女校卫斯理女子学院,他大概是不用担心的。只是其他在国内的家人,战乱纷飞,不知已去往何处。杜聿明在国民党内部,算是出了名的清廉,他并没有给家人留下多少钱财。

在功德林期间,也有其他战犯的家属过来探视。尤其是黄维的妻子,为了打听黄维的下落,愣是带着几个孩子,从台湾辗转回到了大陆。每每看到这些,杜聿明为同僚感到高兴,也越发增添自己对妻子,对儿女的思念。

杜聿明怎么也没想到的是,他效忠了半辈子的“校长”,远比他想象中绝情。当杜聿明被俘的消息传到上海时,曹秀清专程赶到南京,让蒋介石还她丈夫。杜聿明身患重病为维系蒋家王朝奔波,蒋介石却连出面安抚一下他的家人都不愿意。

在蒋家王朝土崩瓦解时,曹秀清带着五个儿女及年迈的婆婆,被裹挟到了台湾。一家七口到了台湾以后,蒋介石根本就不搭理他们了,国民党当局给他们发一点可怜的补助金,根本不够维持一家老小的开支。他们甚至没有房子,生活十分窘迫。曹秀清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收发员的工作,所赚取的薪资也就能够混一点点饭吃。

她想要找蒋介石兑现承诺,可别说见不到蒋介石的面,就连蒋夫人宋美龄也见不到。其他国民党的军政大员,甚至杜聿明在黄埔的同学,没有一个人愿意搭理曹秀清这位过去的杜夫人。

有此遭遇的,当然不止是曹秀清一人。蒋介石昔日爱将,战死在孟良崮的张灵甫,其遗孀王玉龄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宋美龄派人来通知她去其官邸见面。在此之前,王玉龄曾多次求见未得,因此得到主动召见,当然也就去了。当她到那里时,还有好些位国民党将领家属都在那里等着。这些昔日的太太们一等就是大半天,最后连宋美龄的面都没见着。她们的蒋夫人派一个人过来,告诉她们“夫人”今天没空,改天吧。

事实上,即便杜聿明认为不用担心的女儿杜致礼,也并不那么如意。自从杜聿明被俘后,家里也无法支持杜致礼在卫斯理女子学院的学业了,她被迫转到不太出名的圣文森学院完成学业,但是却在这里邂逅了在西南联大时的老师杨振宁。1950年8月26日,两人在普林斯顿结婚。杜致礼曾于1952年返台探亲,却被蒋介石扣留,历尽千辛万苦才得以离台。

女儿杜致礼还算是幸运的,长子杜致仁的遭遇却是一个悲剧。杜致仁也在美国求学,上的是哈佛大学,学费也是非常昂贵的,当然也不是曹秀清能够支付得起的。他只能从台湾银行贷款,1956年,杜致仁离毕业只差一年,银行却突然对其断贷。为了筹集学费,杜致仁白天上学晚上打工,常常饥一顿饱一顿,他给母亲写信求助,可曹秀清也有心无力。

无奈之下,曹秀清只好再去找蒋介石,申请给以生活上的补助。看在杜聿明曾为国民党立过战功的份上,蒋介石特批了1000美元作为补贴,且还要分两年支付,而杜聿明的长子在美国一年的学费就需要3000美元。儿子得知了国民党当局这种过河拆桥、卸磨杀驴的做法,加上生活的窘困,悲愤之下服用了大量安眠药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就在儿子遭遇不幸后不久,功德林战犯所允许战犯们跟家属联系,杜聿明第一时间给曹秀清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当然没法直接寄到台湾,只能通过层层关系,寄到在美国的女儿杜致礼手上。曹秀清收到信后,第一时间给出了回信,遗憾的是,此刻的她,被蒋家父子困在孤岛,无法前来相聚。

事情的转折源自一个“意外”的消息。1957年,杜聿明的女婿杨振宁获得了诺贝尔奖,蒋介石想要将这样一个有世界影响力的大科学家争取到台湾,于是想到了被他冷落多年的杜夫人。曹秀清拿着蒋介石给的双程机票去了美国,刚到机场便退掉了回程票,她压根就没打算再回去台湾。

只是苦了她在台湾的几个儿女。两个双胞胎儿子,一个在台中的保龄球馆给保龄球钻洞,一个在台北开出租车,两个人都被严格管制,不能离开台湾。他们无法选择更加体面的工作,甚至自家房屋租出去,租客也会遭到警察半夜盘查。二女儿杜致义的处境稍好以下,嫁给了国民党军官徐炳森,得以有一份医生的工作。

曹秀清到美国后不多久,杜聿明作为第一批获特赦战犯,恢复了自由。尽管当时有很多人劝曹秀清不要回大陆,但她却始终认为,既然杜聿明能在北京生活,那她为什么不能呢?最后,在听到杨振宁的父母从上海带来的关于大陆和杜聿明的真实情况后,曹秀清毫不犹豫选择了飞到北京。

跟其他战犯相比,杜聿明显然是幸运的,他虽然跟曹秀清分离了整整15年,却等来了老来相伴。从1963年开始,直到1981年杜聿明去世,他们在一起度过了18个年头。

1981年5月7日,杜聿明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77岁。在弥留之际,杜聿明趁着短暂的清醒,开始给病榻前的妻子曹秀清交待起了后事。曹秀清流着眼泪,哽咽着跟身边的沈醉说:“你拿笔把他的话记下来,恐怕这是他最后的话了!”沈醉扭头对曹秀清说:“大嫂放心,我记得住的,我不用笔记,我用心记!”

“月富(曹秀清乳名),你陪了我几十年,可我陪不了你了。我走以后,你哪里都不要去,不要去香港,不要去台湾,也不要去美国。共产党对我不薄,你要是出去,容易被人当做话柄,制造谣言的……

过去战乱连年,祸及无辜万千,延续到现在,国家还是长期分裂,骨肉同胞不能团聚,连写一封信都不允许……这种后果,我们是要有责任的。有人问过我,你负得起这个责任吗?我说负不起,但是我会努力……现在,我努力的机会也没有了。所以,我想拜托二位,要是你们有机会的话,一定带句话,给台湾的老长官、老同学、老朋友们,就说国家统一大业,希望在我们这些人的手里完成,不能留到下一代人去解决。因为,这是我们的责任,不是他们的责任啊……”

杜聿明的临终嘱托,曹秀清一直铭记在心。

当杜聿明去世后,曹秀清曾希望在台湾的子女能够回来奔丧,但遭到了蒋经国的拒绝。她怀着十分沉痛的心情,跟女儿杜致礼、女婿杨振宁一起,送了杜聿明最后一程。

从那以后,年过80岁的曹秀清一直待在北京,即便想念儿女了,也只是到香港去跟他们团聚,未再踏足过台湾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