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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以后，再来看孙杨被禁赛的来龙去脉

2026-10-25 09:23 来源：云缪生活点击：

四年以后，再来看孙杨被禁赛的来龙去脉

本文内容主要来自三个权威文件并附链接：

国际泳联VS孙杨听证会仲裁实录

ccccccc/wikihelnbxo.com >国际体育仲裁法庭文件：

ccccccc/srw5d32rw32 >国际体育仲裁法庭听证会实录：

ccccccc/c1roujr4l5j.aspx >简单时间线：

- 2018年9月4日至5日：孙杨与兴奋剂检测人员发生争执，导致血液样本被销毁。

- 2019年1月3日：FINA兴奋剂小组裁定孙杨无罪。

- 2019年2月：WADA向CAS提出上诉。

- 2019年11月15日：CAS举行公开听证会。

- 2020年2月28日：CAS宣布8年禁赛。

- 2020年12月22日：瑞士联邦法院撤销CAS裁决，案件发回重审。

- 2021年6月22日：CAS宣布新的裁决，4年3个月禁赛。

孙杨是被冤枉的吗？

答案，不是。孙杨被禁赛不是因为吃药，而是因为违反兴奋剂管理规定中的干扰或逃避兴奋剂检测。

孙杨的张扬的性格导致了这场悲剧吗？孙杨妈妈有责任吗？

与其说是孙杨或孙杨妈妈对这件事负责，不如说孙杨是被国内所谓的专家和领导对WADA（国际反兴奋剂机构）规则不清楚、不专业导致的。

当晚发生了啥？

当晚的检测属于赛场外的飞行检查。孙杨发现DCO（（兴奋剂检查官）及其团队证件不够“齐全”，以及后来负责采血的护士没有采血证。

浙江省反兴奋剂中心副主任韩照岐、中国游泳队领队程浩、孙杨的队医巴顿，三个人给出的建议就是兴奋剂检查官及其团队成员资质不全，因为此次采集不能构成有效采集，因此，对方不能带走血样（因为尿样没有采集。），而通常为了防止血样损坏，血样采集瓶外有一层坚固的保护层。

孙杨团队为了保留血样，不得不暴力去除外包装。并不是像我们体检抽血的试管，直接从护士手里拿走即可。

而根据WADA规定，血样一旦从采集完成，就属于WADA财产。

兴奋剂检查官跟国外领导沟通后提出，先将血样送往获得WADA认证的、位于中国的实验室，之后再和国际泳联理清证书和授权问题。孙杨否决了这一提案。

孙杨一方提出，血样可以由巴医生带到他的医院处理掉，兴奋剂检查官对此没有接受。

孙杨和巴医生提出要用锤子破坏血液保险容器，以取出血样瓶并破坏采集好的血样。兴奋剂检查官被吓到了。她再次发出警告：冷藏箱里的血样必须完好无损地跟着她离开兴奋剂检查站。兴奋剂检查官多次表示，破坏血样的行为违反反兴奋剂条例。

在与Popa先生进行通话时，兴奋剂检察官听到了玻璃破碎声。她走出会所，看到孙杨和一名保安已用锤子破坏了其中一个血液保险容器。

至此，事情已经无可挽回，万劫不复。

程领队、韩副主任、巴队医，但凡有一个坚持说可以先进行采样，并且把血样送往国内经WADA认可的实验室保存，都不至于被WADA和国际泳联以破坏/干扰兴奋剂来起诉。

孙杨对兴奋剂检察官及其成员的资质要求是不是合理？

(i)列出每个样本采集人员的姓名，

(ii)确定具体的检测任务，

(iii)列出要采样的具体运动员。

换句话说，他们认为ISTI要求每个样本采集人员都必须被单独识别并授权参与任务。

相反，WADA认为，一份（通用的）授权书足以确立整个团队的权力，只有DCO（兴奋剂检查官）在开始样本采集时通知运动员时需要证明她的个人身份。

实施上，国际仲裁法庭，不止在一个类似仲裁中裁定，在抽检中，并不需要具体的每个人的证件，只需要一个框架性的授权就可以。

针对孙杨或游泳运动员，只要有国际泳联授权兴奋剂检测管理机构负责兴奋剂采样和检测的授权+证明来检测人员是该机构的员工即可。

而每个单个国际联合会每年都会例行对国际兴奋剂机构进行授权，包括国际泳联、国际足联、国际田联、国际乒联等等，内容大同小异。

同时，WADA和国际体育仲裁法庭也承认，现实中孙杨团队的要求是最理想的情况，仅仅是追求的目标，并非强制标准。

甚至很多时候，没有办法做到。

以刚刚结束的奥运会为例，北京奥运会的时候，兴奋剂检抽检规则是，比赛前五名的队员必须接受检测，然后再随机抽检两人。而且这需要在很短的时间内进行，兴奋剂检测人员就在现场附近，但是，谁要被检测，根本无从得知。

如果一切准备妥当在进行检测，运动员等待的时间太长了，也不利于运动员休息；甚至对于参加多个项目的运动员来说，影响更大，特别是赛后的恢复。

至于赛外检测，旨在让被检测的运动员措手不及，向他提供详细的文件，列出运动员的姓名和预期的检测日期，将会适得其反。

会不会有人问冒充兴奋剂检测机构的人员呢？

至于冒充DCO的可能性，运动员的地址是私密的，只能通过ADAMS系统（运动源禁药管理系统）查看，国际泳联通过该系统输入任务命令并使其对IDTM（国际兴奋剂检测管理机构）可见。样本采集人员本身出现在运动员自己选择的可以进行样本采集的特定60分钟时间窗口内的地点。一个"流氓"团队不会掌握这些细节，也不会有兴奋剂检查官提供的任何文件。

运动员必须每天在运动员禁药管理系统上报自己的行踪；而在赛外抽检中，在运动员在被选中后，兴奋剂检测官会给运动员联系，提出什么时间要对运动员进行检测，运动员可以选择在检测地点。

实际上，我们体育总局网站有对赛外检查的说明，并没有孙杨要求的这么细致。

至于样本采集人员是否接受了充分的培训，国际体育仲裁委员会认为，是否具备足够的资格和资质来进行样本采集。问题仅仅是样本采集人员是否有能力完成工作，而不是他们是否向运动员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小组已经认定，就通知而言，兴奋剂检查官向运动员出示的文件以及她对他的陈述已经足够。

因此，孙杨提出的WADA对运动员检测授权不够充分的主张，体育仲裁小组并不认可，而是认为WADA及其兴奋剂检察官已经充分展示了授权。

无可争议的事实是这样的：运动员多次被告知样本必须由DCO带走。他拒绝了这一要求。

在国际泳联反兴奋剂仲裁小组虽然判决孙杨胜诉，但是，在判决词中，仲裁小组说孙杨一方的做法是非常有攻击性，也是非常危险的，更是极其愚蠢的。

国际体育仲裁法庭认可了国际泳联仲裁小组的说法，也认为孙杨一方的做法极其愚蠢，正如体育仲裁法庭多个裁决所述，更为谨慎的做法是在每种情况下都遵从兴奋剂检察官的指示并提供样本，即使是"在抗议下"提供。随后，可以提出各种投诉和意见，而不是在兴奋剂控制过程的某个方面成为问题时冒任何被指控违规的风险。当问题复杂且有争议时，将整个运动生涯押在自己是正确的上面是一个巨大且愚蠢的赌博。

仲裁小组认为重要的是，没有人指控运动员在2018年9月4日使用了兴奋剂。事实上，考虑到孙杨8月下旬还才加游泳亚锦赛，在之前两周内八次接受赛内兴奋剂检测且结果均为阴性，如果2018年9月4-5日的样本在北京授权的兴奋剂实验室被分析，他检测结果呈阳性的可能性似乎很小。

WADA提出，如果它胜诉，运动员从2018年9月4日至适用的禁赛期开始之间获得的所有比赛成绩都应被取消，其结果是这些成绩所获得的任何奖牌、积分和奖金都必须被没收。

孙杨提出不应对他施加任何制裁，因为他没有违反反兴奋剂规则。另外，考虑到尝试采样的情况，WADA要求的制裁将是不成比例的，并且会违反瑞士法律和人权法下他的人格权。

仲裁小组决定拒绝取消运动员在2020年2月28日禁赛期开始前获得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