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经指的是什么书？你知道吗？

六经指的是什么书？你知道吗？

“孔子与六经”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题目。因为六经与孔子关系的特殊性，这个题目中包含了许多关乎中国文化大本大用的问题。提及孔子，我们每个人都对他特别熟悉，而透过六经，我们更能理解孔子思想的高度与深度。

一、六经的历史渊源

大家都知道，我们的中华文明至少有五千多年之久。孔子生活在两千五百年前，但是许多学者都认为孔子代表了中华上下五千年，而不是两千多年。

学者们之所以有这样的看法，当然并非他们搞错了一个数学问题，而是因为：孔子将他以前两千五百年的中国文化都集中在他手里，孔子之后两千五百年的文化又从孔子那里出来。站在一个历史制高点上，孔子才形成了他的学说；因为站在了历史的制高点，才赋予了孔子思想如此的深度、高度。

孔子对过往历史文化有着充分把握，其体现就是他对六经的重视与整理。六经即指《诗》《书》《礼》《乐》《易》《春秋》，此六者的原始内容代表着中国文化发展至孔子时的最高成就。孔子以往，中国的文明已有了漫长的发展。以儒家文化的视角看，孔子思想的形成实拥有着整整两千五百年文明的广阔背景。孔子称说自己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表明自己只是传承古代文化，并不是刻意创造，从中我们便可以了解孔子思想的形成是对上古时代文化的深刻总结、凝集。

孔子自称“述而不作”，他所言之“述”，史称“祖述尧舜”。尧，是中华圣王，司马迁作《史记》时，以之为有确切记载的信史的开端。实际上，中国文化在尧之前已有漫长的发展，以往由于客观限制，我们拿不出切实证据，而时至今日，通过考古使我们可以看到七八千年前中华文明的发展状况。

孔子主张继承尧以来的传统，但对于之前的传说时代，孔子之了解亦超出常人。孔子和弟子们曾讨论过尧之前的事，其中一位弟子宰我问孔子：“我听闻历史上曾有黄帝，有人说他活了三百年，这是真的吗？黄帝是人还是神？”对此，孔子回答说：“过往的传说久远，到今天我们只能看到模糊影子。所谓黄帝三百年是指：在黄帝在世的时候，人民依靠他勤于政事而能生存，这个过程大概有一百年；黄帝去世后，人们敬畏他留下的政治制度、刑罚条例，又安定了一百年；而第三个一百年间，人们依靠留下黄帝的教化理念、人伦准则，继续保持安定”。“黄帝三百年”的故事，展现了孔子对于往古历史的思考认识。孔子认为黄帝之时，“其文不雅驯”，雅是正，驯就是顺，一般人从历史传说中不能清楚认识事实情形。真正的“雅驯”是自尧以后之事，所以孔子，便以尧舜开始。

现在许多人对于尧舜之时的史事，也多持怀疑的态度。其实关于这一点，研究工作者都看得很清楚。不仅是考古发现，许多传世典籍的记载也可以证明尧舜以来历史的可靠性。例如，春秋时代楚国有一个史官，叫做左史倚相。左史是职位，古代史官有左、右之分，“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倚相是他的名字。左史倚相据说是《左传》作者左丘明的祖父。左史倚相曾讲到古代的典籍有所谓《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这些都是从三皇五帝那里来的。

曾有人怀疑左史倚相的说法不可靠，其实大可不必。我们在其它典籍记载中可以印证左史倚相的说法。例如周公就曾论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典、册就是文献。这样的说法还有很多，有人曾质疑墨子：“你整天谈论古代先王，那么你和古代先王又没有同时并世，你如何知道他们的事迹呢？”墨子说：“我虽然没有和他同时并世，但是古代有很多的典籍，琢于盘盂，镂于金石，书于竹帛。”这也就是说，古代流传下来的典籍很多，有的在盘盂上记载，有的在竹帛上记载，还有的在金石上记载。所有的这些都透露出，在孔子以前中国的文化已经有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而且已有很好的记载。孔子以前的中国文化发展促使我们必须把关注的目光扩展到孔子以前。孔子说自己“述而不作”，正取自这样的历史观。

中国被称为礼乐之邦，实际上在中国文明中，礼乐传统的形成非常之早。在周代的时候，人们就特别注重对于以前礼乐文化的总结。孔子曾说周礼是“郁郁乎文哉”，意思是说，周礼是十分了不起的。有弟子曾向孔子请教，他说：“老师，再过十代，人与人之间相处的那个礼，还能不能知道？”孔子回答说：“别说十代，再过一百代都能知道。”孔子这样回答，是因为人与人相处的原则是古今一贯的。在深层上，只要人们生活在一起，人必须去思考：人和人如何相处。对这样问题的回答，就形成了中国的礼。考古学家已经发现在龙山时代就有礼制，礼制一直延续到夏、商、周。三代的礼之间是损益的关系，损益是在形式上的损益，损就是去掉一些，益就是增加一些，，而礼的核心内涵没有改变。也就是说，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怀，这一点是不会变的。所以，孔子用了“损益”一词。时代发生了变化，礼中有些不适合时代的要去掉一点，有些时代的新的诉求，便再增加一点，这就叫损和益。

孔子所处的春秋末年，是天下无道、礼崩乐坏的时代。以往的礼制虽然发展得非常好，但现在大家却都不再遵守这种规则。于是，孔子就思考人们为什么不遵守礼的规则，人们该不该遵守礼的规则？那么我们社会对此应该怎么办？在思考这些问题时，孔子特别注重人心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这个时候，孔子就关注到了在他以前文化的漫长发展。孔子一生崇拜周公，周公是周代礼乐文明的奠基人，周代是礼乐文明的集大成者。所以可以说，周公是周代文明的制定者，是整个中国礼乐文明的奠基人。在曲阜的周公庙中，有牌坊曰“经天纬地”“制礼作乐”，是对周公奠定中国的礼乐传统也奠定了中国人文文化基础的重要历史地位的最佳概括。

中国人文文化自周代以来便特别注重对于人的教育。周代教育有大学小学之区分。在周代，人到了八岁，即入小学，学习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这就相当于我们现在小孩子学习学科课程，学习具体行为规范。到了十五岁，则开始学习穷理、正心、修己、安人之道。穷理其实就是了解人心，了解社会，甚至了解自然。这些基础是礼的基础，如此才能正心，才能修己安人。这也便是六艺之教。

六艺之教，就是周代的六门课程，即《诗》《书》《礼》《乐》《易》《春秋》。有人会问，提到六艺的时候，不应是礼、乐、射、御、书、数吗？实际上，此六艺对应的是孩子八岁入小学所学的洒扫、应对、进退之节。洒扫，即打扫卫生整理内务；应对，就是与人交往交接；进退之节，就是在处事过程中如何去做。礼乐射御书数之文的“文”是表层的内容，我们看得见的内容——礼就是如何行礼、如何行动；乐就是如何弹奏，如何演唱；射就是射箭；御就是驾车；书就是书法之书，其实就是认字、写字等内容；数，就是算术。书、数可称之为语文、算术，这就相当于我们小学那些课程。这里的礼乐是礼的表层。而到了大学，到了十五岁以后学六门课程中也有礼乐，叫《诗》《书》《礼》《乐》《易》《春秋》，这个礼乐和小学中的礼乐相比，便更进了一层。

礼的内涵是人与人之间相处的原则，这些准则都内化于礼之中。乐是“通伦理者也”，即是说乐的功能是可以感通人心，施行教化。《礼》《乐》《诗》《书》《易》《春秋》和小学礼、乐、射、御、书、数，在典籍里面分别称为大六艺和小六艺。小学学小艺，履小节；大学学大六艺，履大节。《大戴礼记》里便记载说：“古者年八岁而出就外舍学小艺焉，履小节焉”，这是八岁学小艺、履小节；到了十五岁，便“束发而就大学，学大艺焉，履大节焉”。“学小艺，履小节”与“学大艺，履大节”便是大小学之分，当然小与大之间是相互联系的，并非截然相分。从小至大，是一个自然发展过程，小学学得好，到了大学以后明理正心才能做得更好。说到这里，我们注意到孔子特别注重束脩这个概念。在《论语》中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话：“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传统解释中许多人解释“束脩”就是一束干肉，十条干肉。有人说这是孔子收学费，还有人开玩笑说自行束脩以上，少了还不可以。其实，束脩是指束发脩饰，指年龄十五岁以上。小孩子可以不修边幅，但是到了十五岁以后，慢慢长大越来越懂事，应当穿戴整齐，把头发盘起来，这就是束脩。束脩所指的十五岁，意味着开始穷理、正心，开始了解社会和人生，这个时候就开始学大艺、履大节。中国古代教育一直注重《诗》《书》《礼》《乐》。《诗》《书》《礼》《乐》在周代是用以培养社会的担当者、社会精英的，《礼记•王制》记载：“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诗》《书》《礼》《乐》最初属于王官之学，王官之学也就是周王室官方之学，教育重点在社会管理与人心教化。

大学“学大艺”。大艺，即大六艺。大“六艺”，也就是六经。“经”与“艺”的关系，就类似于课本与课目。在周代，《诗》《书》《礼》《乐》《易》《春秋》就被称为六艺，到了孔子之时，用此六个科目来培养人心，就需要相应教材。孔子对原先内容进行了整理，这便是六经。

二、孔子整理六经

有人怀疑在孔子以前，就已有了“六经”之名，即称呼《诗》《书》《礼》《乐》《易》《春秋》为“六经”。比如《庄子》中记载孔子与老子的对话，孔子说：“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孰知其故矣。”孔子说我来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是不是意味着这六经在孔子之前就有了呢？老子回答说：“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岂其所以迹哉？”这就是说六经这个概念可能在孔子以前就已存在，只是到了孔子时出现了一些问题，即《诗》《书》缺、《礼》《乐》废。于是，孔子就对六经进行了整理。孔子有没有整理六经，学术界曾有不同的看法。而现代学术界基本上没人去再去争论了。这是因为孔子整理六经已不成问题了。

孔子不仅整理了六经，而且还把六经作为自己的教本。在《孔子家语》中记载了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反映了孔子和他的弟子曾经讨论《诗》《书》《礼》《乐》，孔子弟子也把这些内容传播到四方。比如子贡来到卫国，卫国有人向子贡询问，他说听闻孔子施教是“先之以诗书，道之以孝悌，说之以仁义，观之以礼乐，然后成之以文德。”我个人觉得这句话非常重要。这里说到了孔子教学的起点，又说到了教学内容、教学逻辑、教学重点、教育目标。其中“先之以诗、书”代指的就是诗、书、礼、乐之教。《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身通六艺”就是诗、书、礼、乐、易、春秋六艺。孔子不仅整理了六经，而且还用这六艺来教育自己的弟子。在孔子以前虽然也把六艺视为一种经，但是却有“《诗》《书》缺、《礼》《乐》废”的问题。当时之经，良莠不齐，重点不分，是孔子进行了整理。典籍里记录了孔子所处时代诗、书、礼、乐的情况，比如《史记•孔子世家》就这样说：“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孔子家语》里亦有同样的记载:“孔子生于衰周，先王典籍，错乱无纪，而乃论百家之遗记，考正其义。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删诗、述书、定礼、理乐、制作春秋、 赞明易道，垂训后嗣，以为法式，其文德著矣！”这些材料就清楚地说明了孔子曾对六经进行了整理。

孔子整理六经的过程，也是阐发他学说的过程。孔子将其思想注入到了六经的整理中。首先，孔子论次诗、书。论次的“论”，在古代典籍里常通用“抡”，抡是挑选的意思。比如说《论语》。我个人觉得《论语》这个“论”其实就是“抡比其材”的抡，就是挑选。《论语》即挑选出来的孔子言论。孔子去世以后，孔子后学希望继续学习孔子思想，就把孔子言论挑选出来，进行了精心排比，于是形成了《论语》。而论次诗、书就是挑选、排比、论定次序。“论次”的次是等第或顺序的意思。《史记》明确记载了孔子和《诗经》的关系：“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于礼义，然后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止幽、厉之缺。”就是说古代的时候，《诗》本有很多，但是到了孔子之时，就已经比较混乱。于是，孔子把一些重复的、冗杂的、不条理的，甚至一些价值不是很高的删去。孔子对《诗》进行了精心的挑选排序，于是就有了现在的《诗经》三百篇。

《书》就是《尚书》。在孔子以前有很多典籍记载了夏朝以来圣王为政的事迹，这些典册得以保留下来，孔子对这些典册进行了整理、编次。所以《史记》说：“孔子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从这里来看，孔子对于《尚书》整理所做的工作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编次，一是断限。断限从尧以来，因为尧以来，其文雅驯。尧以来的记载很清楚，由此编次。编次要分清楚哪些在前、哪些在后。今天我们看到现存《尚书》里面主要记载了一些圣王，有尧、舜、皋陶、商汤、文、武、周公等等，但孔子整理出的《尚书》原有百篇，今天的《尚书》已经丢失了一些孔子最早整理的内容。所以，中国历史上关于《尚书》还有很多的争论。这也是因为《尚书》很重要，在中国历史上才引起了学者们的特别关注。在孔子的教学实践中常常用到《诗》《书》，典籍中记载了大量孔子引《诗》《书》的内容。孔子常说《诗》曰如何、《书》曰如何。这也是孔子删订《诗》《书》的缘由之一，即作为教材的价值。现在我们多谈到“诗书传家”，诗、书就是孔子整理以后的《诗经》和《尚书》。

对《礼》《乐》，史载孔子修齐礼乐。从某种意义上讲，礼和乐是中国文化的特性。“礼者，理也”，道理的理，正是礼所体现的。《礼记•礼器》载：“礼也者，合于天时，设于地财，顺于鬼神，合于人心，理万物者也。”与礼相悖，便是与理相悖。礼既然是按照人心制定社会准则，那么我们当然要遵守礼，礼就是人之为人的分。礼主分，乐主合，乐所起的便是感通人心，沟通人我的作用。

周公奠定的周代礼乐文明到了孔子时出现了礼崩乐坏，孔子做的工作就叫修起礼乐，“缀周之礼”。所谓缀周之礼就是对于周代的礼进行总结、整理、恢复。《史记》载孔子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足，则吾能徵之矣。”孔子还曾观殷、夏所损益曰：“后虽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质，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这几句话同时说明了一个问题，即孔子是怎样修齐礼乐。孔子认为周代的礼是损益夏商两代而来，因此，孔子学习周礼也要了解夏、商的礼。孔子到过杞国、宋国，杞、宋分别奉祀的就是夏、商的祖先。孔子到了杞国和宋国，学习夏商之礼，进而深入地去研究周礼。通过这种研究，孔子发现了：“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周礼是文明的高峰，它是损益夏、商两代而来的。孔子是鲁国人，鲁国恰恰是周公封国。周公在取得天下后实行分封，他把自己的长子封在鲁国，由此鲁国成为上古文化的积淀非常丰厚的国家。周成王即位后，允许鲁国用天子礼来奉祀周公。因为鲁国的特殊地位，所以有 “周礼尽在鲁矣”的说法，鲁国是周代文明的东方样板，是周代礼乐文明传承最好的地区。孔子是鲁国人，因而更有条件演习礼乐。

今天我们称“《礼》经”，实际有三礼：《周礼》《仪礼》《礼记》。《周礼》就是《周官》，它是周代国家整体政治架构的记载，具体而言就是周代的职官。《礼记》是汉代人编辑的先秦时期儒家学者对于礼的论述。《仪礼》才是孔子所整理的《礼经》。今本《仪礼》记载了十七种礼，有士丧礼、士婚礼、士相见礼等等。《礼记•杂记》记载：“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学士丧礼，《士丧礼》于是乎书。”意思即说当时鲁哀公要学习周礼，所以他让人去向孔子请教，孔子叙述，孺悲把它记载下来，进行整理，这就是见于《仪礼》中的士丧礼。这说明了《仪礼》实际上经过了孔子整理才形成。《仪礼》的内容来源于当初周公制礼作乐，孔子对其进行了发掘、整理，形成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仪礼》。《仪礼》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礼》经。

《乐》经，我们现在已经不能看到，所以“六经”便又有“五经”之说。清代学者邵懿辰说：“乐本无经也，乐之原在《诗》三百之中，乐之用在《礼》十七篇之中”，他认为可能本来就没有“乐经”这本书。乐之用在《仪礼》之中，乐之原在《诗经》之中。《诗》分为三个部分《风》《雅》《颂》，《风》是各地的一种民乐或者民歌，《雅》是宫廷雅乐，《颂》是宗庙祭祀的乐歌，所以《诗》本身都是可以演唱的，《诗》三百篇都可以入乐，这就是乐之体。乐之用就是乐的使用，许多礼仪活动都需要配乐，所以邵懿辰说礼就是乐之用。邵懿辰的说法只是前人观点之一，我们在典籍里能看到一些关于乐的论述，比如《礼记•乐记》篇。既然有《乐记》，那么可能就会有《乐》经。如果有《乐》经，那么《乐》经当是关于乐的理论的记载。

六经中的《春秋》相传是孔子所作。《春秋》是鲁国的历史，在孔子之前其实就有，孔子将原有的《春秋》史重新进行编排，形成了《春秋》经。在这个过程中，孔子特别注意属辞比事，即用哪一个词、用什么样的表述方式来表达事情，都非常讲究。具体而言，就是誉褒贬、别善恶，把体现自己政治理念的微言大义注入其中。孟子评述《春秋》云:“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孟子所描述的天下太可怕了，这就是孔子所理解的天下无道。天下无道就是是非观、价值观扭曲，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孔子便通过春秋时期的历史事实表达他自己的政治理念。孔子的政治理想、政治主张全都在《春秋》之中，所以孔子自己说：“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意思是人们了解我，人们不喜欢我，可能都是因为《春秋》，可见《春秋》和孔子思想关系极其密切。

孔子自己说“述而不作”，但又说他作《春秋》，这似乎就形成了一种矛盾。从根据旧历史进行编排的角度来看，孔子只是“修”《春秋》，不是作；但从对《春秋》赋予了更多意义的角度，孔子当然是作。而从我们今天来讲，孔子当然是作，而且是非常了不起的作。孔子说：“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意思是我与其空口来说，不如通过历史事实来表达。后人对《春秋》评价很高，甚至有人说：“一字之褒，荣于华衮，一字之贬，严于斧钺。”夸赞一字就像穿上华丽的服装，高贵荣耀；一字贬损好像给加之斧钺那么非常可怕。这都彰显了孔子作《春秋》的意义。《春秋》的内容非常之简略，记载鲁国两百多年的历史，《春秋》只用了一万五六千字。因此，孔子的微言大义需要用心去发掘。后来有了《春秋三传》：《公羊传》《谷梁传》《左传》，传就是用以解经的，三传可以说都是解释《春秋》的。

最后，是孔子赞《易》。赞《易》的“赞”是动词，有些地方称“序《周易》”。孔子和《周易》的关系非常密切，但研究者中存在很多不同的看法，甚至有人说孔子和《周易》没什么关系，《周易》是道家典籍。其实按照传统说法，孔子和《周易》当然密切。比如说《论语》记载：“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史记》里面也有类似的记载，《史记•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所谓序，就是头绪、序言，序《周易》就是把《周易》里的内涵、义理进行深入发掘。《周易》实际上是中华先民对于自然的一种思考，是把自然界现象和社会发展有机链接起来，思考社会运行。《汉书•艺文志》里说《周易》是“人更三圣，世历三古。”伏羲创作了八卦，周文王演了重卦，孔子又作了《周易》，这就是人更三圣。从伏羲一直到孔子时代，中华文化历经数千年，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对于自然、社会进行了深入思考，形成了对于社会、人生的深层看法。把这种看法抽象出来，成为对于天地人心的抽象概括，就是《周易》。《周易》中所集中表达的就是时中之道。孔子认为《周易》里面有古之遗言，有文武之道，所以，孔子对于《周易》才如此这般的迷恋，《周易》的哲学才影响如此深远。

解释《周易》的传称为《易传》，即《史记》中所载“《系》《象》”等。《易传》表达了孔子哲学思想的深层思考。在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发现了一批帛书，这批帛书非常重要，它解决了很多我们以前长期争论难以解决的问题。特别是里边发现了几篇《易传》，可以叫做帛书《易传》，解决了我们长期以来的争论。帛书《易传》的发现让我们知道孔子不仅和《周易》关系密切，而且这种密切关系出乎我们想象。它同时也证明了《史记》《论语》等记载的可靠性。比如帛书《易传》中有一篇讲：“居则在席，行之在橐”，孔子到了晚年时候，停下来就看《周易》，出去的时候，在自己书袋子里边就装着《周易》。所以，孔子老而好《易》，晚而喜《易》，把穿《周易》竹简的牛皮绳都磨断过好多次。《周易》本来是一部占筮之书或曰一部占卜之书，在很多人那里只是关注到了它的相术之学。孔子和常人不同，孔子说：“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他说：“我和他们虽然都研究《周易》，但是我们走向了不同的方向。”孔子整理《周易》是发掘了其中包含的哲学意味。孔子思想的深度、高度，甚至我们中国文化的智慧也恰恰体现在孔子所作的《易传》中。孔子晚年对于《周易》谈得很多，他周游列国归来以后，对于《周易》更加迷恋。这与孔子对人生思考的高度、人生境界的阔大密切相关。孔子晚而喜《易》，可能就是这样的意思。在马王堆帛书里面有两篇，一个是《缪和》一个是《昭力》，里面出现了很多的名字，这些名字多是孔子晚年弟子。

孔子对《周易》进行了研究，为《周易》作传，使《周易》和中国文化、孔子儒家产生了内在链接，使儒学、中国文化上升到了全新高度。世界上有很多人怀疑这一点，怀疑儒家思想的这种深度，甚至有人说：“孔子只有一些老练的道德说教，这些说教在世界的很多民族那里都能找到，甚至还要好一些。”但是他如果了解到孔子和《易传》的密切关系，如果深入地去关注、研究这一点，他会改变他的看法。

三、孔子的六经之教

在传统文化中有一个概念叫六经之教，这是后世人用以表示六经及其意义的词汇。许多人常会使用这个概念，比如：“六经之教善矣，夫六经之道，先王所以载道也，其教岂有失哉？由其所得有浅深之异耳。”“六经之教，皆以阐人心之蕴而示人以为学之方也。”“六经之教，化而不已，则臻于大同”如此等等，还有很多。这均是历代儒家对于六经之教意义的一种阐发。而如果我们要看先秦诸子，就会发现不仅是孔子，其他诸子不管是不是儒家也都在谈论六经之教。

孔子曾这样论述六经之教：“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庄子》中也曾说道六经：“《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而《荀子》中则说：“故《书》者，政事之纪也；《诗》者，中声之所止也；《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类似的说法满目皆是。

六经所代表的古代教化传统是一个以人的全面发展为追求的教育模式，就是要进行各方面的教育，这就需要人们进行方方面面的思考。先秦时期诸子百家对于六艺重视，其深层的原因也在此。孔子说“温柔敦厚，《诗》教也”，这就是《诗经》的功能。诗教化我们，能使我们在自己想做和应做之间学会处理，更本质地说，就是处理情与理的冲突。《尚书》是先王政典，记录了古代先王如何为政，记录了为政处事的原则。《诗》《书》关系尤为密切，人是有感情的生灵，往往感情用事，而解决理和情的冲突，正是先王所希望的，是先王之道所致力于的目标：每个人遵守社会规则，达到社会和谐。

六经各有各的功能，就像今天，人要全面发展就必须学习各种各样的事情。《庄子》曾这样表述：“古之人其备乎！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明于本数，系于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运无乎不在。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邹鲁之士、搢绅先生指的就是儒家。儒生对于六艺的把握相较其他学派，更为准确。《庄子》中接着说：“《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这就指六艺各有不同的功能。

立足于今天思考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今天弘扬国学，很多人如果学中华国学的话，现在应该授予什么学位呢？有的学校有了国学院，国学院的学生毕业了，学位也成问题。所以，最近这些年来我们在探讨是不是应该给国学一个身份。其实国学的概念很大，我认为它其实包含了我们现在社会科学的很多门类：《易》显然属于哲学范畴，《尚书》属于政治学范畴，《诗》属于文学，《乐》当然属于艺术学；《礼》属于伦理学，《春秋》属于历史学。如果这样思考，六经其实包含了社会科学的许多门类。著名学者杜维明先生曾经说：“《诗经》代表了人是感情的动物，《书》代表了人是政治的动物，《礼记》代表了人是社会的动物，《春秋》代表了人是历史的动物，《易经》代表了人是具有终极关怀的一种动物。”通过这样来看六经，不难发现六经希望的是一个人要全面发展。我刚刚毕业的时候，曾经参加一次讲座。讲座的教授跟说我文科各个系他都做过演讲，到历史系发现历史系的学生有历史眼光，到中文系发现学生非常会审美，到政治系发现学生有政治敏感性。其实我们学每一个专业，都染上了不同的专业特点。传统中国的六经让我们每个人要全面发展，这就是六艺本来的意义。

六经不是相互孤立的体系，而是相互联系的。前面曾提到孔子论六艺，他说到了一个国家，就能看到这个国家的教化重点。具体而言，“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一个人温柔敦厚，那么他可能是《诗》教的结果。可以想象一个喜欢诗歌的人，他会是一个感情非常丰富的人，一定不会是一个暴力的人。“疏通知远，《书》教也”，一个人能够疏通知远，能够具有前瞻性，能够思考大局，能够思考政治管理这类问题，那么这个人一定是个疏通知远的人。“广博易良，《乐》教也”，可以想象，一个音乐系毕业的学生，他的精神状态和别人不太一样。“洁静精微，《易》教也”，《周易》培养人的哲学思考能力，让人学会思考深层次的问题，进行本体与本质的追问。“恭俭庄敬，《礼》教也”，礼仪使人与人的交往有礼有节，这就叫恭俭庄敬，“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属辞比事就是如何表达历史的方法，传统中国的历史学家每个人都不同程度受到《春秋》的影响，整个中国史学实际上都染上了这样的底色。中国文化是具有方向性的文化，《大学》里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中国文化就是培养有大格局、大气象的大人，要向善的方向前行。这就需要我们分辨是非，因而孔子作《春秋》的目的就是誉褒贬、别善恶。古人在学习《春秋》的过程中能得到一种熏染，从历史中得到一种借鉴，明晓我们应走什么样的路。六经各有不同功能，它让我们在不同方面发展自己的特长。

谈到六经之教时，我们还要注意一个问题。如果过分地强调六经之教的作用，便很容易出些问题，这就是“六经之失”。孔子说：“《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其中“《诗》之失愚”意思是说温柔敦厚是诗教，但如果片面强调温柔敦厚，一个人沉浸其中出不来。他就可能变得愚钝，不知道变通，所以失之愚。“书之失诬”，意思是说《尚书》让人疏通知远、博古通今，有远见，但是一味强调这一点，看不到近处不着，那也不行。《中庸》里有这句话叫：“知远之近，知风之自，知微之显”。所谓“知远之近”就是说我们一方面看见远处的自己，一方面了解当下的自己。这样才能找到从现在通向未来的道路。《尚书》讲政治原则，就好像是立在远处的大道理，一味地看见远处可能就是《书》之失。“乐之失奢”，意思是说如果我们不能正确选择音乐，那么就有可能败坏自己的心性。古代重视乐教，乐通伦理，听到什么音乐，就有什么样的感受。例如听到摇滚，我们就坐不住。乐教想让我们变得广博易良，但过分强调乐，那么可能变成一种奢华。“《易》之失贼”意思是说《易》让我们思考细密、深厚，但一味这样做，就有可能害于正理，入于怪诞。我们现在很多人打着易学旗号，搞了一些不正当行动，这就是《易》教偏颇的表现。“《礼》之失烦”意思是说如果礼超过恰当程度，就是招致烦杂。礼达到适度，这非常关键。孔子有一句话叫“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只有把握好礼的度，把内在和外在有机地统一于外在形式上，才算得上文质彬彬。可能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感受，如果我们参加一个活动，礼仪环节没完没了，我们就会感到厌烦。看起来尊重他人，但实际上失去了它的意义。《礼记•祭义》讲：“礼有五经，莫重于祭”，古人非常重视以祀礼教敬，用祭祀之礼表达我们对古人、天地的敬意。但是祭祀之礼过于繁琐也不恰当。“《春秋》之失乱”意思是说《春秋》本来是用连缀文辞、排比史实用表达大义，但过于追求辞藻的用法，反过来也会让人琢磨不透。像现在我们研究《春秋》之学，《春秋》里面本来表达孔子微言大义，但若我们过分考虑的话，那又说不定会背离了孔子的本意。

所以，我们在强调六经之教的同时，也必须注意到六经之失。如若你过分了或者不恰当了，背离了中道原则，说不定就会出现了某种偏失。对此，孔子总结道：“为人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矣；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于《书》者矣；广博易良而不奢，则深于《乐》者矣；洁静精微而不贼，则深于《易》者矣；恭俭庄敬而不烦，则深于《礼》者矣；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者矣。”

六经意义重大，而我们必须恰当地去把握、理解经典的精神，从而做好我们自己。翻开儒家典籍，我们就会发现孔子很多教诲都是关于六经义理的发挥。孔子曾告诫自己弟子们：“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这其实是孔子对于读《诗》的一种要求。实际上，孔子常常就如何学习六经做要求、指导。例如前文提到的孔子施教“先之以《诗》《书》”，这是因为《诗》《书》适合作教育的起点。孔子主张十五岁开始学习六经之教，十五岁的孩子刚刚懂事，进入青春期，产生了男女间朦朦胧胧的情感，这时候就要对孩子进行“发乎情，止乎礼”的教育。孔子编《诗》把《关雎》放在第一篇，《关雎》中描绘了爱情的景象，但最终落脚点却是求之以礼。诗中说一个男孩爱上一个女孩，几乎思念成疾，“悠哉悠哉，辗转反侧”，睡不着觉，但是男孩情感再剧烈，也不能逾越，而是“琴瑟友之，钟鼓乐之。”中国文化思考的是人心与道心的问题，通俗来讲，就是人情与人义的问题。我们作为一个自然人和作为一个社会人，需要把握好“想怎样做”与“该怎样做”的度。诗是人类用来表达情感的文体，但《诗》经要做的是匡正人的情感。

再比如说《尚书》。《尚书大传》记孔子说：“《六誓》可以观义，《五诰》可以观仁，《甫刑》可以观诫，《洪范》可以观度，《禹贡》可以观事，《皋陶谟》可以观治，《尧典》可以观美。”“七观”说传递出《尚书》中每一篇都有自己的主题思想。“七观”说除了《尚书大传》外，其他典籍中也有类似说法。子夏曾向孔子请教《书》的大义，孔子说：“《帝典》可以观美，《大禹谟》《禹贡》可以观事，《皋陶谟》《益稷》可以观政，《洪范》可以观度，《秦誓》可以观议，《五诰》可以观仁，《甫刑》可以观诫”。可以看到，《尚书》每一篇各有主题，有的是度，有的是仁，有的是政。先王如此教导我们，就是让我们对《尚书》的大义有一个把握。

我们还可以举出许多例子来。《论语》第二篇《为政》篇孔子先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下面接着就是谈诗，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思无邪其实就是归于正，《诗经》三百篇的意义就是让人心归于正。《诗经•小雅》里边有一篇叫《宾之初筵》描绘的是酒宴的过程。才开始的时候，人们有些很恭谨，到了酒场上彼此之间客客气气。饮过了一段时间后，情绪渐起，话越来越多了。再然后就要醉了，甚至喝酒了以后都已离开席位，仪态就很难看了。所以，诗歌中说：“饮酒孔嘉，维其令仪。”喝酒是很美好的事，但朋友们在一起聚会也应有标准，人不能失态。《诗》就是给我们一种熏染、熏陶，让我们慢慢地去思考，到底应该怎么做。

四、孔子整理六经的意义

孔子整理六经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关键节点。对于这件事情，我认为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孔子整理六经是孔子的重大成就之一。如果说孔子这一生有三个方面的成就，我以为应当是：培养了三千弟子、创立儒学、整理六经。孔子整理六经在孔子的成就中是非常重大的。我们都知道，孔子因为培养了很多弟子，他的思想学说才得以发扬光大；孔子因为创立了学说，所以他有了众多弟子。而无论是创立儒家学说，还是培养弟子都离不开孔子对于六经的整理。从某种意义上讲，六经和孔子是一体的。孔子整理六经传承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成就，筑牢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基础。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先生曾说：“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是儒学，儒学的核心就是经学”，李先生还在另外一个场合说道：“国学的中心是儒学，儒学的中心是经学”。我们现在说经学的核心是六经，儒家经典有很多，后来发展到了十三经，但是这些经典最终核心是六经。

第二，六经是中国思想文化之根。刚才我们说到《尚书》，它记载了从尧以来的历代圣王，到了孔子时代，孔子进行了系统总结，选编而成了《尚书》。从《尚书》记载的尧舜一直到孔子，其间有两千多年，孔子之后，中国历史又发展了两千多年。其实，这前后两千多年是相互关联、密不可分的。现在很多人都非常喜欢引用德国哲学家亚斯贝尔斯的观点：“在公元前九世纪到公元前三世纪，这是世界文明的轴心时代”。我个人觉得他可能没有充分注意到中国历史的实际。孔子那个时候，并不是文明的突破期，而是文明的一个总结期、反省期或者一种新的提升期。在那个时代，在东西方很多区域之内都出现了一些了不起的学者、思想家、创造民族智慧的人。此时，中国出现了孔、孟、老、庄等，他们的特点在于对以前文化的继承，所以中国的孔、孟和西方很多哲学家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孔孟认为他们自己不是创造，用孔子的话说：“述而不作”。孔子坚定地认为自己是“述”，这是因为在他之前有一个漫长的过程。没有这样的文明发展，就不会有孔子思想的深度和高度。

如果要把中国文明比喻为一棵大树，我认为，这棵大树的底部就是孔孟，这个树的主干是儒学。这个大树的根扎得很深、扎得很牢，是因为扎在了孔子以前那数千年中国文化创造。如果我们不了解这棵树的根扎得多深，就不知道它为什么如此这般有生命力，就不知道树干为什么这么粗壮，也就无法解释我们这棵文明之树在不同的时期结出了不同的文明花果。所以，我们必须了解孔子以前的中国文化。元朝有位皇帝元武宗，他的一道诏书中有一句话叫：“先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明；后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法”。意思就是说孔子以前的圣人，因为有了孔子，我们才知道他们创造的思想、他们的成就；孔子以后的圣人，因为有了孔子，他们才知道了前行的方向。孔子以前的中国文化就是中华文化之根，六经所代表的恰恰是孔子以前的数千年文化。梁漱溟先生说得好，他讲：“孔子以前的中国文化差不多都出在孔子手里，孔子以后的中国文化差不多又从孔子那里出来”。

孔子以前的中国文化最集中的体现就是六经，儒家的“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阐发的也都是六经大义。我们去读四书，里边有很多内容直接引用六经原文，有的是阐发其中义理。比如说孟子，司马迁说：“孟子属仲尼之意”，意思是说，孟子是孔子思想的阐释者。东汉时期的经学家赵岐是注《孟子》的大家，他说：“孟子通五经，尤长于《诗》《书》”。很多人看《孟子》的时候，往往看不出《孟子》里面与六经的关系，但实际上六经大义融入其中。所以，六经始终贯穿在中国经典里。在孔子以后，中国文化逐渐形成了经学体系，影响至深至远。经学探讨的就是如何修身做人。经学研究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研究经典字句训诂、解释，二是对经典义理的阐释。无论是哪个途径，六经在历朝历代都影响深远。

第三，六经中蕴含着中华民族精神，指示了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建立了中华民族的理想追求。孔子思想深深扎根于他以前数千年文化土壤中，其形成之后又影响了中国以后的数千年，乃至国外许多地区。中国先人一直保留着整理文献的传统。自孔子之后，汉代学者一开始以经、纬的方式来划分经典。经、纬取自纺织上的经线、纬线，经线是主线。后来《汉书•艺文志》中将文献划分为七类，其首便是“六艺略”。再后来有了四部分类法。四部以经部为先，继之就是史部，子部代表了诸子百家，集部大致是文学的范畴。从这些分类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六经的地位，也可以看到其分类的标准是价值先导。

我们常常说中华民族比世界上别的民族更加和睦、更加和谐，连外国学者都看到了这一点。比如有一位英国作家说：“因为有了孔子的学说，伟大的中华民族比世界上别的民族，更和睦、更和谐地共同生活了几千年。”孔子使我们这个民族更加和睦、更加和谐的深层原因就是六经大义，就是六经中所包含的传统价值观念。时间过去了几千年，从孔孟到今天，尽管社会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人类社会的基本需要在过去数千年中变化很小。孔孟时代需要的是五常八德，今天我们依然离不开仁、义、礼、智、信，离不开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些价值观念。这些理念成就了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中国人之所以有这样的生命底色，中华民族之所以几千年来更加和睦、更加和谐的共同生活了几千年，深层原因就在这里，就在距离我们很远但又很深的六经中。

近年来，中国文化已经走向了世界。我觉得如果中华经典能得到世界更多人的了解，那么中华民族的伟大智慧会给世界带来更多的贡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大楼前面有一个石碑，石碑上用多种语言写的这行字说到：“战争起源于人的思想，故务需于人之思想中筑起保卫和平之屏障。”也就是说，世界上有很多的战争、很多的冲突，这些战争冲突出现的深层原因就在于人们思想的差异和冲突，如果在内心中筑起一个捍卫和平的屏障，这个世界就会和谐、安宁。如果中国文化真的能够传承下去并且传播出去，这将是中华民族献给世界的伟大礼物。儒家经典讲的是修身，讲的是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的和谐，是不同民族、群体之间如何相处。这是蕴含在六经中的“义”，是六经最深层的东西，这就是六经的意义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