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累计确诊逾1506万例 小说，全球累计确诊逾3511万例

全球累计确诊逾1506万例 小说，全球累计确诊逾3511万例

截至7月20日，全球新冠肺炎累计确诊超过1506万例，其中逾60万人因疫情不幸去世。这一数字在不断增长，尤其是新冠疫情在美国、巴西、印度等国家仍处于高峰期，世界各地正在努力应对疫情带来的挑战。

一：全球累计确诊逾1506万例 小说

自疫情爆发以来，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一天天增加，截止目前，全球累计确诊逾1506万例，一个多么庞大的数字，这是一次全球性的挑战，那么病毒为何增长如此之快呢？我认为有以下几点理由。1、新冠肺炎病毒的传染性很强。从一月份发现疫情开始，确诊病例以指数形式增长，人传人的现象十分严重，传播速度非常快，与确诊病人待在一个空间里就极有可能患上新冠肺炎，可见其传染性之强，新冠病毒的传染性甚至超过了SARS病毒和流感病毒。2、新冠病毒的症状不明显，隐秘性很强。与非典的SARS病毒不同的是，感染病毒的人有的不会有明显的的发热症状，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无症状感染者，这些人不容易被发现，但是他们本身是具有传染性的，可以在不经意间就传染给别人，这类人群只有通过核酸检测才能够被发现。这样一来，疫情的防控难度就加大了，增加了疫情蔓延的风险。3、有些国家的 *** 不重视此次疫情导致全球疫情的大爆发。因为在很多西方国家都没有戴口罩的习惯，他们认为只有医务人员和确诊的病人才需要戴口罩，这样就提高了病毒传播的风险，在疫情到来的时候，少数西方国家还提出了“群体免疫”的政策，对感染者既不检测也不积极治疗，放任疫情蔓延，这样的做法是对民众的不负责任，会让疫情蔓延得更快。4、有些群众对于疫情的认知不足。一些国家在疫情爆发的时候，民众还在崇尚自由，认为国家的政策限制了他们的自由，仍然坚持外出聚会，甚至还在大街上聚集。疫情蔓延得如此之快，我们必须要采取措施，中国对于疫情的控制是很好的，举国上下在家自我隔离，全国各地的医务人员都赶赴疫情最严重的的地区实施援助，还迅速建起了临时医院，所以中国的疫情很快被压制住了。新冠病毒危害的是全人类的健康，全球各个国家要团结一致，分享经验，共同打赢这场防疫阻击战。

因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落实疫情防控工作不力，一直没有下决心进行全国范围的封锁，很多患者仍然在世界范围内流动，导致病毒迅速扩散。

二：全球累计确诊逾1506万例 新闻

这是新冠肺炎期间，国家用于掌握居民出入情况，所弄的一款APP，红码，表示你近期去过疫情较重的地区，或者是你的身体情况有发烧等不良状况

三：全球累计确诊逾1506万例是哪一年

7、文艺作品与鼠疫的不解之缘

在人类数千年的文明史中，瘟疫和战争、饥馑一样，如影随形。它像一把高悬的达摩克里斯之剑，悬垂在艰难求生的芸芸众生头顶之上。在医疗技术欠发达的早期人类社会，瘟疫一旦光顾，常常是哀鸿遍野，十室九空。经历过瘟疫灾难的人，往往会在心灵上烙下难以磨灭的创伤记忆。与此同时，人们又会以文学、艺术的形式，记录或表现灾难及其带给人们的思考。鼠疫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世界各国文学艺术作品的创作，为它们提供了写作背景和创作灵感。

（1）世界名著里的鼠疫

▶阿尔贝·加缪的长篇小说《鼠疫》

法国作家、哲学家，存在主义文学、“荒诞哲学”的代表人物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于195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1947年出版过一本书，书名为《鼠疫》（La Peste）。

《鼠疫》

《鼠疫》

《鼠疫》这部书中，加缪采用历史学家的笔法，特别强调客观性，不为追求艺术效果而改变事实。他呈现了奥兰城这座欲望城市在瘟疫面前的脆弱，呈现了瘟疫面前的众生相以及奥兰城人在瘟疫面前的无知、无奈、无助，一个又一个的感染者在无望的痛苦和悲惨中死去的场景。

不同版本的《鼠疫》

不同版本的《鼠疫》

不同版本的《鼠疫》

不同版本的《鼠疫》

突如其来的鼠疫让人不知所措。政客狂妄无知，掩饰诿过，甚至想利用灾难来获取利益；原来过着萎靡不振生活的小人物，凭着黑市门路，为人民带来各种禁品，突然成为了城中的风云人物；小百姓恐慌无助、自私贪婪，每天都只是过着颓废生活。瘟疫城市被重重封锁，无人能够自由进出，被困在城中的人民，朝思暮想着住在城外的亲朋好友，一位到城出差的

《鼠疫》书中的插图

《鼠疫》书中的插图

小说中的贝尔纳·里厄医生不但是串联整部《鼠疫》的结构性人物和逻辑链，也是加缪浓墨重彩努力塑造的展现人性光辉的重要人物。通过这一人物直面生死，在疫情面前逆行而上的塑造，没有让人性的光辉完全被疫情扑灭，就像一孔壁上之光照亮了黑暗一般给予着这个世界温暖。这也是《鼠疫》被列入世界文学名篇的原因。

《鼠疫》书中的插图

加缪的《鼠疫》也不是一般作家那种非黑即白的写作格调，既有对人性的赞扬，也有对人性的鞭挞，多维度地予以剖析，且是建立在文化依托之上的。又或者说，加缪给人们展示的是西方抗疫文化。提醒人们自私自利是抵抗不了疫情的。也正是这个原因，鼠疫报警时，奥兰城没人听得到，鼠疫暴发时， *** 不作为、慢作为。

《鼠疫》书中的插图

加缪写《鼠疫》，在我们看来，更多地是处于他长期对人性的观察引发的哲学思考。加缪本身就是一位大哲学家，有他自己独到且常人难以企及地思考领域、思想深度和哲学立场。

《鼠疫》书中的插图

有人说，读加缪的《鼠疫》，知道了真正的强大，就是学会自渡；知道了熬不住的时候，再多熬一下就好了；知道了这个世界上，再长的夜也会有黎明到来的时候。

《鼠疫》书中的插图

还有人说加缪的《鼠疫》是生离死别的动人哀歌，友谊与爱情的美丽诗篇；淋漓尽致地表现出了敢于直面惨淡人生、拥有“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大无畏精神的真正勇者和不绝望不颓丧，在荒诞中奋起反抗，在绝望中坚持真理和正义的伟大的自由人道主义精神。是人与瘟神搏斗的史诗般的篇章。

不同版本的《鼠疫》

不同版本的《鼠疫》

不同版本的《鼠疫》

值得一提的是，加缪的《鼠疫》被拍成同名电影，编剧就是

电影《鼠疫》海报

▶乔万尼·薄伽丘的故事集《十日谈》

1348年，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发生了一场可怕的鼠疫。每天，甚至每小时，都有大批大批的尸体运到城外。从3月到7月，病死的人达10万以上，昔日美丽繁华的佛罗伦萨城，变得坟场遍地，尸骨满野，惨不忍睹。

这件事给当时意大利一位伟大作家乔万尼·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1313年6月16日-1375年12月21日）以深刻影响。为了记下人类这场灾难，他以这场瘟疫为背景，在创作于1350—1353年间写下了一部当时意大利最著名的短篇小说集《十日谈》（The Decameron）。

意大利作家乔万尼·薄伽丘

《十日谈》主题插图

书中不但记录了这次瘟疫中兄弟分离、妻离子散等各种故事，且记录了“挖沟掩埋尸体，尸体堆积起来，就像船上的商品一样，直到摞到顶部”的人间惨剧。

薄伽丘的《十日谈》插图

这部小说为什么称为《十日谈》呢？

原来，在佛罗伦萨闹瘟疫期间的一个清晨，7个美丽年轻而富有教养的小姐，在教堂遇到了３个英俊而富有热烈 *** 的青年男子。７位小姐中的3人是他们的情人，别的几位和他们还有亲戚关系。他们决心带着仆人，离开佛罗伦萨这座正在走向死亡的可怕城市。他们相约，两天后到郊外的一座小山上的别墅里去躲避瘟疫。那里环境幽静，景色宜人，有翠绿的树木环绕，还有曲折的走廊，精致的壁画、清澈的清泉和悦目的花草，地窖里还藏着香味浓郁的美酒。这10位年轻人每天不是唱歌弹琴，就是跳舞散步。在暑气遍人的夏季里，他们坐在绿草茵茵的树荫下，大家商定每人每天讲一个优秀动听的故事，以此来愉快地度过一天中最难熬的时光，他们一共讲了10天，10天合计讲了100个故事，这些故事收集成集子就叫《十日谈》

各种版本的《十日谈》

这些故事多数是一些诙谐幽默、下里巴人的趣闻轶事，其中一些甚至是粗俗的段子。但是，正是这种自隔离点内散发出的世俗气息，表现了薄伽丘对于生命的认识，特别是在人类受到瘟疫威胁的大背景下。

各种版本的《十日谈》

各种版本的《十日谈》

人文主义思想是贯穿《十日谈》的一根红线，也是理解这部作品的一把钥匙。在人文主义的指导下，《十日谈》反对宗教蒙昧主义、神秘主义和禁欲主义，大胆地揭露了天主教会和教士的腐败与欺骗，以及种种违背常理的愚昧的行为。同时，作品热情洋溢地歌唱爱情，歌颂人的聪明才智和美好品德，宣扬幸福在人间的积极思想。

各种版本的《十日谈》

各种版本的《十日谈》

在《十日谈》的爱情故事中始终贯彻着这样一个重要观点：欲是爱的根源，爱是欲的产物，爱与欲是不可分割的统一过程。薄伽丘在肯定人的爱情与情欲的同时，对教会丑陋面的揭露也不遗余力。

《十日谈》中的稻田

在书中，薄伽丘写道，“来到这个世上的每一个人都有与生俱来的权利，去延续、保护和捍卫自己的生命”。在某种意义上，薄伽丘的话可以被理解为他面对瘟疫残忍地熄灭生命之光时的倾力呐喊。同时，他的话也可以作为其对文学作品或文学叙事功能的理解，即文学可以充当缓解人们身体和精神痛苦的镇痛剂。

《松树林中的宴会》，描绘《十日谈》第5天第8个故事。

在薄伽丘看来，生命终将逝去，瘟疫也许永不会消失，但唯有文学可以在残酷的死亡面前昂首挺胸，延续、保护和捍卫人类的生命。如果瘟疫向人类炫耀着它们才是这个世界的主宰，那么，薄伽丘的“呐喊”则是人类文明面对挑战时吹响的反击号角。

《十日谈》是欧洲文学史上第一部现实主义巨著，世界上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意大利近代评论家桑克提斯曾把《十日谈》与但丁的《神曲》并列，称之为“人曲”。可惜的是，薄伽丘先是简要地描述了可怖的佛罗伦萨瘟疫，然后就把一群年轻人送入了隔离区，作品的剩余部分就是讲述他们在那儿互相讲述的各种滑稽、下流的故事，而瘟疫本身就再也没有作为重点出现过。

英文版《十日谈》

▶丹尼尔·笛福的《瘟疫年纪事》

而在近代欧洲文学中，对瘟疫的惨状和疫情时期的众生相做出较为全面展示的，当推以《鲁滨孙飘流记》名闻遐迩的英国作家丹尼尔·笛福。他晚年创作的《瘟疫年纪事》对1665年疫情围城中的伦敦作了详尽的描述。

在英国18世纪四大著名小说家中，笛福是第一个，他所写的《鲁滨逊飘流记》在至今是雅俗共赏的名著。

中文版《瘟疫年纪事》封面

《瘟疫年纪事》（A Journal of the Plague Year）是以《鲁宾逊漂流记》闻名的英国作家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于1722年出版的一部以瘟疫为主题的小说，背景是1665年大瘟疫袭击下的伦敦城。他写《瘟疫年纪事》时，现代预防医学犹未萌芽，但这样的限制，反而使得这本小说有了最坚固的瘟疫观察之内容，也显示出那个时代基督新教唯理人道主义的进取面貌。英国名作家布吉斯（Anthony Burgess）在为该书企鹅版所写的导读中，即评价它为历史内容和创造想像两相得兼之杰作，这并非虚誉。

英文版《瘟疫年纪事》封面

十七世纪的欧洲，医学条件落後，瘟疫到来时，“鬼神论”和“天谴论”仍然当道，而对疫情控制，强制性的残酷隔离则是万灵丹。那个时代的隔离，乃是将被认为已罹病者囚禁在自家中，形同让他们集体自生自灭。而郊区之富人或者举家落跑，或者即在较为安全的环境下有较大的幸运。

而在疫情控制的隔离手段上，未书之惨恻实在让人难以卒读，狄福广搜具体资料，将各阶段死亡数字一一汇整，将穷人被居家囚禁的惨状，以及乱葬岗式的掩埋死者也详细记述。还包括了社会失序的暴行、公权力执行者的残暴等都写进了故事中。狄福的小说写作，其实也等於印证了“压迫在预防隔离中”的道理。至於在

《瘟疫年纪事》插图

由《瘟疫年纪事》，现代医学发生前的那种以道德和理性论述瘟疫问题的进步思想，可谓已极清晰。这部作品在价值上，成了後来几乎所有瘟疫文学的共同基础。这也是个人将《瘟疫年纪事》视为瘟疫文学首选作品的原因。

在这本书中，笛福以H.F.这位鞍具商人为叙述人，通过他的亲历见闻，几乎逐月记述了从1664年9月到1665年年底这段时间内“伦敦大瘟疫”的起落和进程。

小说是以第一人称叙述的，主人公H.F.是伦敦城里的一个鞍具（骑马用的工具）商人。笛福将他设定为这场瘟疫灾难的侥幸生存者，他怀着虔诚之心滞留疫区，记录下他的所见所闻。

《瘟疫年纪事》插图

H.F.在伦敦街头，他目睹了疫情下城区的惨状，见证了诸多痛苦、死亡，经历了无数的痛悼和死别，也无数次想过退缩，但是最终奇迹般地幸存下来。小说通过他漫无目的到处游走，对瘟疫来临的伦敦街头展开观察。H.F.记录了伦敦市 *** 是如何应对疫情的，以及市民的反应。他最初听从 *** 的号召居家隔离，但是渐渐地，当疫情看起来将无限延续，他们不顾官方的禁令，千方百计地从封闭的房子里逃出去。

《瘟疫年纪事》插图

城中出现大量失业人员，盗窃、抢劫、谋杀多了起来，一些人甚至从尸体上偷首饰，砸坏仓库的门，偷抢物品。教堂、祷告所和会堂里空空荡荡。邻人相互告发。人们相互欺骗——还有欺骗自己。层出不穷的江湖医生、魔术师、星相家、智多星、预言家信口开河，趁机诈骗穷人和病人的钱财。

《瘟疫年纪事》插图

当然，H.F.也看到一些鼓舞人心的景象。比如牧师给犹太人、非国教徒以鼓励和抚慰；医生免费看顾穷人；官员迅速行动，平息恐慌，避免灾难；孩子们得到照顾，看守人和下葬人哀悼死者。看守城镇大门的善良警卫给可怜的人们放行，还给他们弄来了一些补给品。

《瘟疫年纪事》插图

最重要的是，笛福将大量统计数字、图表、附录、广告和 *** 公告编织在文本之中。笛福在年轻之时，就开始收集伦敦瘟疫时期的资料以及各类文献。有学者说，《瘟疫年纪事》中，没有一项重要言论不是基于历史事实的。

英文版《瘟疫年纪事》

小说中有反映伦敦全体教区疫情的《死亡统计表》，通过直观的数字增长联结伦敦城死亡气息的积聚，还引用了国王詹姆斯一世颁布的《有关瘟疫感染者的慈善救护和安排整顿条例》，详细规定了检查员、看守人、搜查员、看护员、外科医生等的职责，对被传染房屋及罹患瘟疫人员的处理方式，以及使街道净化并保持芳香的规定。这长达数十页的直接征引，成为小说中独立的互文本，将读者的视线吸引至小说以外的历史文本和真实文献，来提升小说的可靠性。

《瘟疫年纪事》中文版封面

《瘟疫年纪事》通过对瘟疫的艺术真实式的呈现，告诉我们：灾难的见证者，是有责任去揭示灾难对人性的摧残和扭曲作用的，因为这才是灾难所能造成的最大灾难。但是，见证者也需要让人保持活下去的信念，不是苟活的信念，而是要尽可能有意义、有良知地活下去。

（2）世界名画里的鼠疫

▶《雅典鼠疫》

公元前430年，一场大瘟疫爆发于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的城邦雅典。这是历史上首次有明确纪年的鼠疫，在3年的时间里让雅典人口锐减一半，整个雅典几乎被摧毁，而鼠疫也第一次真正地走向历史舞台。

画家米希尔·史维特斯（Michiel Sweerts）

由17世纪比利时画家米希尔·史维特斯（Michiel Sweerts）所绘的《雅典鼠疫》（Plague of Athens）以公元前430到公元前427年雅典发生鼠疫为题材，复原了古希腊史学家修昔底德所描述的见闻：“有些病人裸着身体在街上游荡，寻找水喝直到倒地而死。甚至狗也死于此病，吃了躺得到处都是的人尸的乌鸦和大雕也死了，存活下来的人不是没了指头、脚趾、眼睛，就是丧失了记忆……”

▶《被瘟疫侵袭的罗马城》

罗马历史上最后一次，也是影响最深远的一次瘟疫发生在542年(查士丁尼瘟疫)。当时瘟疫从东罗马帝国暴发，它从埃及席卷至东罗马首都君士坦丁堡，并向西扩散至欧洲。这次瘟疫造成了整个东罗马帝国四分之一人口死亡，欧洲古代历史的面貌也随之改变。

在美术史上，《被瘟疫侵袭的罗马城》（PesteàRome）是一幅极有代表性的作品，19世纪法国画家居勒·埃里·德洛内（Jules Elie Delaunay，1828-1891）为这幅画筹备了12年之久，同时采用了非常文学化的表现手法。

[法]居勒·埃里·德洛内，《被瘟疫侵袭的罗马城》，1869年作，巴黎奥塞美术馆藏。

他撷取了圣徒塞巴斯蒂安殉道故事中的场景：“之后一位善良天使显现，他指挥一位恶天使手持长矛戳击各家门户，门被戳几下，家里就死去几人。”而这幅画作里描绘的恐怖情景，正是导致拜占庭(东罗马)帝国走向灭亡的开端——查士丁尼瘟疫。

▶《死神的胜利》

“死神的胜利”系列题材在意大利、比利时、法国和德国都有表现。最经典的作品无疑是“荷兰画派”最后一位巨匠老彼得·布鲁格尔（Pieter Bruegel the Elder，约1525-1569年）于1562年左右绘制的一幅板面油画《死神的胜利》（The Triumph of Death）。

老彼得·布鲁格尔（Pieter Bruegel the Elder）的《死神的胜利》（The Triumph of Death）

老彼得·布鲁格尔非常善于画大全景式的图画。他的画面无所不包，像风景、建筑物、船、车马、各种各样的人物，甚至是农民所使用的农具等等，他都会事无巨细地描画出来。他的这幅作品深受他的前辈画家博斯作品中怪诞、奇异画风的影响，甚至比博斯的“地狱”更为恐怖。

老彼得·布鲁格尔自画像

作品描绘了14世纪中叶欧洲黑死病流行时的惨烈情景。在这里，背景是一片狼烟烽火，大地呈现出一种血红色，到处树立着绞刑架，土地荒芜不堪，连巨大的老树干也枯萎了。

以棺材为盾牌，骷髅大军乌压压一片，延伸到画布的尽头。近处，张皇逃窜的红衣女子，被骷髅一把抱住。

她身前是狼藉的宴席与小丑的纸牌，仿佛人类在几分钟前，才意识到大祸临头。之前一直在聚餐呢。

《死神的胜利》局部放大

目之所及的远处，是浓烟与沉船。一切退路都没了，骷髅在海滩上欢庆着胜利。

《死神的胜利》局部放大

人群处，他们以各种方式，杀戮着仅剩的活人，溺死、吊死、穿刺……甚至还有一匹僵尸马。

画面的下方，全副武装的骑士倒地，钱袋满满的富人无法自救。社会各阶层的人不论贫富地位，在黑死病的面前都一样。

《死神的胜利》局部放大

死神处决活人的时候，他做了最后的祈祷。但他自始至终也不明白，死神究竟从何而来，所欲何事？

《死神的胜利》局部放大

画面的左边是象征着死神的骷髅骑着瘟疫之马正疯狂地夺去人们的生命，并将眼前的人们赶往刻着十字架的巨大的棺材之中。

画作前景左下角是被死神抓住的国王，临死依旧心心念念他的金银，右侧是被死神抓住的牧师，中间躺在地上睡着的一位穿白衣的朝圣者也被死神杀害；左边骷髅拉着载满人类头骨的车，车下有一位女子，正用剪刀将手中代表生命之线的纺织线团剪断，暗喻生命的脆弱；画面右下角有一个餐桌，正在宴席的大家被死神打断，右边还有一个像老鼠夹的陷阱，人类都被死神驱赶至此，代表人类终将被死神战胜。整个画面的背景是一个荒芜的战场，硝烟弥漫，骷髅大军完胜人类的景象。

《死神的胜利》局部放大

▶《死神之舞》

黑死病（鼠疫第二次大流行时期被称为“黑死病”）艺术作品中最持久的隐喻被统称为《死神之舞》（Danse Macabre）。

《死神之舞》在当时有着诸多称呼：Danse Macabre（法语），Dansa de la Mort（加泰罗尼亚语），Dance Macabre（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Dançada Morte（葡萄牙语），Totentanz（德语），Dodendans（荷兰语）。虽然叫法由于语言而不同，但主题只有一个：死亡的普遍性。

骷髅所代表的死亡牵着活人的手，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有一种恐怖的幽默感和狂欢精神。法国作曲家圣桑在19世纪还以此为题创作了交响曲，节奏鲜明流动，诱人起舞。通常画中其中的骷髅比较灵活多姿，而那些被拉住的活人则僵硬不知所措。为了展示尘世价值的无意义和空虚，以及死亡无可争议的绝对平等，活人代表里常常会有国王、教士和孩子，分别象征了世俗权力，教会权力和最鲜嫩的肉体。后来在德国又发展出“死亡和少女”的特殊主题，专门描画性感娇艳的肉体被骷髅攫住的场面。

《死亡之舞》，爱德华·赫尔（Edward Hull），1827年。

《死亡之舞》，托马斯·罗兰森（Thomas Rowlandson），1816年。

该主题在十五六世纪的欧洲相当普遍，频繁出现在版画、木刻、印刷书籍中，甚至是教堂里。有历史学者认为，这和14世纪欧洲爆发的黑死病有关——这场瘟疫在全世界造成了大约2500万人死亡，而瘟疫爆发期间的中世纪欧洲，约有占人口总数30%-60%的人死于黑死病。

版画作品“吕贝克的死亡舞”（Lübeck’s Danse Macabre）

石版画“死亡之舞”，阿德里安·都扎特（Adrien Dauzats），1831年

大部分《死神之舞》的画作上，画的是不同社会阶层的尸体或骷髅在跳舞（或者丑陋地移动），试图表明黑死病对所有的人一视同仁。舞动的动作模仿了黑死病病人在患病晚期身体的坏死和剧痛导致的肌肉扭动抽搐的动作。

《死亡舞蹈》，约17世纪，布面油画，72x55厘米，Wellcome收藏

这种风格的一个典型例子，是伯恩特·诺特克（Bernt Notke）在1466年的画作，它被恰如其分地命名为《死神之舞》（Danse Macabre）。在这幅画的一个片段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死神演奏着音乐，而其他形态的死神在愉快地跳着舞，紧紧抓着教皇和帝王，把他们带向他们的终极命运。在黑死病暴发高峰后的几百年中，西欧很多国家出现类似的绘画。这充分说明了传染病引起的心理伤害在14世纪中叶后延续了很久。

死亡之舞

对“死亡之舞”这个主题传播贡献最大的，是小汉斯·荷尔拜因（Hans Holbein the Younger，1497-1545年）的《死亡之舞》（The Dance of Death）木刻版画系列。

1538年由梅尔基奥尔和加斯帕.特雷克塞兄弟（BrothersMel choir and Gaspard Trechsel）在里昂印刷出版，是系列整组41幅木刻的证据（后来荷尔拜因又补充了10幅）。每幅都描绘了死神带走一个特定职业或者社会身份的人，还配有一句圣经的摘抄。这部书在28年内重版11次，有无数盗版和仿作，当时被划进寓言和讽刺作品的品类。人们似乎格外青睐这种在笑声中体验的恐惧，可谓是各种黑色幽默作品的先驱。

小汉斯·荷尔拜因的木刻版画插图《死亡之舞》之《守财奴》（The Miser, from The Dance of Death）1523年,

从12世纪至16世纪不断有人创作过“死亡之舞”的图像，该图像真正在欧洲流行起来是从小荷尔拜因创作于1524-1526年的系列版画《死亡之舞》开始。该版画总共41幅，首次出版于1538年，正是黑死病在欧洲此起彼伏的时期。小荷尔拜因之后，“死亡之舞”作品多数是对他的作品的模仿和复制。

小荷尔拜因像一个剧作家，精心设计了每一幅图的戏剧化场景，使每一个场景中都有一个故事在上演。流行性疫病的发生和传播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从潜伏到开始，经过 *** ，要么最后结束使人们重回健康，要么令人归于死亡。当时的艺术家们想要描绘它，只能将这个动态的过程定格在某个瞬间。

小荷尔拜因在构造情境时，笔触细腻。比如，他通过人物的服饰、造型来刻画人物的身份、地位；桥段设计不仅注重表现肉体上的死亡，同时也注重表现人的灵魂的死亡。

小汉斯·荷尔拜因《死亡之舞》第十一图《皇后》

在小荷尔拜因的《皇后》这幅图中，皇后胸前佩戴着硕大的珠宝，穿着华美的拖地长裙，雄伟高大的宫殿，都可以衬托人物的高贵，即便如此，在死神到来之时，也难免惊慌失措。

小汉斯·荷尔拜因《死亡之舞》第六图《教皇》

《教皇》这幅图同时出现两个死神。其中一个站在人群之中，另外一个从王座后面偷看，对着教皇的脸露出了笑容。这暗指教皇的精神和肉体的死亡。

小汉斯·荷尔拜因《死亡之舞》第十八图《法官》

《法官》这幅图中，正经威严的法官端坐在象征权力的靠椅上，但他伸向前面一个装钱的陶罐的手泄露了贪婪，那可能是行贿的过程，可是一切都是徒劳，死神已经在靠近。

小荷尔拜因的《死亡之舞》将死亡以一种几近荒诞的形式展现在我们面前。无论人们的地位如何，财富如何，是否拥有美貌，在死神面前一律平等，人人都会走到生命的尽头，不管挣扎还是接受。从这个角度解读，小荷尔拜因的《死亡之舞》体现出一种社会批判的意味，也同时含有一种朴素的平等观念。

小汉斯·荷尔拜因《死亡之舞》第二十七图《占星家》

小汉斯·荷尔拜因《死亡之舞》之三十八，农夫，1526 年

中世纪末期，这种观念几乎是自然而然在民众中形成的。在黑死病的废墟中，文艺复兴开启了文化上的转型，人文主义、个人主义、世俗主义诞生，文学新潮流不断涌现。有学者认为，正是因为“黑死病”带来的社会变革，从某种程度上引发了“文艺复兴”。

作为欧洲对黑死病所带来恐惧的艺术回应，“死亡之舞”成为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即通过对死亡戏剧性的描绘，来提醒人们以一种虔诚的态度生活：“记住人终有一死。”

▶《拿破仑看望雅法的鼠疫病人》

《拿破仑看望雅法的鼠疫病人》（Bonaparte Visiting the Plague-Stricken at Jaffa）是浪漫主义的先驱、法国著名新古典主义画家安托万-让·格罗（Antoine-Jean Gros，1771年3月16日－1835年6月25日）1804年完成的一幅可载入史册的画作。看懂这幅画，需要一点“医疗社会史”。

《拿破仑看望雅法的鼠疫病人》1804年，布面油画，532x720厘米，巴黎卢浮宫

1799年，30岁的拿破仑进军叙利亚。当法国军团来到巴勒斯坦雅法（Jaffa），一场鼠疫不期而遇。军团每天都有数名或十几名士兵死去，一时间人心惶惶。有谣言传说拿破仑处死了士兵，从肉体上放弃了他们。

为了反击谣言和安抚人心，1799年3月21日，拿破仑带领首席军医、官员去探视这些士兵，并且告诉他们那不是鼠疫，只是一种淋巴结发炎导致的发烧。为了证明这一点，他用手去触碰士兵的患病处。首席军医叫勒内-尼古拉斯·德斯热内特（René-Nicolas Dufriche Desgenettes），他后来追述道：“将军（拿破仑）步入医院和病房，跟几乎所有意识清醒能听他说话的病人交谈；并有一个半小时以极大的冷静，忙于处理一件件琐事。在一个挤满人群的窄小的病室里，他还帮着抬举，也就是搬运士兵那令人厌恶的尸体，这些尸体的军服上都被鼠疫脓疱流出的脓汁弄脏了。”

拿破仑于1799年5月17日撤军。10天后，他在给法国总部的报告里解释说是因为鼠疫泛滥，才被迫从阿克里撤退。那时，有传言说拿破仑放弃了感染鼠疫的士兵，用过量的 *** 酊毒死了他们。直到1804年，拿破仑加冕为皇帝，这些谣言还在流行。于是，拿破仑安排著名的浪漫主义画家安托万-让·格罗（Antoine-Jean Gros）为他作画，就画当年他不怕感染，到达一线慰问的事情。

《拿破仑看望雅法的鼠疫病人》局部放大

画面具有史诗般的气魄，细节刻画惊人的细腻。拿破仑和他的军官们位于画的中央，左右有两组鼠疫病人，前景则是隐没在暗影中的重病员。众多的人物在均衡的构图与富有旋律的节奏中取得统一。东方式的大厅拱门外，是古城堡的围墙，远景是 *** 建筑和丘陵，表现了典型的历史环境。画家使用建筑的透光，集中于右方，以突出拿破仑的形象。左边人物中有个垂危者正挣扎着，激动地想抬头看一眼统帅。这种强烈的情感和拿破仑的冷静与严肃形成鲜明的对比。

《拿破仑看望雅法的鼠疫病人》局部放大

拿破仑身后的一名军官，因为怕病人身上发出的臭味，用一块手帕捂住鼻子。右边，一位土耳其医生跪在地上，显然是在给一位病人腋下的腹股沟腺炎放脓。右下角，一位染上鼠疫的法国医生已经瘫倒在地。画的左边， *** 人在奴隶的陪同下给病人分发面包。病人们大部分都裸体，披一袭毯子，或者只穿一点儿。他们都处在阴影之下，或者低着头，或者回头看着拿破仑……

《拿破仑看望雅法的鼠疫病人》局部放大

《拿破仑看望雅法的鼠疫病人》局部放大

格罗曾任拿破仑御用画师，故画作大都选取拿破仑远征题材。他根据1799年拿破仑军队东征途中的鼠疫情景创作了《拿破仑看望雅法的鼠疫病人》完成后不久，在1804年9月的沙龙上展出，引起了轰动，随后入藏卢浮宫的达鲁厅（Salle Daru）。

▶《大瘟疫》

在丽塔·格里尔(Rita Greer)的这幅《大瘟疫》（The Great Plague）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伦敦街头的景象。

在一片混乱中，远处的晚霞显得如此突兀。所有的店铺关了门，街上几乎看不到行人，路旁长满了茂盛的杂草。城内唯一能够不时打破沉寂的工作，便是运送尸体。画面正中间的人们，正在把死者的尸体倒入火坑中烧掉，浓烟与晚霞对抗着，弥漫在整个城市中。

在他们前面，画面的右下角，一位哭泣的妇人手中抱着已经死去的孩子，在她旁边站着的是“鸟嘴医生”，这是当时治疗瘟疫的医生所有的特殊装扮，是最早的“隔离防护服”。他们在“鸟嘴”中装满芳香物质，以确保自己不被病毒感染。

《大瘟疫》（局部）

▶《阿什杜德的瘟疫》

《阿什杜德瘟疫》（The Plague of Ashdod）又名《达贡庙中的约柜奇迹》（The Miracle of the Ark in the Temple of Dagon）。

普桑所绘《阿什杜德瘟疫》（The Plague of Ashdod），1630年，卢浮宫藏。

作为17世纪法国巴洛克时期最为重要的画家，在西方绘画史500年历史中，尼古拉斯·普桑（Nicolas Poussin ，1594－1665年）堪称法国的“学院派之父”。他于1630年创作的这幅《阿什杜德的瘟疫》（The Plague of Ashdod），忠实纪录了公元168年罗马帝国突然爆发的大规模鼠疫情形。

尼古拉斯·普桑（Nicolas Poussin）

当时的罗马，平均每天就有2000人染病死去，彻底成了一座死城。连最尊贵的罗马帝王都没有幸免。先是维鲁斯大帝于169年染病身亡，紧接着在十年后驾崩的则是他的继承人安东尼大帝——“安东尼瘟疫”也因此得名。

在《阿什杜德的瘟疫》的前景和右边，我们看到了鼠疫造成的死亡景象。在画面中央和左边，人们仰望圣殿中最左边的约柜。而就在神庙下方的浮雕处，我们看到了几只老鼠，它们是传播疾病的媒介，四处乱窜。

《阿什杜德瘟疫》局部放大

画中布满了骚动的人群，前景描写瘟疫的惨况：最醒目的是一个倒卧在地，身边还有两个待哺婴儿的母亲。从已经发青的尸体看来，显然死去多时；一个男子捂住口鼻正弯腰试图救起其中一个幸存的婴儿；右边另一名垂死的老妇人绝望地枕在石柱上，心如死灰，对身边一切、包括求助于她的孩子毫无反应。妇女、老人、幼童三种弱势者的牺牲者烘托了瘟疫的无情；周遭往来的人们束手无策，他们小心翼翼唯恐被感染，摀住口鼻的动作显示出现场弥漫的恶臭。

《阿什杜德的瘟疫》局部放大

中景描写瘟疫出现的原因：神殿内高高摆着天使守护着的方形约柜，其下方倒着一个破碎的大衮神像躯干。在非利士人的惊慌议论中，一个白袍祭司向众人指出灾难的根源——约柜。神殿下方的浮雕饰带刻画着非利士人和犹太人之间的战斗，等于交代了事件的背景。右边神殿台阶上搬运尸体的情节与前景的瘟疫主题呼应，也暗示死者的众多。

尼古拉斯·普桑（Nicolas Poussin ，1594－1665年)

画面上因无人埋葬而在街道上开裂、腐烂的尸体，腹部肿胀，大张着嘴，如洪流般喷出阵阵脓水，眼睛通红，手则朝上高举。尸体重叠着尸体，在角落里、街道上、庭院的门廊里以及教堂里腐烂。画中人物都捂着鼻子，仿佛一股股瘟疫带来的腐烂的气息能传到画面之外，而画面前面，一个孩子正在吮吸着死去母亲的 *** ，这个细节让作品更加残酷和悲情。

《阿什杜德的瘟疫》局部放大

整体色调在蓝色天空衬托下略显昏暗，制造出压抑的气氛，仿佛瘟疫也在空气和光线中传播。普桑把瘟疫时的人性表现得很深刻，有逃避、恐惧的感觉；有关心互助的；有冷漠指责的，看似纷扰，一切却都又在严谨有序的构图安排中。

▶《圣洛奇请求圣母治疗瘟患》

讲述鼠疫袭击亚速军队

《圣洛奇请求圣母治疗瘟患》是19世纪法国“新古典主义”的开创者雅克·路易·大卫（Jacques Louis David,1748-1825）作于1780年的一幅名画，现保存在卢浮宫。

雅克·路易·大卫（Jacques Louis David,1748-1825）

这是以《圣经》为题材的一幅作品，表现了鼠疫袭击亚速（在现今伊朗）军队，士兵哀嚎祈求圣母的帮助。请求的代表叫洛奇，他处于一堆死亡者之中，高昂着头，双手作揖，跪求坐在高高岩石顶部的圣母玛丽亚。只见她怀抱耶稣，为人类所遭受的苦难而悲痛不已。

《圣洛奇请求圣母治疗瘟患》作于1780年，现保存在卢浮宫。

这幅作品特别接近拉斐尔的圣母画像，是典型的拉斐尔风格，画面的色彩特别鲜明，主要的色彩是棕色、蓝色和黄色，这是古典主义绘画的三原色。在此用色基础上，画家再调配进红色、绿色、灰色等颜色，从而产生过渡。特别是由好几种颜色混合在一起所产生的灰色，具有明显的过渡作用。

从整体构图的角度来说，这幅画具有文艺复兴时期由拉斐尔他们所创造的一个最稳定的构图样式，也是古典主义绘画中最常见、最为经典的结构，直至今天，不管是画油画还是中国画还在使用——三角形构图。三角形并不一定要放在正中间，放在正中间左右对称了并不好看，所以我们看到大卫安排圣母偏向左侧，她的崇高与神圣来自于身处金字塔尖的位置感烘托。所以，也可以把三角形构图称之为金字塔结构。

（八）《来自罗马的鸟嘴医生》（《Doctor Beak from Rome》）

人类同死神的抗争其实从未停歇，只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未能踏入正确的轨迹。法国医生查尔斯·德洛姆（Charles de Lorme）于1619年发明的传染病医生防护服。面具类似鸟喙的结构中装有香料或草药、身披长袍以隔绝秽物，同时手持长棍以避免直接接触病人。

从14世纪开始，很多画作都纪念了黑死病横行欧洲这段黑暗的历史，其中许多画中都出现了这个鸟嘴医生的形象。黑色的斗篷、诡异的面具、含义不明的木棍，这是当时的医生为了杜绝感染而穿戴的鸟嘴防护服，这是人类开始寻求科学防治的尝试。

《来自罗马的鸟嘴医生》

保罗·福斯特（Paul Fürst ）的《来自罗马的鸟嘴医生》（Doctor Beak from Rome），创作于1656年。这幅画就反映了中世纪时，黑死病横行欧洲，当时的医生为了杜绝感染而穿戴的鸟嘴防护服，虽然作用甚小（大多数医生感染身亡），但毕竟是人类开始寻求科学防治的尝试。

在当时的条件下，鸟嘴医生已经是把防护做到极致的人群了，戴上这种面具的人很像乌鸦人，和传说中的死神形象极为相似，而且鸟嘴医生出现的地方也一般就会有人死去，这就更加衬托出了鸟嘴医生的恐怖形象。

▶《医院里的圣洛克》

雅各布·罗布斯提（Jacopo Robusti）

丁托列托（Tin-toretto,1518-1594）的作品《医院里的圣洛克》（St.Roch In the Hospital）画于1549年，描绘的是一位基督教圣人圣洛克在医院里为病人看病的场景。

丁托列托﹝1518-1594﹞

《医院里的圣洛克》（St.Roch In the Hospital）画于1549年

丁托列托（Tintoretto，1518-1594）是16世纪意大利威尼斯画派著名画家。这个名字不是他的真名，而是外号，意为“染坊之子”。他原名叫雅各布·罗布斯蒂（Jacopo Robusti），是著名的画家提香（Titian）最杰出的学生。他宣称的志向是将提香的色彩和米开朗基罗的形体结合起来，在两位大师的影响下，形成了其作品独特、宏大的场景和强烈的明暗对比以及激动人心的戏剧性效果的艺术面貌。

《医院里的圣洛克》局部放大

丁托列托的自画像

画面描绘了人们在医院中应对鼠疫的真实情景，不同年龄、不同身份、不同性别的病人们，在被病毒缠身的时刻所呈现出的各种痛苦和躁动不安的神情状态。画家十分重视人物动态和情绪的把握，不放过微妙细节的捕捉与刻画，加上坚实有力的形象塑造和强烈的光影运用，使观者如临其境，感同身受。

▶《被瘟疫侵袭的罗马城》

上图是在19世纪法国著名画家居勒·埃里·德洛内（Jules-lie Delaunay）笔下诞生过一幅名为《被瘟疫侵袭的罗马城》（Peste à Rome）的油画。

德洛内生活在19世纪中叶的法国，其时距离黑死病笼罩欧洲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数十年之久。不过，画坛前辈安托万·让·格罗等人绘制的反映疫情的诸多作品，如《拿破仑视察雅法鼠疫病院》，仍然对德洛内影响颇深。为了警醒世人铭记那个疫鬼肆虐的年代，他从1857年便着手筹备、构思《被瘟疫侵袭的罗马城》，直至1869年方才创作完成，整个创作周期长达12年之久，现由巴黎奥塞美术馆收藏。

这幅画撷取了圣徒塞巴斯蒂安殉道故事中的场景。塞巴斯蒂安是戴克里先称王时期的禁卫军队长，因信仰问题被戴克里先下令乱箭射死，因为塞巴斯蒂安的威望非常高，行刑者们都不愿意射出致命一箭，枪口抬高的结果使他活了下来。死里逃生的塞巴斯蒂安并没有躲起来，他去见国王戴克里先理论的时候，反被国王下令当场乱棍打死。

《被瘟疫侵袭的罗马城》局部放大

德洛内的油画《被瘟疫侵袭的罗马城》就是描述塞巴斯蒂安被害以后，接下去发生的事情：一位天使指挥一个疫鬼手持长矛戳击那些助恶为虐害死塞巴斯蒂安者家的大门，门被戳几下家里就死几人。

▶《圣殇》

《圣殇》（Pietà）是圣经艺术作品中一再重复的主题，其中最为著名的是米开朗基罗的雕塑作品。1576年的威尼斯瘟疫肆虐，88岁的提香·韦切利奥（Tiziano Vecelli）也以《圣殇》为题材完成了一件带有恐怖色彩的作品。

提香·韦切利奥（Tiziano Vecelli）

提香·韦切利奥，又译提齐安诺·维伽略（Tiziano Vecelli或Tiziano Vecellio，约1488/1490年–1576年8月27日），英语系国家常称呼为提香（Titian），他是意大利文艺复兴后期威尼斯画派的代表画家

提香的最后一幅作品《圣殇》直接和家族感染疫病的悲剧相关：他的长子和他自己都先后因鼠疫去世。《圣殇》的创作开始于1570年，直到艺术家于1576年逝世时仍然没有完成。画面表现的是基督的尸体被从十字架上取下来的时刻。圣玛丽怀抱着这具尸体，一侧是玛丽·玛德兰娜惊恐地站着；另一侧是圣吉罗姆跪倒在地。在画面的右下角，有一幅画中画，图上是两个人向圣母子乞求佑护。

提香的最后一幅作品《圣殇》

这是代表了提香和他的长子奥拉齐奥的祈愿画（ex voto）。作品后方还有提香家族的族徽。史家们也基本认同，中心画面里跪倒的圣吉罗姆就是提香本人的自画像。画面表现的是夜晚，所有的光芒似乎都从耶稣基督的尸体中散发出来。画面中心的颤动，轮廓线模糊的手法，是提香用手指蘸着油画颜料涂抹的结果。这是一幅充满悲剧舞台力量的作品，提香本来也是想把他作为自己坟墓上的作品放在圣方济各会的荣耀圣母教堂，甚至选好了位置，并为此设计了一个合适教众逐渐靠近观看的视角。

可以想见，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1576年酷热潮湿的夏夜，提香这具九十岁的病痛之身，如何以一个艺术家可以做到的熟悉和诚恳的仪式要素：手、颜料和画布，不停歇地向他的神乞求生命安全。不停歇地将肉体的经验，恐惧和渴求，几乎直接用肉体本身(蘸着颜料的手指)传达到这幅6年多从未完成的作品上。

威尼斯在黑死病最大的一次爆发之后，还是无间断地被瘟疫袭击：1361到1528年发生瘟疫22次。1570到1577年，也就是杀死提香的那次腺鼠疫，夺取了城市三分之一的人口。从这样的强度和频率来看，同时代艺术家的直接反应是微弱的。九十高龄的提香应该在这座故乡城市亲历了许多次瘟疫的袭击，他曾经两次绘制抵抗瘟疫的圣人塞巴斯蒂安。但在最后的《圣殇》中，只留下“画中画“作为一个解密的直接线索。

▶《日落》

威尼斯画派的最响亮的两个名字：乔尔乔内（Giorgione）和提香·韦切利奥（Tiziano Vecelli），都死于腺鼠疫。乔尔乔内作为短命的三十六岁天才只留下一幅跟疫病有关的作品：《日落》。

这幅作品约完成于1506年。画中下部是两个尺寸微小的人物：圣洛克（Saint Rocco）和戈瑟德公爵。他们都穿着普通的服饰，从外表看很难指认他们的身份。圣洛克是天主教传统中保护腺鼠疫病人的圣人，传说也曾因此患上腺鼠疫被放逐山中。戈瑟德公爵和他的狗救助了这位圣人。圣洛克因此而常常被表现为大腿根部有脓肿（腺鼠疫的一个常见病症），而且带着一只狗。乔尔乔内再现的就是公爵在包扎圣洛克的腿部伤病。画面右后方，中景里的圣乔治屠龙场景是后人因为画面损伤而加入的。湖中的黑色阴影也因画面难以修复而未解其意。

《日落》局部放大

整个作品的构图层层错开，人物尺寸微小，不位于中心，而是以山石，树，湖泊等自然风景为结构主线。画幅中心结构打开，直通远方，渐次退去的奇妙的碧蓝和鱼粉色天空是典型的乔尔乔内手法。有艺术史家声称这幅作品是为了庆祝威尼斯1505年击退了一次瘟疫蔓延。但其中既没有传达狂喜和胜利，也没有恐惧和悲凉，只是山林黄昏的优美和感伤，以及渺小人类之间互相呵护的一丝温暖。如果这幅作品不是被严重损坏，应该是乔尔乔内开启的神秘风景系列的代表作。乔尔乔内在四年后去世。瓦萨里声称他是跟一位染有此病的妇人恋爱而被传染上的。

（3）世界著名雕塑中的鼠疫

▶尸体纪念碑：

瘟疫爆发期间，很多人只能葬在无名的坟墓或墓坑里。

出于对这种完全消失的感觉的恐惧，有条件的人要求在自己的坟墓上留下足够的标记。

在大约两个世纪里，有钱人在墓顶安放自己真人大小的雕像。

14世纪90年代，出现了一种新的墓葬形式，主要是主教、红衣主教或贵族下葬时衣冠整齐的形象和真人大小的腐尸像并置，被称为尸体纪念碑（Cadaver monument）。

英格兰最早的腐尸墓属于坎特伯雷大主教亨利·齐切尔（Henry Chichele）。在陵墓的铭文中写道：“我出生贫苦，后来升为主教。现在一病不起，将成为蛆虫的食物……你们死后也会和我一样：全是可怕的尘土、蛆虫和腐肉。”

约翰·菲兹阿兰的尸体纪念碑，第14代阿伦德尔伯爵，死于1435年。苏塞克斯阿伦德尔城堡的阿伦德尔礼拜堂。

马萨乔：《三位一体》，1425-28年湿壁画，佛罗伦萨新生圣母堂。画面下方是绘制的尸体纪念碑。该作品是西方美术史上已知的保存下来最早运用科学透视法的作品。

▶维也纳黑死病纪念柱

维也纳黑死病纪念柱是欧洲最大的巴洛克式的“黑死病纪念柱”。1679年的维也纳黑死病肆虐，鼠疫几乎夺走了三分之二维也纳人的生命。后来为了纪念死于鼠疫的受难者，奥地利皇帝利奥波特一世下令建造了这尊黑死病纪念柱。

黑死病纪念柱位于维也纳最繁华的大街——格拉本大街，是巴洛克风格雕塑的代表作之一，也有人称其为欧洲最精美的巴洛克雕塑。

维也纳黑死病纪念柱

这座意义非凡的纪念柱分为三层，顶端是金光灿灿的圣三位一体像。下面雕刻着一群天使立于云端，代表连接人类和上帝的桥梁，也象征着鼠疫的女巫被天使推向地狱。中间柱身是半跪在地上的奥地利皇帝利奥波德一世，他摘下皇冠，虔诚地向上帝祈求保佑自己的臣民。

维也纳黑死病纪念柱

纪念柱整体为三面，三个角镶嵌有哈布斯堡家族统治的领地盾徽。当时正值神圣罗马帝国如日中天，其辖地也体现在了这座纪念柱上。西侧是代表神圣罗马帝国的双头鹰，上方天使手持书卷，刻有“圣父创世者”的字样。东北侧是代表波西米亚王国的双尾狮盾徽，书卷刻的字意为“圣灵净化者”。东南侧是代表匈牙利王国的红白条双十字盾徽，书卷上刻的字是“圣子救世主”。

维也纳黑死病纪念柱

纪念柱底层三面各雕刻有一段拉丁文的誓言，虔诚地为世民祈福。西南侧的主立面刻的是赞美上帝的词语；东侧刻的是“仁慈的上帝，您谦卑的仆人在1679年向救世主耶稣基督发誓：我和我的家族、臣民、军队和所有领地永远在您的慈悲护佑之下”；西北侧刻有“利奥波德一世，您谦卑的仆人，将尽所能感谢您于1679年将灾难性的瘟疫从奥地利移走”。

这场灾难性的瘟疫指的就是黑死病，也就是“鼠疫”。

维也纳黑死病纪念柱

▶《夏龙的雷内尸体纪念像》

在形象志的历史上，被瘟疫激发的视觉表现，最活跃的阶段是西方中世纪晚期。“黑死病”（腺鼠疫）在14世纪吞噬了欧洲近百分之六十的人口，当时的人经历了他们有生以来最大规模的肉体被消灭的过程。视觉制品中第一次出现了大胆直接地面对死亡作用于肉体的效应。雕塑工匠开始对照真实的尸体来 *** 石棺上的雕像，有的时候突显骷髅骨架，有的时候突显腐烂的肉身和蛆虫。

里吉尔·里希耶：《夏龙的雷内尸体纪念像》，约1545-47年，大理石，巴勒杜克圣埃蒂安教堂，法国

法国艺术家里吉尔·里希耶的《夏龙的雷内尸体纪念像》完成于1545年，死去的王子被雕刻为一具仅仅覆盖些许破碎肌肤的直立的骷髅，其右手高举自己干枯的心脏以奉献给神，左手十指痛苦地抠进左胸的肋骨。除此之外还有被艺术史家潘诺夫斯基称为“双层甲板”（double decks）的转变雕像：上层躺着栩栩如生的肉体，服饰精美完整；下层则是一具毫不携带尘世信息的白骨。这样的雕塑在教堂中往往以敞开的侧面示人以便观者可以看全这种肉身到白骨的变化。

《约翰·菲查伦的尸体雕像》，约1435年，大理石，252.5x113x121.5厘米，菲查伦礼拜堂，阿伦拜尔城堡，英国

（4）世界著名影视剧里的鼠疫

▶歌剧《罗密欧与朱丽叶》

疫疾病如此频繁地爆发，为著作家们提供了一种合乎逻辑且令人信服的手段来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

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威廉·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的爱情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Romeo and Juliet），故事是在意大利维罗纳爆发鼠疫的背景下展开的。

威廉·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

《罗密欧与朱丽叶》（Romeo and Juliet）

《罗密欧与朱丽叶》（Romeo and Juliet）

《罗密欧与朱丽叶》（Romeo and Juliet）

这个故事的悲惨结局就是疾病导致的，鼠疫的肆虐蔓延中断了维罗纳和曼图亚之间的书信往来。当约翰修道士试图将朱丽叶那封至关重要的信件交给遭到放逐流亡在曼图亚的罗密欧时，约翰修道士被强行扣押：“城里的搜查人员怀疑我们……走进了一家感染了瘟疫的房屋内，他们将房门全部封死，目的是不让我们出去。因此我的曼图亚之行就此被耽搁了……他们非常害怕传染到瘟疫”（第5幕，第2场，台词第8-12行和第17行）。因此，在莎士比亚的笔墨下，鼠疫的肆虐横行提供了一个完全合乎于情理的技巧手段，构造了这对不幸的恋人以及他们双方自杀殉情的故事情节。莎士比亚戏剧的爱好者们都会明了，在近代早起的欧洲，鼠疫是一种随时随地都有可能爆发的危险，而且没有任何预警。

《罗密欧与朱丽叶》（Romeo and Juliet）

《罗密欧与朱丽叶》（Romeo and Juliet）

▶电影《黑死病》

电影《黑死病》（Black Death）是由克里斯托弗·史密斯（Christopher Smith）执导，埃迪·雷德梅恩和肖恩·宾等人主演的动作片。

电影《黑死病》（Black Death）海报

故事发生在1348年的鼠疫肆虐的中世纪英格兰。奥斯蒙（Eddie Redmayne饰），一个年轻的僧侣，负责引导骑士乌尔里希（Sean Bean饰）和他的雇佣兵前往遥远的沼泽地中的村庄，这个村庄因为尚未受到黑死病的侵害，所以笼罩着神秘的色彩。乌尔里希一行来到这里追捕一个异教的巫师，传闻他能够使死者复活。

电影《黑死病》剧照

在这个伴随痛苦煎熬的征程中，乌尔里希的特使找到了这个村庄，这是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乌托邦，由一个美丽的巫婆兰吉瓦（Carice Anouk van Houten饰）领导。在她向奥斯蒙说出了她心底的秘密后，奥斯蒙被迫在自己的信仰和村庄的存亡间作出抉择。死亡；每个人最终都将死去，这是人们看完电影之后最直观的感受。

电影《黑死病》剧照

电影《黑死病》剧照

无辜的平民百姓化作了堆积成山的尸骨，这样的描写在电影里几乎是随处可见的，没有人知道自己会因为什么而死去，自己会因何而得病，那夺人命的病痛又是从何而来，医生们却几乎都束手无策，求诉于信仰也同样无济于事……自己的周围每天每时每刻都在死人，邻居、亲人、朋友都在飞速地死去，最后自己也都会死去，死去同样的病症。

电影《黑死病》剧照

电影《黑死病》剧照

他们唯一知道的，是一旦得了病，自己将非常快地离开人世。而电影在最后，让奥斯曼活了下来，可是原来那个善良并且充满了爱的奥斯曼在哪里呢，一个会为一个无辜女人而冲进愤怒的人群里挺身而出的奥斯曼，到一个最终会指鹿为马地将一个又一个的无辜女人当成是女巫直接处死……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疯狂而漠然的奥斯曼；奥斯曼其实已经死去了——良善不在，而冷血的漠然却充斥在他的心里，这个奥斯曼已经不再是我们所熟知的那个奥斯曼了。

电影《黑死病》剧照

电影《黑死病》剧照

另外，西班牙电视剧《黑死病》（La Peste）也是用黑死病作为引子，让观众看到了盛名背后的塞维利亚。如今附着在“欧洲”概念上的“先进”与“文明”都还不存在，这里遵循的是原始的丛林法则，强者高高在上，而弱者群聚亦可成狼。幼小的流浪儿在城中拉帮结派。他们做着旁人不屑的卑微活计，然后在夜晚露出利齿，抢劫伤人。被辞退的工人们偷袭女雇主，撕碎她的衣裙，羞辱报复。

电视剧《黑死病》剧照

作为人心指引的宗教，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极力压制着科学与新思想的启蒙。当黑死病因为天寒鼠少而退去，主教在 *** 上欢呼是信仰让人类战胜了邪恶，将疾病归咎于“异端”的新教徒。

而被判处火刑的新教徒也没有因为自己的信念获得不惧火焰的坚强。火舌贪婪向上，镜头冷酷地记录下他们的痛苦与嚎叫，以及围观者的狂欢。

电影《黑死病》剧照

▶电影《第七封印》

1957年获戛纳大奖的《第七封印》（英文名：The Seventh Seal、Det Sjunde Inseglet），其导演英格玛·伯格曼(Ernst Ingmar Bergman)是影史的传奇人物。前卫艺术家博伊斯和“新浪潮”导演戈达尔都受到他作品的影响。他本人更是被伍迪·艾伦称为“最伟大的电影艺术家。”

导演英格玛·伯格曼(Ernst Ingmar Bergman)

《第七封印》英语版海报

影片透过理想主义的骑士布罗克以及他的同伴在蔓延瘟疫的欧洲大陆上的漂泊生涯，向观众展示了不同的人在面对死亡时不同的表现方式，同时对人类生存的意义、对信仰的根源以及上帝的存在性提出了针锋相对的疑问，同时又通过演员约瑟夫一家的生活来肯定信仰本身的力量。影片本身充满了晦涩的隐喻和象征主义的构图，可以说是最能代表伯格曼风格的一部影片。

第七封印，1957年，英格玛-伯格曼 导演作品

骑士布罗克和他的随从可以说是影片中最重要的人物，布罗克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在参加了十字军东征归来后，发现自己的祖国被瘟疫吞噬，而东征的行动也是一次十足的虚妄之举。在他最痛苦的时候，他遇到了迎接他的死神，但他不甘于在空虚中死去，他与死神展开了一场战斗——以棋对弈。

《第七封印》剧照

影片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莫过于总是骤然出现，阴魂般紧追主角一行人的“死神”。值得一提的是，身穿黑袍手持镰刀的“死神”形象，并非来自于圣经中的描述，而是出自“黑死病”时代（中世纪鼠疫的第二次大流行）的艺术家之手。形象借鉴了希腊神话的时空创造和破坏之神、使用镰刀的克洛诺斯(Kronos)和冥河的船夫卡戎(Charon)，并在以后的几个世纪间被反复描绘。每当灾难降临人间，“死神”似乎也会重新登场。

影片中最有力量的片段，莫过于一场被中断的表演：小丑在幕布前高声唱歌，为末日笼罩下的村庄带去“消遣”，幕布背后的人在欲望中狂欢，而转眼间，欢歌变成了肃穆阴森的呢喃，那是苦行僧的队伍：人们形容枯槁，互相鞭笞，一把巨大的十字架猛然砸在了戏台中央......众生百态的单人镜头组成的蒙太奇，映照出伯格曼对人性的悲悯。

《第七封印》拍摄于1956年，转眼间将半个世纪的时间过去了，人们陶醉在所谓的科学的突飞猛进的同时，也越来越丧失了自己的信仰，而除了理性的潮流杀死上帝外，人们的麻木和丧失童真也让自己的灵魂永远到达不了救赎的彼岸。而电一影让我们在面对死亡的时刻，知道了所有人都是无力的，只有保持灵魂的本真，才有可能在春天的一陽一光里享受圣母的微笑。