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纫兰：外人说她是保姆，李大钊却说她是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

赵纫兰：外人说她是保姆，李大钊却说她是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

1933年5月28日，这一天是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屈原纪念日，一个用屈原《离骚》中诗句命名的妇女离开了这个世界。她质朴厚道，却深明大义；她没有学问，甚至字都认不得几个，却有着高尚道德和伟大品行。

这一天，是李大钊的“五七”；这一天，她的妻子赵纫兰安详地闭上了眼睛，到九泉之下陪伴丈夫的忠魂铁血。

赵纫兰不仅是是李大钊的结发妻子，更是李大钊的革命助手，是对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作出特殊贡献的平凡而伟大的女性。

1899年，河北省乐（lào）亭县大黑坨村，刚刚10岁的李大钊走进了婚姻的殿堂，他的妻子是比他大6岁的同村人赵纫兰。

屈原的《离骚》中有“纫秋兰以为佩”，意思是把秋兰结成索佩挂身旁，李大钊妻子名字中的“纫兰”就源于此，多么美好高洁的名字！她的一生无愧此名。

李大钊从小就没了父母、爷爷奶奶把他拉扯大，早婚对他而言是一种幸福。爷爷快七十了，奶奶病魔缠身，从此他就有了一个是妻似姐的好伴侣，可以安心地继续自己的学业。

1906年，李大钊的爷爷走完了漫长的人生里程，千斤重担一下落到赵纫兰的肩上。她决心挺过艰难困苦，撑起这个家，典当挪借也要扶持丈夫求学。

1907年，李大钊考入北洋法政专门学堂，这一读就是六年。赵纫兰在家中勤爬苦做，想尽一切办法供丈夫上学。在这期间，他们的大儿子李葆华和女儿李星华相继来到人间。一个女人，带着一双嗷嗷待乳的儿女，还要千方百计供丈夫读书，这是何等艰难。

李大钊在他的《狱中自述》中写道：“钊在该校肄业六年，均系自费……学费所需，皆赖内人辛苦经营，典当挪借。”

离开学校后，李大钊、赵纫兰又有了一个儿子，不久李大钊东渡日本，又是整整三年。三个孩子一个妈，一个女人掌穷家，赵纫兰没有丝毫的怨言，也没有退缩悲观。令她伤心的是，李大钊走后的第一年，不满周岁的儿子被天花夺去了幼小的生命。

归国后的李大钊去北京创办《甲寅》日刊，他已经连续4年没有同家人共度春节。不久进入北京大学出任图书馆主任，终于有了稳定的工作。1918年暑假后，李大钊将妻儿接到了北京，全家人厮守在一起。

但团聚的日子没有多久。一场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将陈独秀和李大钊推到了风口浪尖，成为北洋政府的眼中钉。即便这样，他还得每天不要命地东奔西跑。丈夫忙碌，自己又有了身孕，赵纫兰毅然带着孩子再次回到大黑坨村，让丈夫全心投入革命工作中。

回到了老家两个月后，赵纫兰的又一个女儿炎华出生在大黑坨。李大钊知道“姐”（李大钊对妻子的称呼）一个人在家过得艰难，而且一直都在牵挂着自己，自己也牵挂着家和妻儿。1920年初，李大钊再次将赵纫兰接到北京。结婚20余载，当年十六七岁的少女已经变成了日显憔悴的中年妇女。

这位农村妇女待人诚恳、处事随和，全力支持丈夫，成了令人尊重的教授夫人。当时李大钊拿着每月200元左右的高薪，他把这些钱大多拿去周济学生和工友，留给家里的没有几个子儿。

赵纫兰得知丈夫把钱都花在大事上，毫无怨言，就用过农村日子的办法来应付城市生活，勤俭持家，默默承担着沉重的家庭生活压力。为维持家中生计，赵纫兰想尽办法，甚至偷偷典当家中的衣物救急。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李大钊成为北方组织主要负责人，他更忙了，也更加危险了。这期间，他们又添了一儿一女两个孩子，赵纫兰已经成了五个孩子的妈。

反动派不仅四处通缉抓捕李大钊，他们的家也频受惊扰，甚至遭到军警搜查。为了守住这个家，让丈夫放心，1924年赵纫兰留下已经长大的儿子李葆华，带着其他儿女又一次回到了大黑坨。

1927年4月6日，赵纫兰和李大钊及其子女都被逮捕，狱中夫妻二人见了最后一面。4月28日，李大钊被害，敌人将赵纫兰和孩子放出来，此时的她刚生下小女儿才三个月。

第二天，赵纫兰得知丈夫被害，悲愤交加，病卧在床，但她很快振作精神。因为丈夫临终嘱托她要将孩子抚养成对国家有用的人才，她带着四个孩子（大儿子被组织送到国外了）又一次回到了乐亭老家。

回家以后生活困难，孩子们连学都上不了，她咬牙坚持着，一天天渡过艰难生活。而更令她心疼的是，丈夫牺牲后一直没有下葬，她常常在深夜里痛哭。

1933年，李大钊已牺牲六年，赵纫兰的身体已经一天不如一天，她必须解决李大钊安葬的事情，否则自己无颜下去见丈夫。终于，在北京大学和党组织的帮助下，丈夫终于入土为安。

那一刻，赵纫兰泪如泉涌，悲痛欲绝，一病不起。安葬好丈夫一个月，也就是1933年的端午节，49岁的赵纫兰离开人世，她留下的唯一的遗愿就是葬在丈夫的墓旁。

对于赵纫兰这个平凡而伟大的女人，外人说她是保姆，李大钊却说:“她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既是我的妻子，又是我的母亲，还是我的姐姐。”

而勤劳质朴，用一生追随和支持着李大钊的赵纫兰，却说出了更为令人感动的话，“你是为劳苦大众而生，我是为你而生。”

她为伟大的革命先驱李大钊留下了五个孩子，而且教育他们一定要想父亲那样信仰坚定、对党忠诚、为民造福。

大儿子李葆华16岁便加入共青团，投身爱国学生运动。“九一八”后从日本回国，先后在上海、北京、河北、山西等地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40年赴延安，曾担任贺龙的秘书；解放后先后担任水利部副部长、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等职。

次子李光华，母亲病故只有10岁，在党组织和亲友的关怀抚育下成长，1956年任中国科学院电子研究所党委书记。

小儿子李欣华，1927年在大黑坨出生，未能与父亲见过面，母亲逝世他仅5岁，一直从事教育工作，曾任北京市大峪中学校长、门头沟师范学校党委书记。

李星华是李大钊长女，母亲走后，她在艰难中挑起生活重担。特殊岁月里，她郁愤成疾，双目失明，但依然坚持整理编辑《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一书。

次女李炎华，在大黑坨小学工作多年，解放后调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